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发展脱不了社会主义体制》

知识进步会导出社会主义两党制，社会主义两党制将带来知识进步。同样，精神文明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需要社会主义两党制，而社会主义两党制也会促进和提高社会文明的建设。果然吗？
孰谓不信，社会主义两党制是什么？它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权利的“公有制”。注意，政治权利的“公有制”是一种直观、通俗的说法。准确点，就是公民人人都具有的真正的无拘束的政治权利，这是公正的没有一把高悬头顶之达摩克利斯剑的真实意图的政治表达，也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人民共和的国家体制，更是摆脱唯一集团操纵的百姓公共利益能自己作主的政治需求之满足。
文明是什么？古曰“德”也，今谓人类社会较高阶段的文化状态，也指具有更“善”倾向的，符合自然之“道”的，更适应进化方向的人类活动的方式。它是人，每个人；家，由亲缘组合成的群体；人类，各地域的每个族群，他们共同追求的，“强壮”自己精神意识世界的努力方向。
那么，既然人人向往，怎么还会有“失德”、“不文明”的现象呢？因为他们看不清，由于他们不明白；还因为他们被物欲蒙昧了理智，还由于他们被利益遮蔽了双眼；更因为生物性的低等本能驱使敦促自己意识行为的回归退伍，更由于低阶段社会的惯性势场拦截阻碍自身意念活动的进化迈步；……。总之，在人类活动的相互抗争的对峙中，相对的退步、野蛮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始终是在这种矛盾斗争中，曲折地前进；在这类冲突变化中，起伏着发展；在这些对立比较中，螺旋式上升。
可见，人的本质是向往文明，人的本能是选择惯性；人的本性是追逐光明，人的本源是落后起步；人的进化使人向善，人的蛮荒使人持恶。因此，“自然人是既具有生物性本能又具有社会性本能的群居性生物体。”(——摘自《社会腐败的成因与社会主义两党制》) 也就是说，人性中既具有光辉的一面，也存在着黑暗的一面。即具有舍己为人、乐于助人，同情、义愤之类，对社会关切的所谓“公理”的取自人类进化而来的“社会性”的人性，也具有那种人人为我、我抑人人，贪婪、自私等等，利己的所谓“天理”的来自人的本源的“生物性”的人性。
但是，“人性，它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基于生存状态而有所偏颇，它随着生产能力而发生变化，它依据历史进程而产生进步。随着人类生存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性中的社会性也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增强。”(——摘自《社会腐败的成因与社会主义两党制》)不是有些社会，已经不仅将孩子作为关注的爱护对象，甚至将尊重妇女也作为文明的标志了吗？由此可见，前一种本能是一种生物性的人性，是一种人性中在逐渐退化、减弱、淡薄的那一部分，而后一种本能是一种社会性的人性，它随着不断进化的人类在缓慢地增强、深化、浓厚。所以，更多更集中地体现社会性人性的社会文明状态，必然是人类所有群体追求的努力方向。
这里，举两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当你一个人走在清冷的道路上，突见路边树木上一段很粗很重的树枝砸下，你是否会本能地躲避？
当一位母亲带着自己年幼的孩童走在宽敞的马路上，突见路边高大树木上一截树枝断落，她是首先自己躲避呢？还是首先抱住年幼的孩子，然后一起逃避呢？这是否也是一种人类的本能？
两种本能说明什么？说明人是一种动物，一种高级生物，他有着避免风险，追求生存的本能。然而，人类是社会化生活着的人群的组合，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为社会承担人类风险的责任，有着为社会延续护卫后代的义务。当然，他也有社会给予他的权利。这就是人类中每个人、每位公民都应该具备的诚信的社会契约，是一个社会人所必须拥有的尽责的生存潜质，是一种社会的文明发展势然产生的相应的进步了的文化氛围。
同样，在社会生物学的多层次选择理论中，种群间选择倾向利他主义，种群内选择倾向利已主义。而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即使是在群体中处于选择劣势的，倾向于群体间选择的基因，也比倾向于群体内选择的基因适应性更强，这是人类集群性以及群体间相互影响的高层次选择。
回头看历史，“德”，不是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诸子百家的召唤与向往吗？人们在呼唤“德”的回归，不就是在追求文明的发展？故曰，文明是人类世界追求的方向，也是中华民族向往的精神归宿。而文明，就是人类循道进化而更善，更倾向于人性中的社会性，更具有公正意识的社会文化状态。因此，文明社会更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更具备“公”心。
低头观现实，中国的文明状态是优吗？也许是的。是最优吗？肯定不是。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取得巨大的收益，而却没有与之对应的文明状态呢？为什么在中国存在庞大的高档奢侈品消费群，却欠缺世界先进的文明呢？或曰，教育不够；或曰，物资不丰；或曰，文化不力；或曰，贫富歧巨；或曰，孔孟之道；或曰，慢慢来嘛；……
