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的历史进路

天人关系的历史进路

戴生岐

大千世界殊相纷呈，然其进化势态总是依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路径的，包括人类思想观念的演进莫不如此。例如，中国人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就呈现了这一发展上的节奏与路向。在这里，“天”主要指人所涉身的周遭自然环境的“自然之天”和人自身生命存在系统的“性命之天”。而“人”则指我们人类自身及其自身的“理性”。大体说来，中国人在思考自身与“自然之天”或“性命之天”的关系时是“以合为思”的（赵馥洁语）。而且从古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体现了正题、反题和合题的三种样态，而天人关系中的“和合”性特色，正是在这个历史性生成中渐次出现并典型化的。

一、传统社会的“从天而颂”

或许我们的祖先刚刚完成了“人猿揖别”而显得少年岐嶷，这一时期的原始初民们往往长于“贴地而行”而拙于“长空高蹈”（维持根斯坦语）。因而表现在处理自身与周遭环境以及自己的“性命之天”的关系上，也大致就只知“大天而思”、“从天而颂”、“顺天而成”、“敬天保民”和得大自在中的恣情任性。从而就摈弃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把握天人关系的好处是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身生命力的尊重，然其不足则在于忽视了在“利用以阜财”的基础上创造人生福祉的民生目标。但是，当我们殷忧于今天人们在“发展”中的一些非科学做法而导致的人与自源、环境以及人自身的理性与感性的紧张关系时，发现古人的观念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马克思指出：“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善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出永久的魅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4页）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古人的确是早熟而又智慧的。例如，无论是三代至春秋初期在儒家典籍中所反映出的“网开三面”和“里革断罟”的保护生态的善举懿行；还是几乎同时产生的“三时不害而民和丰年”的生态农学观念；以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崇赏生物多样性的观点；或者是“得养则长，失养则消”的生态循环论；抑或是“虽有鎡基，不如待时”的因“势”而为的尊重季节节律的观点，我们无不惊讶于儒家在处理天人关系时所氤氲出的对大自然深深敬畏之情愫的丰富。至于人们对待自身的“自然属性”，孔子虽然也讲了“克已复礼”的话，但一句“食色性也”，就是对人自身的与生俱来的“性命之天”的充分肯定与张扬！况且，孔子所讲的那个“礼”，也是以人自身所生成的天然的血缘亲情为基本元素的。总之，那时的人类的“工具理性”的确不足，但这丝毫不妨碍人类“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因而，那时的人们必定是深感幸福的。

二、现代社会的“人定胜天”

现代社会发轫于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这一历史阶段的人们在处理天人关系时盛行的是“人定胜天”的理路。“人定胜天”的本质恰恰是人对“天”的克服与超越。受西方的影响，这一阶段中国人在做长空高蹈以臻于理性的“圆满”时却脱离了生养他们的“朴方”的大地。这样做的明显变化是给人们呈示出一种亘古未有的“人化自然”的人为图景，并且给人们的确也带来了某种物质层面的“繁荣”，然其“连根拔起”（劳伦斯语）的经济一元论导向的发展却产生了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的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异化”，并因此而带来了某种发展上的不可持续性，以及人自身幸福感的日益匮乏（如今，贾平凹所说的庄之蝶式的“泼烦”已成了都市人的口头禅）。具体表现就是把“发展”的本质界定为机械性与线性特征非常突出的“新陈代谢”和形而上学的非连续性的盲目突进上。以为“新生”总是要以“旧死”为代价，相信进化的图景总是令人乐观的，总以为旧的不去，新的便不会来。表现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就是对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的盲目毁弃与对西方时尚与趣味的盲目趋同，以及对人性的压抑和对令人沮丧的所谓理性的过度坚守。写出《时间简史》的西方学人霍金上半身发达和下半身残损是一个极好的隐喻，它昭示人们，“发展”就是以牺牲人的自然属性为代价的。人就是一个冷冰冰的理性和意志的存在物，人的形而下的物性诉求是可有可无的，只有理性才是富有诗意的人之为人的“守护神”。在我们中国，人们在向自然界征伐中所产生的生态灾难（例如毁林造田和毁林炼钢），以及人们对自身形下欲求所采取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态度都可以视为“人定胜天”的当代版。

三、信息文明“观照”下的天人合一

以“立立继开”为人生使命的北宋年间的关中人张载先生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哲学命题，可视为这一“天人合一”观念的先声之鸣。人民是我的骨肉同胞，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这是何等的大气魄和大胸襟！如果说“从天而颂”是对前现代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文化的哲学思考；那么，“人定胜天”则是对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的观念提升；而“天人合一”，则是信息文明观照下后工业社会人与自然分化又和解以及期求“双赢”的思维新葩。在这里，传统社会的自然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去中心”、“反基础”、 “弱理性”、 “疑进化”中完全“解构”了，这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上册，第392页）

由此可见，“天人合一”中的“合一”，并不是天与人的铁板一块式的完全同一；也不是以天灭人或以人灭天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吞灭，而是接纳并认同天的独立自主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的人与天的“共存与共赢”（江泽民语）。当代大哲熊十力先生曾对“生命”一词有精妙的诠释，他认为，恒创恒新之谓生，自本自根之谓命。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人类看成“生”之系统，而把大自然看成人类的“命”之所寄。如果仅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拔着自已的头发离地球，则必然把人类自身搞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本；如果仅仅固守天的自然无为性而不思进取，则必然限制人类自身与时俱进的步伐。最为明智的选择就是顺应天时而敬畏自然，开拓人性而钟情创造，而两者的结合，就是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进化之树！

总之，在马克思的“类特性理论”中的媒介出的人自身所承载的四重关系中，天人关系就占了两重义项。这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个体人自身社会性属性诸如理性与自然物性欲求的关系。而两种关系的最佳组合便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共生共荣和“永续利用”以及人自身的身心俱健与上下协调。进一步看，天人合一和身心俱健，还必然会带来人际和谐（尤其是代际间的人际和谐）和心（个体心灵）物（社会发展的物性堆积）平衡。让我们朝乾夕惕，在追求合、和、平、健的化境中去拥抱那“健顺无咎”的光明的未来吧！

谨识于2008戊子岁霜月廿日于长大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