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灭论》开始，中国经常“不高兴”！

当《中国不高兴》震撼登场的时候，国内不可胜数的痴迷于自由主义的所谓“知识分子”傻了，因为这堆人的丑陋本质以前只能在互联网上被揭露，而他们可以“说服”自己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可这次不同了，他们荼毒中国尊严和利益、亲美媚日的奴才相被书籍的形式赤身裸体地展示在了国人的面前——中国人从来都是更相信白纸黑字的。　　

不管怎样，畅销书《中国不高兴》至少决意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要是说该书是保守主义的著作，当然没错。在目前的语境下，“保守主义”这四个汉字肯定是褒义词。　　

不难发现，目前我国正在强势崛起的保守主义和华夏文明的周期性衰落几乎一脉相承，却也有所不同。而造成这种衰落“周期”的，并不是中国文明本身，而是外族的军事入侵和文化的大举渗透。　　

自从公元前3世纪汉王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建立以来，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后，中国的封建经济飞速发展。但封建经济的快速膨胀不断强化着地方豪门世族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在悄无声息地肢解着中央的权威，直至出现了汉末军阀混战和三国鼎立。尽管后来晋王朝结束了三国时代，统一了中国，但这个王朝根本无力建立真正的中央集权，短暂的和平后，王族之间的大混战严重削落的中国的国力，致使北部边陲一带的五支主要蛮族势力（鲜卑、匈奴、羯、氐、羌）趁机南下，压入中国北方。这些尚处于原始或奴隶社会的野蛮人在100多年的时间里竟同时、先后建立了10多个政权，史称“五胡乱华”。在这期间，他们烧杀掳掠，尽情破坏，将北方早已成熟的封建经济撕得七零八落，汉族人口急剧下降，残存的北方汉人几乎全部沦为奴隶或农奴，要不是南方汉族政权的强力支撑和留守北方的汉族豪门与蛮族的暂时妥协，那么华夏文明很可能就像西罗马那样彻底终结，汉语也许就像现在的拉丁语那样成为一种死亡了的语言。我们现在也许都只能说鲜卑语了。　　

在这个山河破碎、蛮族肆虐的动荡年代里，源自古印度、早在汉代就通过丝路传入中国的佛教开始大行其道，本族庄园主的不义、世族权力斗争的血腥特别是胡人铁骑的践踏使中国人（无论是贵族、平民或奴婢）不再坚守自汉武帝以来崇尚秩序的儒学道统，而是清谈老庄，皈依佛门，寻求彼岸的幸福，苦苦地探索灵魂的拯救之道。这种现象和同时期日耳曼部落肢解西罗马前后基督教在西欧广泛传播如出一辙。就这样，无论是在汉人统治的南方还是在蛮族窃取的北土，成千上万的佛教寺院拔地而起，循入空门的佛教徒与日俱增。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指的正是佛教在南方的巨大影响力。尽管北方战乱频仍，但连接中国和西方的丝绸之路并没有关闭，中外僧侣自由来往，从印度和西域的最新佛教思想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华，那以后的几个世纪，都是佛教炽盛的岁月。可以想象，一个来自异域的世界性宗教——佛教，在以儒学立国的华夏如此“张扬”，佛教的寺院经济也无情地侵蚀着庄园主的世俗经济，同时，胡马南渡的威胁一直是南方汉人挥之不去的噩梦，既然在军事上收复中原故土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那么在经济上打击佛教、文化上恪守中国传统（主要是儒家思想）就成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唯一选择，尽管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在齐梁时代的南方少的可怜，但毕竟存在，范缜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　　

