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七事变的炮声，看“人民战争”的伟力与共产主义的必然未来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的炮声，划破了华北沉闷的夏夜，也彻底地、无可挽回地，将整个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已经盘踞在中国东北、并对华北虎视眈眈的恶邻，终于撕下了其最后一块虚伪的假面，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亡国灭种的巨大阴影，以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在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身上。

　　在历史的这个最危急、最严峻的十字路口，整个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条路线的殊死抉择。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展现出的，是迟疑、是动摇、是“攘外必先安内”的阶级私心、以及对帝国主义列强调停的虚幻期待；而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代表着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所发出的，则是最坚决、最彻底、最响亮的、号召全体同胞共赴国难、实行全面抗战的战斗号角。

　　七七事变的炮声，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开端，它更像一个巨大的、无情的历史熔炉，它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炙烤和检验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真实成色。正是在这最黑暗的时刻，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才以其最耀眼的光芒，迸发出来。这种伟大，不在于个人的“雄才大略”，而在于他以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深刻的、最创造性的运用，为我们这个濒临绝境的民族，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通往胜利和解放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其背后所蕴含的、关于阶级斗争、人民战争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真理，不仅雄辩地证明了中国革命的必然胜利，更以其科学的力量，向我们昭示了——共产主义的未来，也必将实现。

　　一、两种“战书”：是“最后关头”的哀鸣，还是“全民抗战”的号角？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进攻，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两份性质截然不同的“战书”。这两份“战书”的字里行间，深刻地、不可磨灭地，烙印着其背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与政治路线的根本对立。

　　1.1国民党的“庐山谈话”：哀鸣于“最后关头”的妥协与幻想

　　七七事变发生十天之后，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被后世吹捧为“抗战宣言”的谈话。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能看穿其华丽辞藻背后，所隐藏的虚弱、动摇与阶级局限性。

　　蒋介石虽然也说了诸如“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类看似坚决的话，但其整个谈话的核心与基调，却依然是建立在“被动”与“祈求”之上的。他反复强调，“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并寄希望于“和平的外交方法”和“《九国公约》”。他将战争的底线，划定在一个极其被动的“最后关头”上，仿佛抗战，不是一个主动的、必须争取的事业，而是一个万不得已的、被迫的选择。

　　1.2妥协路线的阶级根源

　　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何会表现出如此的动摇与软弱？这是由他们所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

　　作为一个买办阶级，他们的利益，是与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包括美、英、日等）的利益，深度捆绑的。他们害怕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会损害他们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会毁掉他们在沿海通商口岸的“安乐窝”。作为一个独裁的法西斯政权，他们对本国人民的恐惧，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外国侵略者的恐惧。他们最害怕的，是在抗战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会得到巨大的发展；更害怕的是，四万万被他们压迫的工农大众，会在这场民族战争中，被全面地武装和动员起来，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他们摇摇欲坠的、反动的阶级统治。“攘外必先安内”，这才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第一位的政治纲领。

　　1.3共产党的“抗战号召”：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战斗宣言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迟疑与哀鸣，形成最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7月8日），就向全国发出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这份通电，斩钉截铁，毫无任何幻想与妥协。它明确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它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这，才是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斗宣言。因为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其阶级解放的命运，是与整个民族的解放，最紧密地、完全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国家危亡的关头，没有任何私利可供盘算，唯一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打！坚决地打！发动全体人民，打一场彻底的、全面的、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

　　二、两种“路线图”：是“速胜/亡国”的迷思，还是“持久战”的科学预见？

　　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在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走向问题上，中国社会，又迅速地，被两种错误的、形而上学的思潮所笼罩。而毛主席，则以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深邃洞察力，拨开迷雾，为我们制定了唯一科学的、通往胜利的战略路线图。

　　2.1“亡国论”与“速胜论”的二元迷思

　　当时，甚嚣尘上的，主要有两种论调。第一种，是“亡国论”。这种论调，只看到了敌强我弱的表面现象，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所吓破了胆。他们认为，中国的武器装备、工业实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因此，抵抗是无益的，最终必然亡国。这，是典型的机械唯物论和民族投降主义。

