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作俑者”，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功不可没

   “始作俑者”，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功不可没；　　

“其无后乎”，当是使用人殉者及孔孟之流　　

                             探索者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在《孟子》中就有，可能就出自于此。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1·4》）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愿意听取老先生的指教。”孟子则问：“请问大王，用刀杀人与以杖杀人，有何不同？”梁惠王答：“没有不同。”孟子又问：“用刀杀人与以政杀人，有何不同？”梁惠王答：“没有不同。”孟子则又问：“大王的厨房中，堆满鱼肉；厩棚中，充斥牛马，然而百姓却面有饥色，郊野有饿殍。这不分明是大王犹如在统帅着野兽吃人吗？！人们对野兽之间的弱肉强食尚且厌恶，而称作为百姓父母的君王，其行政却若统帅着野兽食人，不称之有愧吗？！孔子曾说：‘应该诅咒那个开始作俑殉葬的人断子绝孙！’就因俑像人的缘故。用像人的俑殉葬都不行，怎么可以让百姓饥寒交迫，而活活地饿死呢？！”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说孔子认为是先有用俑殉葬，然后才招引得用活人殉葬，所以咒骂开“始作俑者”。由此，“始作俑者”，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罪魁祸首”的代名词！而一直被诅咒“其无后乎”了两千多年！其实这是孟轲制造的一个冤假错案。“始作俑者”，应该被平反昭雪！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使用“人殉”者及孔孟之流，倒应该被拉上历史审判台，接受人民大众的严正审判！　　

“人殉”，就是用活人（杀死或活埋）殉葬。古代人们思想迷信，认为人死后还会同生前一样生活，因而在人死后，将其生前用过的物品随葬。原始社会人们只是把工具、武器、日用品等和死者埋在一起。中国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主死后，不但用自己的妻妾、亲信等陪葬，更多的是将大量奴隶杀死或活埋来殉葬。让他们在“阴间”继续供主人役使。人殉的风气，在中国的商代，也就是“殷代”达到了顶峰。公元前世16纪，商汤灭夏桀后，建立商朝。建都亳（今山东曹县南），曾多次迁移。后盘庚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而周人改称夏为殷。在河南郑州、安阳，湖北黄陂，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遗址中都发现有以人殉葬的墓葬。晚商时期的贵族和商王的大型墓葬的殉人可达百人之多。殷墟墓葬区的1001号大墓的殉人，多数都是青少年，其中有几个甚至是幼童。这座大墓共殉葬164人。殷墟王陵东部的武官村大墓呈“中”形，其规模虽然小于1001号墓，但仍发现殉葬79人。尽管殷墟王陵区的公共祭祀场所早曾发现1228座祭祀坑，有近两千多个人牲，近年在安阳小屯村又发现了妇好墓……。上世纪70年代在王陵区发现250座商代祭祀坑，其中的191座埋葬有被杀害者的骨架1178具。比较早期的坑18组，用人牲达千人之多，一次祭祀杀人最多的为339人，一般的10至100人不等。商王和大奴隶主贵族的陵墓，成了堆积奴隶尸骨的万人坑! 较晚的祭祀坑每组用人仅10至20人。从发展情况看，时代愈晚，用人牲的现象便愈益减少。这反映着商代社会情况正在逐渐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奴隶社会人殉，数量之多，手段之残忍，范围之普遍，骇人听闻。充分暴露了奴隶主阶级野蛮残暴吃人的阶级本性和奴隶社会血淋淋的阶级关系。　　