范缜的反佛决心异常坚定，笃信佛教的梁朝皇帝和贵族发动众多的佛教高僧与之辩论，但都被范缜驳得哑口无言。为了彻底阐述自己反佛的无神论思想，范缜撰写了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神灭论》，抨击了佛教神不灭思想和因果报因说，宣扬了无神论。尽管他的这部著作根本不可能改变当时佛教鼎盛的社会现实，但无论如何，他以一人之力勇抗“潮流”，九死而不悔。或者可以这样说，范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他的《神灭论》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不高兴”！因为这是中华文化历史上第一次如此近的面对外族军事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大举渗透。尽管范缜本人没有看到佛教势力衰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这里专指儒家学说）的那一天，但400年后随着宋王朝的建立，门阀制度终于结束，儒学重新回到了应该属于她的中央地位，哪怕这一天来得有点迟了。　　

长期的部族战争严重削落了胡人的力量，汉族权贵杨坚趁机夺取兵权，大举诛杀异族，在北方重建了汉族王朝——隋，并在10年之内就进军江南，结束了长达200多年之久的大分裂时代。隋朝统治很短暂，继起的新王朝——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帝国，其军力之强，疆域之阔，藩属之众，非当时其他国家所能比拟。因为当时中国的强大，所以国民的心态也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来自西方的奢侈品、艺术和宗教等在国内广受欢迎。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洋的水运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思想、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制度等都向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难产生保守主义的思想，因为国力异常强大，汉民族的权力继汉朝之后再次处于上升期，所以中国享受到了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对外开放的真正好处：国威远播四海，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和谐稳定。唐王朝开科取士，儒学重新得到重视（虽然还没成为压倒性的力量），佛教继续繁盛，道教也有很强的影响力，除此之外，沿着丝路来到中原的聂斯托里安教、拜火教、摩尼教等也有众多信众。　　

可是，在唐王朝的势力发展到鼎盛的时代，命运却发生了极为不利于中国的转折。唐朝的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军事叛乱，尽管在公元762年这场被称为“安史之乱”的兵变被镇压下去，但唐王朝几乎崩溃。　　

很多人并不知道，“安史之乱”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变，因为叛军头领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根本就不是汉人，而是突厥人，或者说是杂胡，他们担任王朝军事重镇的指挥官。有史料记载安禄山起兵之前曾在自己的军队里大力撤除汉族军官，而换上自己信得过的蛮族将领。他们所统帅的数十万强悍武装虽说也是唐朝军队，但这些士兵有相当一部份也不是汉人，而是来自中东叙利亚地区的粟特人和欧亚大陆深处的突厥人，并且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叛变之前，安禄山和他统治下的蛮族军队就已经在北部边镇形成了实质上的独立王国。大诗人李白在《古风》诗中云：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注意，在这首记载安禄山兵变的诗中，李白没有称安禄山的军队为传统的“贼兵”，而是“胡兵”！直接点出了这支叛军的民族属性：蛮族军队。　　

所以说，“安史之乱”是起源于中国境内的、类似军人政变的一场民族入侵，而之前的“五胡乱华”、之后的女真、蒙古、满洲以及日本的入侵都基本源于境外。　　

“安史之乱”对中华民族的物质和心理造成的创伤长久地难以弥合：从晋代开始就遭到蛮族严重摧残的华北农耕经济刚刚得到短暂的恢复就又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繁华的都市和沃野千里的乡村几乎都化为了废墟，遍地尸首，人口锐减。而叛变被镇压后的安史旧将（基本都不是汉人）只是名义上的归顺中央，而实际上他们依然完全控制着黄河以北的战略要点，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强悍武装。这些粗野无知的军阀之间以及和唐朝中央军之间经常爆发残酷的激战，伤痕累累的中原地区再次出现了文明严重倒退的惨剧。特别是黄河以北地区，荒无人烟，经济几乎彻底破产，根本谈不上科技的进步和发明创造。长期的兵祸使北方的经济几个世纪都难以恢复。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中国内地的战乱，唐朝完全丧失了在几千公里的边界线上主动出击的能力，雄踞漠北的回鹘和控制青藏高原的吐蕃瓜分了西域，他们取代唐朝而和阿拉伯人坐了邻居，中国的版图被紧紧地压缩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彻底丧失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与军阀割据的内忧如影随形的就是外患的与日俱增。吐蕃和回鹘曾经合兵20万联手攻唐。而吐蕃和吐谷浑的联军更是一度攻入了世界之都——长安。　　

