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儒家情怀审视下的今日之教育

站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之下以儒家情怀审视今日之教育!

[曾中和]

自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到上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的二千余年间，儒家学说作为历朝历代的教育基石，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作为“文明之邦，礼仪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辉煌篇章。                           

 然而作有着人类文明史上最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文明的古老国度，自十八世纪上叶至十九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遭受了深重的历史灾难。由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工业发展走在了我们民族的前头，以致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在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民族危急关头，“师夷之技以制夷”成为当时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读经被废止。但民族的浩劫不能归罪于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与现代科技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比如早在若干年的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就读经时代的创造发明。真正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是当时的统治阶层腐败无能，没能跟得上历史前进的步伐。          

圣人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在废止读经的一百年来，圣人的“道”不曾离开——自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中华民族的命运即系之于“润之”一身。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字”为“润之”，而“润之”二字的出处在孔子所作的《易经·系辞上》:“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其原文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名”和“字”的区别是：“名以正体，字以表德”。“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是伟人的“德”的根源。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中，不难看出伟人的“德”是何等的盛大，何等的光明。若使没有圣人的学说，又如何培养及如此准确地概述伟人的“大德”？伟人的“大德”起源于圣人的学说，岂不足已说明圣人的“道”不曾离开？另外，伟人给两位女儿李讷、李敏取的名字椐传也出自《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以此论之,尊孔、尊儒是伟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几十年来，这一点还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        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百年来，其学说真正受到批判也只是来自“文革”时期的造反派。这自有历史渊源，在一个儒家礼教根深蒂固的民族，乱臣贼子造反，不批仁、义、礼、智、信那他就达不到使天下大乱的目的。直至今天，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还在不自觉地继承着这一遗产，并往往将其与毛泽东思想混同。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大误区也莫过于对“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是非功过的评判。举世之人不分智、愚、贤，不肖无一例外地认定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一位文如屈原，武胜孙、吴，功盖千秋、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伟大智者，居然犯下了连愚蠢不肖之人（恐怕无人愿在毛主席面前自称贤智）都不会犯的错误？这岂不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以史为鉴知兴替，述往以为来者师。〈通鉴〉言：“民生有欲，无主制之则乱”。纵观古往，几乎每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后在第一和第二代在交接之际由于天下初定民心不稳并无法可依，再者是豪杰众多且不乏觊觎尊位的奸雄总是能看到刀光剑影、血染河山。是以周武王之后,管蔡作乱；秦始皇之后有 “沙丘之谋”；汉高祖之后,吕后篡政；隋文帝之后“千古炀帝”身死国亡；唐高宗之世、太宗之后,有玄武之变、武则天称制;明太祖之后,朱棣率军“勤王”;清顺治之后,鳌拜弄权，三藩作乱。这其间，或导至亡国,或几至亡国,或引起大规模的流血战乱。读史每念于此,想到新中国六七十年代所处的历史时刻，莫不胆战心惊。《通鉴》有言：“最高领导人的职责莫大于礼……何谓礼？纲纪是也”。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毛主席已经是73岁的古稀老人，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已是非常紧迫，而挑选接班人是当时一个空前的难题。国家的稳定在于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毛主席去世以后，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以下，谁是能“振纲纪”的群龙之首?

没有“文革”反党集体就不会露出庐山真面目，林彪也未必会造毛主席的反。但如果在没有毛主席的时代，无人能担保他不造第二代领导人的反。如果真是那样，当年统率四野一百八十万大军所向无敌的共和国第三元帅——天下英雄谁为敌手？只要在紫禁城一跺脚,就算不至于使新中国“失鹿”而引起群雄竞逐。也足以让天下震动。抛开林彪的不确定因素，对第二代领导人来说还将受到为数众多的“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的开国元勋对其是否能“振纲纪”的严峻考验。再者当时自中央一线以外,所有的地方部门领导绝大多数都是劳苦功高的开国功臣,在交接班上未必就能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可以预料,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况情发生给党和国家带来的都将是远非由毛主席亲自掌控的“文革”可比的毁灭性灾难。    

 智者处事——“解决事故往往在事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治理混乱往往在混乱还没形成之前”。十年动乱，无疑是沉痛、惨烈的历史悲剧。然有功于党和国家的千秋大业。天下后世如再有“二司马”那样伟大的智者和史学家来论述“文革，必将会谓之是：“英明、正确、高瞻远瞩、夺天地造化之法，怀神鬼不测之术”。