春秋时期，奴隶制走向崩溃，人殉的做法越来越受到抨击，人殉现象逐渐减少，代之以泥木人形的制品，即以“俑”代替用活人殉葬。　　

请读者注意：在中国历史上，是先有“人殉”，然后才有“始作俑者”，“以‘俑’代替用活人殉葬”的“俑殉”，并非“始作俑者”，用俑殉葬，因其像人，所以才导致了“人殉”！到春秋时期，奴隶制走向崩溃，人殉的做法越来越受到抨击，人殉现象逐渐减少，才出现代之以泥木人形的制品，即以“俑”代替用活人殉葬的“俑殉”现象。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这是孟子在装糊涂！故意美化孔子、为奴隶主贵族阶级隐瞒其罪恶和对“始作俑者”栽赃嫁罪！要知道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后裔。孔子自称“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孔子的职业是“相礼”，为奴隶主贵族办理丧事，并自称对古代的礼仪非常熟悉。《论语·八佾·3·9》：“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子罕·9·16》：“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孔子又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13》）“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孔二无“君”、“父兄”可“事”，无“朋友”可“先施”，因此，孔二只有“出则事公卿”，“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穿梭于权贵之门，到处招揽“操办丧事”生意，以此熊吃熊喝、熊拿熊要。这是孔二给他自己画的一幅生活画像，也是当时“儒”的一幅生活画像。实际上，“操办丧事”，不仅是孔二的专业，也是孔二的饭碗；不仅是“儒”的专业，也是“儒”的饭碗。《墨子·节葬下》曰：“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在春秋时代也还有杀殉之事。秦武公卒，“从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史记·秦本纪》）“三年春二月辛卯，邾（zhū）子……卒，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左传·定公三年》）等等。春秋中叶以来，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对此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反对。诸如：“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zhēn）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左传·文公六年》）对于这些事实，难道孔子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如果说孔子真正是极力反对用活人殉葬者，为何他不诅咒用活人殉葬的天子、诸侯、达官、贵人“其无后乎！”让其断子绝孙呢？而要诅咒为替代活人殉葬而发明做俑者呢？诅咒那些以活人殉葬的天子、诸侯、达官、贵人，让其断子绝孙，才是断绝用活人殉葬残酷现实的一种真感实情的宣泄！如果要说孔子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其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始作俑者”破坏了周“礼”。要知道“人殉”，以活人殉葬是周礼的一个重要内容，否则墨子为何说“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当时所用“杀殉”者的数目，是决定于所殉葬者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对此，当然孟子更应该清楚！孔子所以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绝非是因为出于什么“仁者爱人”，“爱”那些被杀殉者，出于对他们的怜悯，而是憎恨“始作俑者”，发明创造了“俑”，以“俑殉”代替“人殉”，破坏了由“夏”、“商”至“周”，使用“人殉”，用活人殉葬的“葬礼”！“始作俑者”应该“其无后乎！”孔二鼓吹“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仁”就是“克己复礼”，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周“礼”中就包括以活人殉葬的“人殉”。用“俑者”殉葬就是“非礼”，以活人殉葬才是“礼”！“克己复礼为仁”在这一个具体问题上，就是要用活人殉葬，不能以“俑”殉葬，重新恢复用活人殉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应该断子绝孙！　　

    对于这一些，孟轲不知道吗？当然知道！所以说他是装糊涂！孟轲也是自诩“知礼”，特别是“知”以“葬礼”。对此，只要看看《孟子》即可知道，诸如《孟子·滕文公上·5·2》等等。　　

“始作俑者”，开以俑代替活人殉葬之始者。孔子认为“始作俑者”，以“俑殉”代替“人殉”破坏了周礼的“人殉”制度，而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孔子强烈地反对以“俑”代替用活人殉葬，主张用活人殉葬，为此而气急败坏地诅咒那个“始作俑者”——第一个发明创造以“俑”代替活人殉葬的人断子绝孙！孔子是一个坚决反对以“俑殉”代替“人殉”，疯狂叫嚣恢复“人殉”葬礼的人面豺狼！　　

笔者不知道在历史上，孔子都漫骂过谁，诅咒过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13·18》）、“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是儒家的一大准则传统。对孔子经过两千多年的美化、圣化、神化，可以说凡是认为有损于其“光辉形象”者统统地都被“隐”、“讳”掉了！所留下者当然都是有益于其“光辉形象”者的了！但笔者粗略地在《四书》中查了查，仍然有一大串。孔子喜欢漫骂、诅咒人，这在诸子百家中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按其出现的顺序，大致有：　　