内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军阀割据，外有回鹘、吐蕃的武力威胁。严重的内忧外患让当时的有识之士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除了积极从政以改变现状外，更主要的则是试图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以挽救几乎四分五裂、摇摇欲坠的帝国。“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将复兴儒学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盛唐时代那种视华夷为一家的天下主义情怀变得越来越没有市场，因为华夷一家的结果就是“安史之乱”和“河朔四镇”。追溯历史，华夏人允许南匈奴内附的回报就是“永嘉之乱”。可见，夷狄的“人面兽心，畏威不怀德”的本质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保持中国的固有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全社会的开放和宽容程度开始下降，保守主义再度兴起，也必须兴起。　　

韩愈不但通过古文运动来复兴早已衰落的儒家道统，还直接参加反佛。元和年间，他上书笃信佛教的中兴之主唐宪宗，反对皇帝迎接佛骨。在慷慨激昂的《论佛骨表》中，韩愈大声疾呼：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他认为尊崇佛教不但不能享国持久，而且还会带来灾祸，南朝时的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平民百姓一旦痴迷佛教，就会不务正业，进而伤风败俗。他公然主张“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或，”哪怕“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就算佛祖真的降罪于己，也绝不后悔。救国救民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感使他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就算差点丢了性命也在所不辞！　　

韩愈，这位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伟大学者，在他生活的那个遍地是佛教徒和浪漫诗人的时代里，孤独地但却真正打开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大门。他绝对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保守主义者。而他撰写的《论佛骨表》就是唐代的“中国不高兴”！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军阀割据空前剧烈，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相比较而言，这时的南方相对稳定，虽然也有战争，但各个大小王国为了增加岁入，大多推行劝课农桑、鼓励商业的利民政策，因此南方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也超过了北方。而华北地区则呈现出一幅幅恐怖的图景：丧心病狂的战乱，泛滥的黄河之水，破败不堪的城镇，流离失所的饥民。在这里建立的五个短命王朝（后梁、唐、晋、汉、周）中，后唐、后晋和后汉三个政权的建立者不是汉人，而是居住在鄂尔多斯一带的突厥沙陀部人，以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为契机而加入到了逐鹿中原的列强中来，这群征服者大多推行竭泽而渔的愚蠢经济政策，除了征战就是享乐，别的几乎一无所知。整个北方成了人民“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地狱。　　

这个时候，在南北朝时代起就不时侵扰边地的游牧民族——契丹，在长城以北的辽河流域扎了根，已经完全做大。他们终结了自回鹘瓦解的9世纪中叶起漠北草原近100年的混乱局面，长城以北的沉重外患再次出现了。契丹人有时候甚至成为了中原那些短暂军政府的仲裁者。极端严重的是，为了寻求契丹的支持和保护，沙陀将领石敬瑭竟然将扼控长城南北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人。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从此，中国北大门的钥匙一直被异族所掌握，如果绕过一些城市，胡人或鞑靼人的铁骑在数天之内就可直抵黄河北岸，整个中原农耕区几乎完全暴露在了北方游牧或渔猎民族的屠刀之下。而且这个口子越撕越大，先是公元10世纪中叶幽云十六州被契丹占据，接着是公元12世纪中叶整个北方中原地区被鞑靼女真人所并吞，最后是公元13世纪末叶中国南方地区被鞑靼蒙古人完全征服，至此，中国全境首次彻底沦陷！上千年来积累的文明成果几乎被完全摧毁。直到14世纪汉族明帝国的崛起才暂时终结了这个恶性循环。　　