　　第二种，是“速胜论”。这种论调，则犯了另一个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他们或是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力量，或是将希望，完全寄托在苏联、美国等“国际友邦”的迅速干涉上，幻想在几个月之内，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种论调，同样极其有害，它会导致战略上的轻敌冒进，并在战争陷入长期化、困难化之后，迅速地，从“速胜”的狂热，转向“亡国”的悲观。

　　2.2《论持久战》：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光辉

　　正是在这两种错误思潮甚嚣尘上、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1938年5月，毛主席发表了他那篇光照千古的伟大军事著作——《论持久战》。

　　这篇著作，是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进行完美结合的典范。他没有被一时的胜败和武器的优劣所迷惑，而是深入地、全面地，去分析中日两国之间，那些相互矛盾的、决定战争最终走向的基本特点。

　　他指出，日本方面，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它的国度小，资源人力不足，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并且，它的侵略行径，必然会遭到国际上和其本国人民的反对。这些，是它的“弊端”。

　　而中国方面，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是我们的“弊端”。但同时，我们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的、进步的；我们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能够支撑长期的战争；并且，我们的抗战，必然会得到全世界进步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这，是我们的“优长”。

　　2.3科学的预见：战争三阶段论

　　正是基于对这些基本特点的科学分析，毛主席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但又坚如磐石的科学结论：这场战争，既不可能是“速胜”的，也绝不可能是“亡国”的，它必然是一场“持久战”，其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并且，他还极其精准地，预见了这场持久战，所必然要经历的三个战略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这个“三阶段论”，不是算命先生的臆测，而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它如同一座光芒万丈的灯塔，为在漫漫黑夜中摸索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胜利的曙光。它驳斥了“亡国论”的悲观，也纠正了“速胜论”的轻浮，将全民族的抗战意志，统一到了一个科学的、现实的、必胜的战略轨道上来。这，就是理论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三、两种“力量观”：是“唯武器论”的迷信，还是“人民战争”的伟力？

　　在具体的战争指导思想上，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力量观”。一种，是迷信武器、脱离人民的“精英战争”观；另一种，则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的“人民战争”观。

　　3.1国民党的“唯武器论”与消极防御

　　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在军事思想上，都是“唯武器论”的忠实信徒。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飞机、坦克、大炮的数量和质量所决定的。

　　由于中国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日本，因此，他们的战略，就只能是消极的、被动的、阵地防御。他们将最精锐的、由德国顾问训练的“德械师”，投入到淞沪会战等大城市的保卫战中，进行硬碰硬的消耗。他们寄希望于通过固守几条防线、几个大城市，来“以空间换时间”，苦苦支撑，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友邦”的援助。他们从根本上，不相信、也不敢去发动和武装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最主要的抗日力量——广大的农民群众。在他们眼中，这些泥腿子，是“愚昧的”、“不可靠的”，甚至比日本人，更让他们感到恐惧。

　　3.2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人是决定性因素

　　与此针锋相对，毛主席提出了他那光辉的、奠定了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基石的“人民战争”思想。他有一句名言，振聋发聩：“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他深刻地指出，战争的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3.3“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人民战争的实践

　　在这一伟大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所采取的，是一套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打法。

　　他们不以保守或夺取大城市为主要目标，而是深入到敌人后方的广大农村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将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个“水”的、孤立的日军据点，变成了一个个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孤岛。他们不与敌人进行硬碰硬的阵地战，而是广泛地开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以无数次小的胜利，来积累成大的战略优势。

　　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不仅仅是在进行一场军事斗争，更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政治动员。每一块根据地的建立，都是在播撒革命的火种；每一次对群众的发动，都是在积蓄埋葬侵略者和旧世界的磅礴力量。这，才是真正能够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最高明、也最彻底的战争艺术。

　　四、历史的必然：从“抗战胜利”看马列毛主义的科学性

　　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其最终的结局，以一种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为上述两种路线、两种思想的优劣，做出了最公正的判决。