其实，社会文明状态的本质不是求来的、买来的、传授来的、宣传来的，尽管它们都有一定的作用，能起到些许粉饰，短暂美化的功效，就好比山荒了贴些草皮一样。它们本质上是处于已存在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中，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自然分娩的。哪，又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使中国的文明不能落到实处，不能随同经济的快速腾飞而发展，不能追求到当代先进的社会文明呢？
因为体制的局限，因为私占的权势，因为政治权利的“私有制”。哇，文章开头所言的政治权利“公有制”，难道不就是指人人都应该具有的吗？那么，这政治权利的“私有制”又是怎么回事？这也是通俗的说法，是相对政治权利“公有制”而言的。是指百姓的政治权利只有在符合某部分人或某集团的利益及准许下，才能得到满足。它是将公共的、共同的、所有人的，曾定论为“共和”的政治权利聚于己身，将万千“恩爱”集一身。至于私占的权势，在《光明在前》中的“试论权势社会”已有论述，即“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管理生产的权柄为劳动者所有，还是被一小撮权势者所占的问题”，“管理生产的权柄是私有制还是公占制”的问题。总之，那么些众多原因都不是根本，它们的本源都是由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私有化、垄断化所造成的。是吗？果真吗？
是的，很直观。若不是所有者，你能够占有并处置它吗？若不是责任人，你愿意理会且关注它吗？文明是社会的文化状态，不是个别人的，也不是某个集团的。当社会中的公民只有服从权势才有“作主”资格的话，那不是一种真正的“资格”，而是一种“恩赐”。如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权利与责任，也就不存在什么风险与成效。自然，社会中的公民个体对大环境下的文明状态也就无动于衷了，那整个社会对文明的进退也就无所谓了。退一步说，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最高层，政治体制还是处于一党制的不道德、不文明的腐朽落后状态时，还如何指望整个社会变得“美好”文明呢？由此，对照文章前面所述的社会主义两党制的简单描绘，文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两党制的关联不就很清楚了吗。
再看看，中国的精神领域出了什么问题？
宗教盛行，信仰尽失。原来的理念体系，它的预言已成泡影，甚至不能反映真实的实际存在。如今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社会主义两党制，更是在逻辑推理上使得原先的理论体系支离破碎、混乱不堪。因此，它只能依赖宣传、口号、所谓的“教育”，以要求、限制、督监来加强对这种理念信仰队伍的控制，凭借不断推出的所谓新的变换来的语句来鼓舞信心，甚而用从国内百姓的血汗工厂里获取的金钱教唆激愤的爱国来充塞着自己的信心。总之，它已不是科学的、能令人信服的、充满希望的理念体系，而是即将滑入使用法西斯疯狂掀动的方式来勉强维持它原先走错路的信仰、理念、主义体系。
在中国，自由市场的概念被胡乱延展，以至连情感也成为进入市场交换的赤裸裸商品，以致诞生赐恩与宠幸的争执，成为等级交易，精神投资与回报的筹码。在这种成交中，情义取代了责任；平等公正的文明理念置换成“情”资等级的交换；牧民计谋推出的仁义纲常更变成逻辑推论的理智本源；原本位列第一的追求真理之精神需求被随时代而处于低层次的感官之“幸福”所捕获。这，难道还可能是循道进化而更善的文明精神吗？
在今天的中国，甚至对文明的定义也已经变味了，似乎文明就是衣冠楚楚与高档豪华的奢侈生活，它与金钱趋于等位，与文明之“道”南辕北辙。更甚者，将个体私有视作文明的普世价值，将违忤传统看作进步文明的标准。由此诞生了“让领导先走”的无耻，以及将落后于时代的生物性本能夸大成现代文明，“诚实”地宣扬有违社会整体的个人利益，光彩地肯定有悖公众道义的“动物”规范。这，难道还可能是人类进化而否“返祖”的文明吗？
还有更糊涂的，将西方的一切视作文明。唷，这实质已沦为崇拜的范畴。这种盲目的、迷失的崇拜，竟将西方“德”的沦丧也贴上文明的标签，似乎有外洋的牌照就成为文明人。他们提倡、号召、学习西方原始资本的运作，为了蝇头私利，不惜一切；模仿西方私有操作的模式，为了捞钱，不顾所有；仿照西方殖民生产的方法，开拓资源，百倍的疯狂。竭尽全力，耗光、掘尽、挖完，污遍、尘野、浊周，以此为能事，否则就是傻子。岂不明，连石油生产国都知道有个“欧佩克”，难道有数千年明争暗斗历史的中国，就如此愚蠢吗？这，难道还可能是有理智的循“道”的文明吗？
……，哟，还有很多很多。
这一切是为什么？何以改革开放后的精神面貌会如此混乱？难道市场机制错了？莫非教育工作落后了？或者法制规则还不健全与细化？莫非，这果真是一党垄断执政的私有形制从而造成的？
噢，有人说，道德成长史“是人类拥有利用语言评判和传播道德的能力”，因此“以语言和传播为主要载体的现代媒体在社会道德提升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呜呼，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革命战争期间就已经充分地展现，毛泽东不就此总结出精神变物质的哲学理论嘛。看起来，还是宣传教育得不够？可如此，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会变成真理”不果真成为“至理名言”？其实，毛泽东的反作用理论是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上，“反作用”是辩证的推演，然它还是根于“唯物”的基石上。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没有公正平等的氛围，没有切合实际的传播，没有真实合理的演讲，没有教人信服的理由，没有令人敬重的信仰，“宣”是不可能促“德”提升的，至多是掩饰而已，它只会伴随着腐朽落后的体制呈现下滑的曲线。