孟子曾言：“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人能超越孔子”，此语两千多年后还是如此的正确。古今伟人：能与圣人相提并论的恐怕也只有毛主席。而毛主席尚且遵循圣人的大道，更何况是凡夫俗子。         

二千多年来，挺起中华民族脊梁的是圣人的大道。假使当时圣人的大道没有衰微，在上位者与读书人都能深究前代圣明贤良之士流传下来的修已治人、即物穷理的学说，悲剧未尝不可避免。    由于读经的废止，优良的传统文化失去应有的地位，国人的综合素质大不如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文明、礼仪之邦的风范成为遥不可及的过去：民风萎靡不振、世风日下、道德观念沦丧。从屡禁不绝的党政干部贪污受贿到毒奶粉、黑煤窑等丧尽天良的“黑”商人再到制假、售假、注水肉等等各种丑行层出不穷、应有尽有。以至被伟大的先人视作“夷类”的西方今天却反过来对“上国子民”进行全方位的说教。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其独有的文化,丧失了独有的文化就失去了民族的灵魂。近两个世纪来,西方等国假自由、人权之名,行殖民、侵略之实,继改变甚至摧毁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之后,对中国文明也大有被彻底征服之势。由于读经的废止，从而也开启了有史以来没有圣贤学说作为依靠的教育，形成了为数众多的“远渡重洋学中文的教育专家”在搅泥沙、扬波澜的局面。置先哲制定的‘放之四境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衰’的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为纲；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育人方法于不顾。用西方的标准—— 视能歌会舞善表演视为才艺，且不辨雅俗美丑失庄敬；以影视歌演员作为传播文明的使者,运动场上的体育健儿来弘扬国威。这对一个拥有人类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明大国而言,无疑是“重蝉翼而轻千钧,毁坏黄钟敲瓦罐”。西方没有优良文明早已是人共所知,在任何历史时期,领先于中国的只有现代工业领域，在文化上永远不可以与华夏文明相提并论。作为最古老的文明大国,完全有责任负起致力于传承和发展自身伟大的文明来引领历史潮流从而造福于全人类。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如中华民族再次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今日举十三亿人之国学没有文明的弹丸小国----曾经的殖民者语种的“壮举”,必将引为后世耻。

乱世出英豪，盛世必兴礼乐是百世不变的道理。而兴礼乐自儒家礼教、孔孟大道之外别无他途。依据历史发展的经验，每一个盛世的兴起，必然会有文化的兴起。是以汉兴几十年之后有汉儒，唐兴几十年之后有李、杜，宋兴几十年之后有宋儒，清兴几十年之后有清儒。新中国成立至今60年，在科研和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普及了识字率。但通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儒没有出现，教育质量在沉沦，在文化的发展上远没有历史上纸香墨飞、词赋满江的盛世景象。圣人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优良的传统文化得不到弘扬必将成为复兴路上的严重阻碍。

先哲教人——不合礼的不应该看，不合礼的不应该听，不是智者的作品不应用来教人，不是贤人善士的作品不应被流传。而今天各种出自庸人之手的劣质、粗糙、乱礼法、坏心智、蒙蔽聪明的书籍、音像制品等充斥于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包含各种“非礼”元素的文化无处不在。在乘坐交通工具或行走在大街上，“天王的恋歌”不绝于耳。甚至在拨打电话等待的过程中也会传出“天后的情歌”。试想如果拨打手机的人是对方不适宜共同享受某种欢乐的人听到这样的音作，将奈礼何？又奈乐何？“狂夫之乐，知者衰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礼记·乐记》言:“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刑以防其奸、政以一其行。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而流辟、邪散的音作被广为流传历来就是民风不正之根，吏治腐败之源。

吏治难清无疑是历史的共业。然而：和已经死亡的人患同一种疾病的人患的是不治之症；与灭亡的政权有同国政的是亡国之“政”。

 师旷审声：“郑声淫，必亡”。其后不久郑果然灭亡。而今天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流辟、邪散的音作或有似于郑。国民党因官场腐败而导至败亡，而今天的官场在不同程度上也有相似之处。