《大学·4》：“《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庸·7》：“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孔子漫骂“人”不及“黄鸟”、“禽兽”。《论语·八佾·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对“八佾舞于庭”的“季氏”，是愤怒到极点，忍无可忍“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却并没有漫骂。《论语·公冶长·5·10》：“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先进·11·13》：“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11·25》：“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子路·13·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论语·先进· 11·23》：“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论语·子路·13·4》：“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孔子漫骂“昼寝”的宰予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漫骂诅咒其言“行行如也”、问其“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称其“迂”的子路是“佞者”！“野哉”！“不得其死然”！咒骂“子畏于匡，颜渊后”的颜渊是“吾以女为死矣”！漫骂“请学稼”、“请学为圃”的樊迟是“小人”！《论语·宪问·14·43》：“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扣其胫。”孔子诅咒“夷俟”的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并“以杖扣其胫”！《论语·子路·13·20》：“[子贡问]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漫骂与其同时代“之从政者”统统都是“斗筲之人”！“噫！”，“何足算也？”对其蔑视极了！《论语·阳货·17·15》：“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孔子漫骂与其同朝共事者统统都是“鄙夫”！《论语·颜渊·12·7》：“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阳货·17·7》：“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把“民”视为“能系而不食”的“匏瓜”！《论语·子罕·9·26》：“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季氏·16·9》：“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阳货·17·3》：“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孔子把“民”视作“困而不学”的“匏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诅咒“民”永远贫贱愚蠢！“民”的贫贱愚蠢之命是永远“不”可“移”、“不可夺”的！　　

“其无后乎”，可以说是中国人诅咒人至极的一句话。孔子不仅要“始作俑者”“死”，还要株连其子孙都要“死”！要其“断子绝孙”！为何？就是因为“始作俑者”“作俑”以“俑”殉葬代替用活人殉葬，破坏了奴隶主以活人殉葬的葬礼！孔子何其恶毒！！在奴隶主贵族用活人殉葬的葬礼已早被砸得七零八落的时代，孔子仍然如此声嘶力竭、气急败坏地诅咒“始作俑者”，叫嚣恢复用活人殉葬的奴隶主葬礼，何其恶毒！！孔子恶毒至极！！！何其残忍！！孔子残忍至极！！！　　

孟子也是一个喜欢咒骂人者。《孟子·滕文公下·6·9》：“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咒骂墨子、杨子是“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君”。现在的“中国人”都“无君”，是否现在的“中国人”都是“禽兽”？要不是“禽兽”，是否要在中国让帝王重新上台，使中国重新倒退回到奴隶主或地主专政的王朝中去？　　

尽管“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13·14》）、“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13·12》），“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仁”“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以”“仁”“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然而“‘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虽然“兽相食，且人恶之”，但是“人相食”，孟子却并不“恶之”！《孟子·滕文公上·5·4》：“[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人相食”，乃“天下之通义也”！　　

你看，孔孟一伙不仅活着，是“率兽而食人也”；死后，也是“率兽而食人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与孟子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是两句意义完全不同的话。前者是孔子诅咒“始作俑者”发明创造了“俑”，而开始改用以“俑殉”，代替“人殉”，破坏了夏商以来奴隶主贵族使用“人殉”的“葬礼”，罪该“其无后乎”——断子绝孙！后者是孟子赞赏孔子甚至于因为“始作俑者”使用“象人”的“俑”来殉葬，也诅咒他“其无后乎”——断子绝孙！实际上孔子的“良心是大大地坏了坏了的”！而孟子却称其“良心是大大的好”。这就是“孔孟之道”的“实际”和其“自夸”之间巨大的反差！孟轲不仅巧妙地把奴隶主贵族使用“人殉”，用活人殉葬的罪恶“移花接木”地转嫁到“始作俑者”身上，让“始作俑者”蒙受不白之冤（“话语权”掌握在孟轲之流手里，“始作俑者”，“匠人”无话语权），以开脱减轻使用“人殉”者的罪恶，还把孔二这个大大的恶人美化成了大大的“善人”！由此，也足以看出孔儒隐瞒其恶而美化作善、丑化他人栽赃为罪，以及把己之罪恶转嫁于人的本领之大！　　