可以想象，在割让幽云十六州的10世纪到蒙元瓦解的14世纪，这400年中，不受制约的北方铁骑就像一座断头台上的巨大闸刀，随时可能落下来，一旦不可收拾，那么整个中国文明和汉民族都完全有可能就此从地球上消失，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后，宋王朝就开始尽全力收复北方边关失地。但最终没能成功。所以，从宋王朝建国伊始，政治家和学者们便忧心于自中唐以来特别是唐末五代的军阀割据现象会重新上演，更不安于北方胡骑随时随地得泰山压顶。因此，宋政府在没收地方兵权的同时也在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国防建设上，军费开支占全年财政收入的70%——80%。战争的阴霾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那些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士大夫们。宋王朝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比之前哪怕是之后的任何一个统一的汉民族政权都要恶劣和严酷。那么，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男性还是女性，如何在动乱或者在被俘获、被攻击甚至被压迫的状况下捍卫自己的尊严、民族的荣誉以及保全中国的文明道统？随着民族战争形势的日益严重，知识分子们的忧患意识与日俱增，从张载、二程直到朱熹，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在宋朝政府的支持下以“理学”的形式得到了彻底的复兴。但也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东山再起和北方异族的军事威胁密切相关。特别是受靖康之耻这一汉民族历史上空前绝后耻辱的强烈刺激，保卫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的尊严便成为了士大夫特别是理学家们关注问题的重中之重。鞑靼人的骑兵已经进逼到淮河甚至长江一线，国脉危如缕，中国已经无法再退，背后就是大海。折中的道路已经被堵死，在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最后决战中，只有拼死抵抗，直至彻底终结。而完成复兴了的儒学（理学）将是举国抵抗最后入侵的精神支柱。不巧的时，鞑靼人在北方的沦陷区内提倡佛教，而这恰恰更加强化了佛教是外来文化的特征，是“蛮夷之说”。所以，在外族军事力量和文化双重入侵的艰危时代，提倡和复兴儒学是唯一在精神上能够保护中国文明的必然选择。这是真正的软实力！和先秦两汉相比，这时候的儒学已经变得空前强硬而保守，华夷之辩也被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些固有的观念得到了真正的强化，如“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不但要忠于自己的君主，也要忠于自己的民族。宋理宗时期，理学被正式定为官学，这个时候，也正是收复国土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蒙古军队正式拉开攻宋帷幕的日子。铁骨铮铮的文天祥那忠昭日月的名言：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这正是中国传统文明赋予的神圣力量，也是理学精神最为全面的表达。可以毫不怀疑的说，正是发轫于中唐韩愈时期、完成于南宋时代的儒学复兴——这一绵延400余年的保守主义精神，才帮助中国人民艰难地度过了在异族蹂躏特别是在蒙古统治下那最为绝望的一个个黑暗日子，最终坚持到了明朝崛起和汉民族的重生时刻。　　

作为现代人，如果不负责任的话，可以毫无良知地表达一种观点，即：儒学在宋代的复兴使中国越来越趋向保守，是封建社会衰落的结果，最终拖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后腿，使中国的历史发展从此落后于西方。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姑且不谈明朝中后期理学的分化和脱胎于斯的近代启蒙精神，也不谈满清鞑靼政府后来对程朱理学核心理念所进行的偷梁换柱似的无耻篡改，就单单从对付蒙古暴力统治的方面看，如果没有理学的保守主义，我们现在可能都在说蒙古语了，而中国文明和汉民族这类名词也许就只能在发黄的《消失的古文明》一书中找到了，就像古埃及文明和党项——西夏文明那样！　　