自古忠良必出孝子之门，故历代明主以仁孝治国、礼乐施教。今日吏治不清，与一个世纪来的教育将数千年来有高世之智的圣明、贤良之士苦心经营的育人方法弃之一旦，而代之以才疏学浅德不高的当代教育专家不无关系。

建国六十年，受历史进程的局限，第一代的国家领导人皆为革命家，而第二代也并非学问家而属于专家型的领导人。革命家、专家治国，对文化的发展未免能不失偏颇，而相对于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则决非革命家、专家的力量所能及，不是德高望重的学问大家有岂能当此重任。                                

 整顿吏治：首要重在教育，只有在长期的受教育的过程中使其行为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规范才能形成一个人的优良品质。故此，整顿吏治决不是一朝一夕或一场政治运动能得以解决的事情，而是一场长期的、持久的斗争。以仁孝治教、礼乐治教是隆治道、振民风的首要任务。

改革开放前，几乎很少有贪污腐败现象，这一方面因为解决温饱是当时最大的欲求；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政府官员几乎差不多都是为建立新中国历经磨难中形成了一心为民艰苦朴素作风的无产阶级战士和革命家，因而没有有贪污、受贿和享乐主义。今天是大力发展经济时期，作为政府公职人员在经济收入上自然不能与经济人士相提并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性的特点要得到正视和引导，故完全有必要提高公职人员的福利待遇。一方顺应发展经济的形势；一方面为部分混进执政队伍里面立场不坚定且并非一心为民的公职人员进行免疫。（笔者一介布衣，对公职人员目前的福利待遇不甚了解，只是将提高福利待遇作为整顿腐败的一种方略）。

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今天就更应该如此。而现今为数不少不少的腐败分子却往往因各种原因逍遥法外。

腐败猛于毒品！清政府的灭亡不是因为英国的鸦片而是官场的腐败；只要在重之以教、厚之以禄的情况下将必定大有改善。如再辅之以重典——公职人员犯法罪加一等，深化反腐方略、重订法律条文、加大打击力度，以禁毒或甚于禁毒的重典来严惩腐败。如能这样，整顿吏治，又有何难！

近代理学名家曾文正公教子弟：“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事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诗能文、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诚哉斯言！朱子教人，将《大学》放在《四书》首篇，足见其意义深远。

 今人施教——无人知晓其纲目之所在。教材内容空洞、毫无远见、毫无深意且伴随着错误。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究其根由，皆为格物、致知、意诚、正心之事。《水浒》《三国》纯属胡编瞎扯蒙蔽聪明的书，少读《水浒》易混淆是非；》但如今却备受教育专家的推崇并奉之为名著。《水浒》的片断出现在教科书上，并在、鼓励孩子读《水浒》。更不可思议的是像金庸先生那一类的作品居然也上了教科书。就这一类作品的思想体系而言，可称之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筋”。将《道德经》上的这一段文字从字面意义上发挥到极致。而老读《三国》属糊涂处世。据传曾文正公曾就非常讨厌并认定那是一部纯粹胡编瞎扯的书。并将老而读《三国》者归纳为不明事理,糊涂处世的人。而今文化界的名人如易中天先生等不仅老而读《三国》，且大读，特读，最后读出一本《品三国》来。“这对于发展经济而言，可谓是尽心尽力了，而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却毫无益处”。

象金、易二先生是当今的文化名人。假使二位先生进当年曾文正公的幕府，如果没有其它技能，恐怕最多也只能得到一个“牧猪”的职务。不同时期的文化名人，相距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文人的价值却有如此巨大的差落——《荀子·劝学》言：“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而这并非是孤立的事件，反映的是当今文化社会的缩影。    在苏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上，有一篇介绍体操运动员桑兰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桑兰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可她的后半生也许要永远在轮椅上度过”。前面写着美好人生刚刚开始，急转直下过渡到“后半生”。而桑兰当时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将“后半生”一词用在一个孩子身上，何其残酷！作者其无后乎？如此明显的前后矛盾和用词不当出现在教科书上，让人无法理解。教科书从写、编、审中间有多少程序要经过？但居然能够过关。窥一斑而见全豹，全套教材的质量也可想而知。五千年华夏文明沦落至此，悲莫大焉！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寄托在如此劣质的教科书上，岂不让人忧心？如此育人，几同儿戏。无怪乎有有识之士惊呼!在当今,一个完成大学课程的青年,掌握的除了某方面的专业知识外,在人文领域严格地说只是“识字”。从小学到大学,整整十六年的学习时间,如果是前代学子已经是学贯古今——对书画诗词文章对联有一定的造诣；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有一定的认识；古今兴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一定的见解。同一个民族、同出一源的文明,而结果迥异?所不同的是育人的方法。