“始作俑者”，不是导致“人殉”的罪魁祸首；“始作俑者”，发明创造了“俑”，以“俑”代替活人殉葬，“始作俑者”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他对“俑”的发明创造，减轻了“人殉”的强度，促进了“人殉”制度的废除，不知挽救了多少奴隶们的生命！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不可没；孔丘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反对“俑殉”，鼓吹“人殉”，孟轲诬陷嫁罪于“始作俑者”，其罪大恶极，罪不容赦！使用“人殉”者及孔孟之流，其罪当“其无后乎！”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始作俑者”，“为其”使“用”“象人”的“俑”殉葬，破坏了奴隶主贵族“人殉”，使用活人殉葬的“礼”！是否今天我们人民大众——各等形式的奴隶们，还要继续跟着孔二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赞赏孔子甚至于因为“始作俑者”使用“象人”的“俑”来殉葬，也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否今天我们人民大众——各等形式的奴隶们，也要继续赞赏孔子而跟着孟轲继续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希望人民大众从此之后,不要再使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或者用“罪魁祸首”以代之。

竟究是谁该“其无后乎”？是使用“人殉”者应该“其无后乎”？还是“始作俑者”应该“其无后乎”？笔者认为应该是使用“人殉”者！应该是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孔孟之流！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两千多年来孟子制造的冤假错案之一。今天应该对“始作俑者”给予彻底地平反昭雪！而把真正罪魁祸首奴隶主、孔二以及孟轲拉上历史的审判台，接受人民大众的严正审判！　　

    “人殉”制度，在春秋战国之后，仍然持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人殉”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在中国长时间存在，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统治阶级凶恶残暴和被统治阶级懦弱可欺。　　

据说（还有待于考古史料的证明）秦始皇死后，秦二世逼迫没有生子的宫女全部殉葬，而且将建造陵墓的工匠也封闭在墓内，被害者“计以万数”。秦的一系列暴政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使得后来的统治者接受了一些教训。从汉朝到元朝，人殉制度基本上被废止了。　　

然而，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注意：朱元璋是一个穷光蛋，当了皇帝，也很坏）又恢复了人殉制。他的被封为秦王的次子死时，由他降旨准以二名王妃殉葬。朱元璋本人死时，更以四十六名妃嫔、宫女殉葬。成祖朱棣死时。以三十多名妃嫔、宫女殉葬。以后的仁宗朱高炽用五名，宣宗朱瞻基用十名。当时，新皇帝一上台，便为死去的老皇帝圈定殉葬的妃嫔、宫女。名单一经宣布，宫内的人首先要向殉葬者“道贺”，殉葬者含悲忍痛群地梳妆打扮一番，接着在指定的殿阁中参加一次宴席，随后即被逼集体自缢。宣宗有个叫郭爱的妃子，很有文才，入宫不到一个月就被指定殉葬，死前，她万般愤懑地写下一首绝命词：“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这是对残酷的人殉制度的血泪控诉！　　

公元1464年（天顺八年），明英宗朱祁镇临终前特召皇太子玉至榻前，下遗诏说：“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这样，最终废止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清朝虽然在入关前实行过人殉制，但入关统治全国后即予废除。所以，严格地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实行人殉制度的朝代。　　

其实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前，在中国的大地上仍然时有人殉发生和有关报道。当时就有时文，说一家大地主的老太爷死了，买了贫穷家的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作为童男童女陪葬，被活埋好几天后，从坟墓傍边经过的路人，仍然还可以听到这两个小孩在坟墓里的哭泣声┅┅。这就是旧“中国文明”的一个缩影！　　

革命不前进，社会不进步，人民不解放，“人殉”残剧就很可能在中国重演！中国近年来在多地不断出现的“黑砖窑”、“黑煤窑”、“黑作坊”就是其先兆！　　

私有化越深入越普及，产生和隐藏这些罪恶的时空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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