蒙古游牧民空前绝后的世界性大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格局。漫无天日的种族灭绝、破坏焚掠、毁田放牧和种姓歧视，使欧亚大陆主要的先进文明体非死即残。长久以来一直领先世界的华夏文明遭到了几近致命的摧残，仅人口就锐减6000万——1亿左右，数不胜数的文明成果永远不会见于天日了。在宋代中国就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合资公司，可是在包括蒙古人在内的、不间断的鞑靼入侵狂潮中，这种先进的组织模式还有可能存在下去吗？当改革开放后我们从欧美引入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样的模式在我们宋朝的时候祖先们就已经基本拥有了！悲夫！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曾经无比富庶的华北平原，作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从五胡十六国开始，安史之乱，沙陀五代之乱，女真洗劫，再到蒙古横扫，蛮族反复地扫荡使其彻底丧失了活力，即使几个世纪后经济也无法恢复，直到当代还是远远地落后于南方。而阿拉伯——波斯的文明更惨，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尊严，伊斯兰教的力量几乎被彻底毁灭。从所谓的突厥斯坦地区到安纳托利亚，从南俄草原到印度洋，恶魔般耸立着的蒙古四大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以及伊儿汗国）实际上已经成了撒拉逊人和波斯人走向没落的标志。　　

但在蒙古的大征服之下也有受益者，这个受益者当然不是蒙古人自己，而是西欧人。当蒙古人的烧杀掳掠使包括西欧人的东方邻居东欧人和罗斯人在内的几乎大半个欧亚大陆淹没在血泪之中时，刚刚走出黑暗时代的西欧却因一系列极端偶然的原因没有成为蒙古铁骑蹂躏的对象，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固有文明。相反，西欧人聪明地利用了蒙元及四大汗国的建立而结束欧亚大陆国家林立、陆上丝绸之路重新开通的天赐良机，积极地往返于东西方之间，开拓了眼界，中国的四大发明等东方世界的文明成果也通过丝路传到了欧洲，西欧人如饥似渴的学习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加速了西欧文明的崛起和进步。可是，一度相互隔离的东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随着蒙古世界帝国的建立而重新加强后，对东方文明（特别是华夏文明和阿拉伯——波斯文明）却产生了和西欧截然相反的结果。对中国人来说，在汉唐时期，因为中国自身力量的强大，处于对外扩张阶段，实际上是自身文明输出的阶段，所以那时中国人不但可以弘扬自己的固有文化，而且还拥有足够的自信学习更多的外来文化，因为我们处于强势地位，所以这些外来文化（如艺术、思想、食品等）很快地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中，反而使中国的文明更加昌盛。但是，在宋朝和蒙古统治的时代，对外交往的越发强烈反而促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以及文明变得越来越强硬，越来越保守。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宋元是外族大举入寇、文明惨遭摧残并最终沦为亡国奴的时代，外来文化几乎是伴随着胡骑的撕鸣而强势入境的。特别是在蒙元统治时期，大量的外国宗教、外国商人、外国官员来到中国，他们欺压中国人（因为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将中国人列为最低贱的民族，可以肆意虐待和侮辱），无恶不为，并且辅助蒙古统治者横征暴敛，对外制造贸易逆差，对内制造通货膨胀，人民最终一贫如洗。而蒙古统治者恰恰是要利用那些来自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人来对中国人专政，帮助自己掠夺中国财富。在普通的汉人看来，包括这些外国人和外国宗教在内的几乎所有外来事物不但都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它们都和蒙古统治者息息相关，都是中国苦难和屈辱的帮凶。在外来文化的强势压迫和威胁下，保护风雨飘摇的中国固有文化比学习那些外国的文化（哪怕是先进的事物）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华文明的根本和生死存亡。当蒙古在中国的统治永远地终结后，那些几百年来随着胡人的战马接踵而至的外来事物绝大多数都被华夏民族扫地出门，因为“中国不高兴”！　　

不错，明朝建立的中前期，自中唐500多年来因外患而自发形成的保守主义精神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受够了入侵和压迫，所以获得了解放的中国人几乎不欢迎外来事物，政府一度规定“片帆不得下海”。而且处理民族关系也绝不手软，吸取了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无论是蒙古还是西南部族，只要影响到中国利益，虽远必诛之。　　

隆庆、万历年间，中华文明再次兴旺起来，和发展起来的西欧文明一道，同时站在了社会转型的大门口，中西方再次以平等的心态开始了真正的交往和较量。但满洲鞑靼人的入侵扑灭了一切希望。西欧独自跨入了近代的门槛。关于满清对于中国文明所犯下的罪行，如果用语言来形容的话，可能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或许一生都说不完。这里就不细说了。　　