　　4.1力量对比的惊天逆转

　　在抗战初期（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区区数万人，根据地，也仅限于陕甘宁那一块贫瘠的土地。而国民党，则拥有数百万装备远胜于我军的军队，并掌控着全国的政权和资源。

　　然而，八年之后，到抗战胜利时（1945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壮大到一百二十余万人，民兵二百六十余万人，解放区的人口，达到了一亿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在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中，声望大跌，军心涣散，其反动腐朽的统治，已经众叛亲离。

　　这种力量对比的惊天逆转，深刻地说明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归根结底，是路线的正确与否，是人心的向背。

　　4.2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毛主席所制定的、全面的、彻底的、依靠人民的抗战路线，因为它真正地代表了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所以，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最真诚、最热烈的拥护。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小推车、用自己的乳汁、用自己的生命，为这条路线的胜利，投下了最庄严、也最沉重的一票。

　　而蒋介石所代表的那条片面的、消极的、只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精英抗战路线，因为它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因为它不信任人民、害怕人民、甚至在背后屠杀抗日的人民（如皖南事变），所以，它最终，也必然地，要被中国人民所抛弃。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它同时，也在中国内部，完成了一次对国共两党、两条路线的、最深刻的政治检验。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毛主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五、未来的昭示：从“中国革命”到“世界革命”的普遍真理

　　七七事变的炮声，以及由它所开启的、并最终走向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其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它以其雄辩的实践，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昭示了那通往最终解放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革命真理，并以此，预示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未来。

　　5.1被中国革命所证明的普遍规律

　　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向我们证明了这样几条颠扑不破的规律：

　　第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无论它们在表面上，显得多么船坚炮利、不可一世，但由于其战争的非正义性和其统治的反人民性，它们内在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它们是虚弱的，是必然要失败的。

　　第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革命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任何脱离了人民、害怕人民的政治力量，无论其拥有多么强大的武器，都终将归于失败。

　　第三，一个被压迫民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它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并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它就一定能够，以弱胜强，以小胜大，取得最终的胜利。

　　5.2从“一国胜利”到“世界胜利”的必然逻辑

　　今天，当我们放眼全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当年中日两国形势，既相似、又不同的图景。今天的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其核心——美帝国主义，就如同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看似强大到了极点，仿佛是不可战胜的。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则如同当年的中国一样，看似弱小、分散、处于被动地位。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同样的。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其内部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宗主国与新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地、不可避免地尖锐化。它所造成的全球性的贫富差距、战争动荡、生态危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创造着它自己的“掘墓人”。

　　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如同人类未来革命的一场伟大的“预演”。它科学地证明了，那看似不可战胜的敌人，是可以被打败的。它为我们提供了战胜这个敌人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统一战线、人民战争、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只要能够真正地、创造性地，去学习和运用这些理论，去建立起最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统一战线，去发动起全世界数十亿被压迫人民的磅礴伟力，那么，他们就一定能够，像当年的中国人民一样，最终埋葬这个看似强大的敌人。

　　结论

　　综上所述，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国难，但同时，它也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契机。它以最残酷的方式，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与软弱，也以最光辉的方式，彰显了毛泽东主席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与正确。

　　毛主席的伟大，不在于他是一个“算无遗策”的军事天才，而在于，他是一个最彻底、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大师。他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战争迷雾中，洞察到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规律；他能够穿透“武器”和“钢铁”的表象，看到“人民”这个最强大的决定性力量。他所开创的人民战争理论，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争取自身解放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从卢沟桥的炮声中，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中华民族不屈的怒吼，更是历史辩证法前进的、隆隆的车轮声。这个车轮，碾碎了日本法西斯，碾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而今天，它依然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科学的必然性，向着它最终的目标前进。那个目标，就是彻底地、完全地，碾碎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大的剥削体系，并在其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自由的、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新世界。

　　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每一个革命者，为之奋斗终身的、唯一神圣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