现今，心理学家证实，道德感形成的基础是移情作用，移情作用使人设身处地地认同和理解别人所受的伤害。至于导致人们偏离道德规范的诱因，则是由于他们作出内外有别的区分。可见，社会文明文化是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设身处地”。然而，当人们将社会与自己割裂剥离，将国家与自身加以分别，将执政与个体无关痛痒，将政治与生活毫无关联，将政党与信仰虚与委蛇，将思想与言论休谈国事之时，这风马牛不相及的理由还不足以引导人们作出“内外有别”的选择吗？那么，此时的离“德”离心也就不奇怪了，社会悖逆文明也就不希罕了，弃经叛道也就很自然了，背祖脱典也就很正常了。
呜，还有人将之归责于中国人的素质和文化，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味道。这似乎有点道理，那么这素质和文化又是哪儿来的呢？就拿卫生状况来说，或许中国的旧习俗是有点脏乱差，但条件不一样了，经济基础不一样了。例如，房内过去夯土作地，后来水泥浇地，如今磁砖、木板铺地。那么，卫生清洁条件都不一样了，怎还拿陈旧观念来说事呢？同样，素质也是如此。咿，有网民观察细致，云是环境问题、氛围问题。譬如，一个地方本来就是脏乱差，你有痰一定就不会那么顾忌了。而紧接着，到了一个管理严格，干净整洁的环境，自然会收敛自己，就有更多的律己习俗。可反过来，这环境、氛围又是每位个人所造就、形成的，这该何以理解呢？唷，这倒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了。
不难，这还是管理和自觉的问题，也即是责任与信念的具体落实所在。所谓的社会文化观念，或许就是指此。那么，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如今，心理学家发现，用科学来诠释人的行为时，会发现行为是受观念影响的。如果让一些人形成“欺诈先天决定”的观念，那么这些人就更有可能进行欺诈。反之，则会自觉地约束自己，很少做出欺诈行为。鉴此，心理学家推测，信仰是比信心和敬畏更可靠、更自觉、更有效的思想武器和行为指南。所以说，高尚的道德是我们作为真正公民的精神所在，进步的文明是我们作为优秀民族的精髓所在，一个向往光明的民族必定是社会文明的促动力，一个趋向文明的环境必然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而社会主义两党制势必、注定就是它们的坚固磐石。
因为，那是公民权利的真实保障，那是民族自主的切实体现，那就是实现文明社会的信心来源。不，不仅如此，社会主义两党制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真正的、合理的、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一部分。不是吗？主人，作了主人，实实在在做了主人，难道还会作贱自己吗？当然，倘若头脑里的精神世界就是打工、挣钱、糊口，是钱袋，是“乞讨”。不愿作主，不愿做主人，羞于当人，那外人也是无可奈何的。只是那样，中华民族还可能挤身于当代的人类世界，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吗？
许多人说，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那么，危险在哪里？危险就在于类似于原先西藏的政教合一的落后封建的体制——独党执政制，那是将人变得自私、委琐、残忍，具备“偏执狂”特征的社会政治制度。时至今日，在经历过极左极右两方面的实践，在事实和理论都已给出明确而清晰的结论之时，领袖们倘且囿于“定锚”或“框架”心理效应，困于功利与恋旧的情感选择，无法决策。实质上，这就是背离了民主革命时期先烈和前辈的期望，叛逆了原先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共产党宗旨，抛弃了向往并追求光明要求不断进步的民族利益，牺牲了渴望并期许着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公民权益。此时此地，中华民族当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全中国人民确实又到了救亡的时刻，这不仅是拯救民族、也是挽救文明；这不仅是挽救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拯救共产党；这不仅是救赎国家，也是在解救自己。
是吗？是的。因为文明的堕落不仅是富人权贵的贪婪和残酷，也是穷人贫民的残忍和血腥，更不用言及其他群体了。黑砖窑不就反映了弱者资本对更弱者的祸害吗？此刻此地的“德”已不仅是上层“大夫”的稀罕物，也将是基层穷人的奢侈品。它将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悲哀。
昔日，有国人称自己很“丑陋”地生活在“酱缸”里“捣浆糊”。近时，有外洋形容中国人成了“迷失的狗”还浑然不觉。历史，英报谓“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当然，外人及少数人的胡言乱语自不必顶真，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中国人丑吗？象狗吗？有病吗？哦，倘若中国人不能够、不愿意做人，唷，是主人，只肯也只能为奴，他们只有做“奴”的心态和心理，只有等待“赏赐”，盼望“宠遇”,感恩“眷顾”，高呼“万岁”的思维和言行，那么，他是否算“人”，是否很“丑”，是否有“病”？
龙门山的一声震响，引发中国的“德”的呐喊，百姓的文明的召唤，自发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行动，中国是有救的，苏醒的卧龙自会撕裂捆绑着的枷锁，社会主义两党制将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