西方国家总是赞颂蒙古等草原帝国的所谓“丰功伟绩”：出色的军事技术，打通了欧亚大陆，方便了交往。当然了，西方人或许真的该感谢这些草原民族，因为正是这些骑马民族打垮了其他先进的文明体，而让西方人后来居上，一枝独秀。西欧和日本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他们历史上从来没有遭受过骑马游牧民族的血腥破坏，所以它们国家的社会一直遵循历史规律，从低级向高级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而亚欧大陆的其他几乎所有地方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蛮族的洗劫，曾经先进的一个个古文明不是被彻底毁灭，就是元气大伤，进而退出人类文明的中心地带。就看看西欧的近邻东欧吧，虽然东欧的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洗礼的时间比西欧罗曼人和日耳曼人要晚一些，但社会发展的进程并不比西欧慢很多。只要假以时日，东欧也完全可以像西欧那样实现民族大融合，组成一个个近代式的民族国家。可是，因为来自欧亚草原一波又一波骑马民族的猛烈攻势使东欧的斯拉夫各民族走上了和西欧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先是阿尔瓦人，后是保加尔人和马札尔人，尔后是蒙古鞑靼人，最后是奥斯曼突厥人。反复的征服和奴役，不但无法促进东欧的民族融合和社会进步，反而使当地的社会经济严重倒退，民族不断走向分化，刚刚建立的国家架构一次又一次解体。这种分化和瓦解一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有迹象显示，科索沃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这种悲剧就此终止，巴尔干局部地区的重组仍有可能继续下去。　　

中国或许更具典型性，从宋代到新中国建立，中国就反复遭到异族的入侵和压迫：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后来还有西方列强和日本人。野蛮的征服和沉重的压迫，使得中国社会发展长期地停止、倒退。西方之所以会选择回避蛮族入侵的影响，甚至会赞扬蛮族的入侵行为，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误导那些曾今被游牧民入侵而至今衰落的国家，让这些国家觉得西方国家之所以先进，是因为西方文明天生就很优越，而本民族自身的文明是劣等文明，要想发展起来，只有彻底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选择完全西化。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必将是一无所有。正中了西方人的圈套。现在中国很多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朝思暮想地正是完全西化，让西藏、新疆、内蒙等民族地区“自由”，将中国彻底肢解，然后一心一意做美国的狗奴才。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当然会全力诋毁中国的传统文化。　　

如果人们深入探讨游牧民入侵对于人类文明的几乎决定性的影响，就有希望摘掉今天依然戴在西方文明头上的“唯一的高等文明”光环，让世人明白：西方的发达并不是它的文明天生就比别的文明优越，而是它躲过了蛮族的致命入侵。　　

同理，中国在近代衰落的原因根本不是中国文明自身不如西方文明优越，而是中国遭到了女真、蒙古和满洲的残暴入侵和血腥统治。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充满绝对的自信，这种自信就应该是我们成为强国的精神支柱！　　

历史上中国保守主义的兴起总是伴随着国力的衰落和外敌入侵的加剧以及同时强势压境的外族文化，是一种本能的文化自卫。而当前中国保守主义的再度崛起既是受西方势力及其中国的奴才——妄图颠覆中央政府的各色买办——的严重威胁刺激的结果，也是受到了因中国崛起而要求输出文明、对外进取进而获得世界领导权的壮志雄心的推动。而后者正是当代保守主义和历史上保守主义兴起背景的不同之处。　　

自满清入关至今已经300多年，中国的权力从谷底回升到了现在这一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还不够，应该继续努力，重新找回汉唐时代那“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真正强权。　　

因此，在现阶段，提倡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更符合国家利益，而不是推动什么民主化进程。　　

欢迎保守主义！欢迎民族主义！欢迎《中国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