大哲学家朱子言：“言欲致吾之知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要即物穷理就只有深究前代圣贤流传下来的学说。如果是庸俗之人粗劣、了无深意的作品，就算从少年学到白头也不能明白事理，又怎么能达到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境界。古往今来，历史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伟大人物，但要称得上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却是凤毛麟角，两千多年来，自孔孟之后备受推崇的唯有程朱。由此可见，教育的课题比任何课题都要严肃。在当代没有贤人善士的情况下,那么就不应该放弃前代贤人善士流传下来的育人方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首先要从孩提时期,启蒙阶段得到重视,如待其弊端形成,稍长就难以改变。而今日教育在启蒙阶段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如果将目前体制下的文理科称为人文部份和技能部份,那么在启蒙阶段应该是学习人文部份的初级知识时期——大量的识字,反复地诵读优秀的启蒙读物以在潜移默化中使其行为和思想得到规范并确定其规模，然后再要求其全面发展并深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目前育人，从开始识字的儿童,就开始学技能并要求出成绩——10以内的加减法需要一页一页地抄, 各种挖空心思编出来并谈不上实用价值的数学试题没完没了，一个孩子整日面对这样的试题又如何能培养其远大的理想及深究各种事物的道理，殊不知有些事物出于天性,自然而然就能明白的道理；各种名目的考试不断,一个学期除去节假日、双休日,儿童在学校的时间大约为90天,而考试竟有10次之多(中考、未考、8个单元考)甚至还有其它名目的竞赛。这是如何的短见?如何的急功近利?又如何能让儿童感到学习的乐趣?即使要在启蒙阶段学习技能部份也绝不应该是六七岁的儿童。如果是在经过几年的大量阅读、识字和对外界的接触后,在小学最后阶段小学六年的数学课程浓缩成二年也完全可以掌握。如此算来,前四年学技能部分的时间相加起来整整两年被孩子非常辛苦、毫无意义地被虚耗。如果用这两年时间来诵读被程朱称作初学入德之门的《四书》,足以将《四书》倒背如流。假使在启蒙阶段的小学能将《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声律启蒙》等优秀的启蒙读物和经典著作《四书》熟记于心,虽使对其内容的了解还很有限,在人文知识部份的某些方面和今日的大学毕业生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或许已经可以避免受到“仅仅识字”的指责了。

前面提到小学数学课程浓缩成两年在小学最后阶段即可掌握绝非凭空揣测。笔者有女儿，2001年出生，今年六月满七周岁,在成长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没有让其受到扰乱心智蒙蔽聪明等影响健康成长的劣质文化的干扰，用相对传统的方法施教。在惊叹于前人的智慧和修养之余,以为还是应该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让其诵读传统典藉。故而独辟蹊径,在体制下学习却并未完全遵守体制。虽说刚满七岁,但目前在海口轻松地读小学六年级。在一年学完三年课程的情况下,也从不需要在晚上八点后做过功课，并还有时间熟读《三字经》、《弟子规》、《声律启蒙》等启蒙读物。面对如此的学习速度，以至让外人大感惊诧，往往将其视之为“神童”。然神童是假,在成长过程中很少受到不良文化的干扰是真。笔者以为：只要能整顿目前的文化市场,净化社会环境，给孩子又一片纯净的天空,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任何稍有资质并好学的儿童都可以轻易地成为“神童”。虽说现代知识面广，但学习条件远胜过去，只要有科学合理的施教方针，一位在体制下完成大学课程年龄段的当代青年,在完成当代社会需要掌握的学科之余,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对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和修养的经史子集进行深入的研读。就算不能和前代同龄学子相比,但不至于有大的差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并以为：如天下学子都朝此方向努力之时，便是重振民族雄风之日，华夏文明、孔孟大道必将如:“雷霆鼓之四境，风雨润于五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