乡村治理的问题意识

“乡村治理”是指通过解决乡村面临的问题，实现乡村的发展和稳定。就现在的主流讨论来看，我们给乡村设定的出路在于国家的整体现代化，在于乡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自动消解。然而，这样的一个路径设计是否可行呢？中国辽阔的乡村社会在自清末启动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是否有值得追求的前景？应该说这是有关乡村的讨论前提，但奇怪的是，对这一基本前提的关注却远没有随意为乡村开“处方”那样热闹与纷杂。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清朝晚期徐徐拉开帷幕，中间经历了无数风云变幻，在二十世纪末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这种进展更多的体现在经济总量的飞速增长上面，而现代化所要求的则是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全面更新，所以，自二十世纪末展开的改革开放进程实际上是片面的现代化进程，取得的成就大多体现在经济增长的数字方面。在政策表现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动荡之后，中国政府逐渐采取经济自由化与政治管制化的“新权威体制”来寻求对中国社会的治理与掌控。这样，在显失公正的九十年代改革中，城市抛弃了农村，城市里的上层精英抛弃了城市里的底层民众，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康晓光先生认为，九十年代的改革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联合获利而底层大众全面失势的一个过程，的确有一定道理。　　

严重的贫富分化在经济上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内需不足。一方面，普通大众的收入微薄，而国家又未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步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民众既要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日常必须的生活消费，又要考虑到子女的教育以及天灾人祸所可能带来的冲击而储蓄另一部分收入，在这之后，所能用于商品消费的现金则少得可怜。所以，对于社会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消费需求能力根本与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率不成比例，满足不了中国经济对消费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在经济改革中获得丰厚财富的少数精英，他们的消费品味又不是现有的中国经济所能满足的。这部分人往往把许多从国内获得的财富用于在欧美国家的奢侈消费。综合这两个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塑造出的经济体就不能不缺乏内在的消费动力，而消费需求的乏力反过来又制约着内部投资需求的增长，所以产生了内需不足的顽症。　　

因为内需不足，急于从经济发展中获取其执政合法性的中国政府就更加倚重于“出口加工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利用经济全球化以及自身廉价劳动力充足的优势从世界市场上分一杯羹，是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能够吸纳1亿人左右的“农民工”从农业体系转入工业领域，主要依靠东南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但这种增长模式存在先天性的缺陷。最明显的在于我们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末端，赚取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用。由于分利的微薄，所以企业分配给劳动力的工资就更少，“农民工”所的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其在城市的生活与劳动力再生产，所以这1亿民工的绝大部分只能选择“在城市赚钱而回到农村生活”。其次，正如贺雪峰先生在《中国农村发展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中所分析的，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加工制造的低技术含量的商品需求有限以及如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加入了这一“出口加工”的产业发展模式，我们在全球面临的竞争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这就意味着东南沿海工业体系所能继续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是相当有限的，根本无法满足五六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的需求。　　

所以，就经济体的长远发展而言，进行整体的产业结构优化以提升经济发展层次是势在必行。按照一般的预测，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体会自动产生越来越多且丰富多样的就业机会，这样就会给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进入城市提供必要的经济动因。但这个逻辑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劳动力需要相对较高的相关职业技能。而这些职业技能必须经过较为健全的社会教育体系来完成。而我们的现实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家人根本无法融入城市，他们的生活在农村之中。他们子女的教育也大多只能在乡村破败的教育体系中进行。这就意味着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是很脆弱的，他们不一定能成为高效产业的劳动力来源。另一方面，就产业结构调整的短期来看，也容易带来普遍的失业现象甚至社会动荡。　　

即便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中国经济体的发展更为良性，我们也不要对城市化有过于乐观的估计。吕新雨先生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中指出，城市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欧洲城市化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活动，而美洲城市化虽然解决了农民问题，却同时衍生了“贫民窟问题”。欧洲的道路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复制，而美洲的道路则只是问题的转化，并不是真正的解决。　　

可见，不论从中国经济体的顽疾还是国际城市化的真实经验来讲，中国的乡民的城市化图景都是困难重重，晦暗不明，甚至显得极不现实。我们必须要考虑对于中国乡民来讲，一种非城市化的生活前景。　　

而如果我们有一个更为深远的视角，我们可能会进一步发现，即使政府通过大刀阔斧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改变了经济上内需不足的制度基础，即使中国能够正常地踏上西方现代化的路径。“城市化的梦想”也依旧可能是我们所不能承受之重。美国世界观察所的学者布朗早就指出，“目前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印度，同样，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再适合西方发达国家。”因为，西方近三百年的发展是建立在“自然资本”充足而不需考虑的基础上的。而同时西方的这三百年发展已经几乎耗尽了世界上的资源以及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自然资本”已经不像它三百年前的样子，同样具有了经济学的稀缺性。中国如果还要模仿西方走全面城市化的道路，它显然没有充足的“自然资本”。现代城市对于生态系统而言，是过于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们在此能看到，城市不仅对于乡民来讲有些遥远，而且对于人类的远景发展而言，也显得过于奢侈了。此时此刻，“乡村”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甚至可以大胆设想，正如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鼓励我们的那样，“乡村”可能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未来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在现实中，绵延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国乡土社会，却正面临着由于国家现代化进程对对乡村的长期汲取而产生的“空心化”现象，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严重匮乏，从而陷入乡村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借助媒体、广告等高效传播媒介，现代城市文化对乡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乡村在一波又一波强烈的冲击中很快丧失了文化上的主体性，失去了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在许多村庄，共同的文化生活仅仅剩下打牌、搓麻将而已……　　

在文章的最后，面对着这种种矛盾，所能得到的启示就是重建乡村社会的急迫性。“村庄”应该重新成为乡民生活的归宿所在，我们在无法为之提供一个城市的前景时，必须为之在“村庄”范围内寻求一种“值得过”的生活。甚至就整个世界面临的严峻资源与环境局面而言，“村庄”里的生活实验也可以为探索一种远离城市铺展与奢华，朴素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一种参考。这样的追求，或者可以“村社共同体”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