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1985年的禁酒风暴——不能喝酒，就安全了？

　　周末朋友的啤酒屋试营业，哥儿几个本来照例要去捧场的。结果到那儿一看，场面冷清得很，除了我这种无业游民和另一个正在私企拼命挣扎、命悬一线的兄弟，其他几个要好的哥们儿——某国企中层、某银行客户经理、某街道办副主任和某局科员全都没来。原因呢，大家心照不宣——这种风声正紧的时候，谁敢顶风而上出来喝酒，万一被人拍个照、传个图，饭碗都悬。

　　现场显得格外寡淡，话题自然从我那位私企兄弟的吐槽开始。他说：“都看透了。公司年初刚把我从正式工变成劳务派遣，每天4次考勤打卡，到了客户那里还要定位打卡。前几天又给我下了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KPI，说白了就是想逼我走。可我偏不走，爱咋咋地，有本事就裁我，反正我不会主动辞职。”

　　我听完叹了口气，跟他讲了一个我一直坚信的道理——任何一个组织进入生死存亡阶段时，往往都会做出一些看似荒谬的决策，其实都是在进行“服从性测试”。

　　比如公司快破产的时候，突然开始严格考勤、强制穿工装、要求汇报格式必须统一，甚至连“微笑培训”都安排上了。这不是为了提升效率，而是老板要看看还有多少人肯服从命令。只有所有人都“正常听话”，老板在彻夜难眠时才会稍感安心，觉得这公司也许还有救。

　　“你们公司这情况，八成也是这样。”我说，“快完了，还不如趁早另谋出路。不然以后等着你的，不是裁员通知而是更多花样折磨。”

　　他说不出话来，我也不想继续说下去。我们对视一眼，长叹一声，只能默默把剩下的酒喝完。

　　我们喝到很晚，各自回了家。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隐约觉得这剧本好像似曾相识。于是我爬起来翻资料，一查还真是这样——三十多年前，在那个号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苏联，也曾有过一纸禁令、一场全民运动、一次自上而下的“纯洁化”尝试。

　　1985年5月17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一项标志性的决议——《关于遏制酗酒和酒精中毒的措施》。这份红头文件一经发布，立刻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酒风暴”。在那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领导人一声令下，全国各级机关迅速响应，禁酒运动如同一场全民行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1985年至1987年间，禁酒令进入高压执行阶段。苏联政府以雷霆手段推进这一政策：全国范围内关闭了大约50%的酒厂，大片葡萄园被推土机铲平，烈酒生产企业大量关停。就连商店售酒也被严格限制，中午之前可以购买，中午之后就一律禁售。政策的执行力度之大，几乎将酒类产业连根拔起，意图斩断苏联人对酒精的依赖。

　　但禁酒令带来的，远不止“健康生活”那么简单。在苏联，酒税曾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合法酒精产品的税收占到了国民预算的七分之一。禁酒政策强行砍掉了这块财政支柱，导致1987年起国家合法酒税锐减，国民收入瞬间下滑8%到10%。财政赤字迅速扩大，军费和社会保障系统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本就捉襟见肘的经济，在禁酒令的打击下开始“失血”，可以说是自己削掉了自己的命脉。

　　与此同时，黑市应运而生。禁酒令并没有让人们真正戒掉酒瘾，只是迫使他们转入地下渠道。私酿、走私、地下酒坊在各地迅速蔓延，“森林伏特加”成为那个年代的热词——这种没有标签、没有监管的酒精饮品，完全脱离了国家管控，价格飙升，风险剧增。原本依靠配额制度和票证体系控制的酒类流通体系，在禁酒令实施后迅速崩塌，国家对酒类市场的垄断失控，地下经济乘势做大，成为苏联本已混乱的经济结构中的又一不稳定因素。

　　更严重的是，禁酒令激起了民间强烈的反弹情绪。在苏联的高寒地区酒精早已是生活刚需，许多人排队四五个小时连一瓶最基本的“口粮酒”都买不到。民怨迅速积聚，民众的不满情绪开始集中指向戈尔巴乔夫本人。有人骂道：“你不喝酒也就罢了，凭什么连我们也不让喝？你不倒台谁倒台？”对于一个依赖群众支持的政治体制来说，失去人心是最致命的打击。而禁酒令，恰恰在无形中完成了这一“壮举”。

　　与此同时，联盟内部的矛盾也因禁酒令而激化。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本就存在资源分配上的矛盾，而禁酒令推行后，为了分配有限的酒票配额，各地开始互相扯皮。中央的威信在一次次的争执中不断被削弱，尤其是俄罗斯主体地区，对中央“剥夺饮酒权利”的强烈不满，最终演变为对体制本身的质疑和反抗。这种裂缝不仅是政治层面的，更是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上的断裂。

　　葡萄酒产区的崩塌，是禁酒令带来的又一个沉重打击。政策推行后，大量葡萄园被强行铲除，整个行业瞬间萎缩。据统计，约有一百万农民因此失业。这些人原本依附于酒类生产链，一旦产业断裂，生活便无以为继。失业问题迅速蔓延，引发了大规模罢工潮。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罢工并非简单的劳资对抗，它往往象征着社会机制的严重失控。更糟糕的是，酒精产业不仅是消费品产业，更是农业、酿造、运输等多个领域的支柱。一环断裂牵动全局，禁酒令就像一把钝刀，在苏联工业与农业之间来回割裂，造成一连串难以修复的经济创伤。

　　而此时的苏联，正处于内外交困的敏感时期。在外部，美国对苏联的经济封锁愈发严厉，欧洲国家对其也态度冷淡，经济交流受限，国际市场收缩。禁酒令本应是内政问题，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它却成了压垮苏联经济的一根稻草，让本就脆弱的财政系统因酒税锐减而元气大伤，社会动荡频发，黑市猖獗，农业萎缩，工业停滞，所有问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倒全倒。可以说，在经济最需要喘息的时候，禁酒令反而成了那记最沉重的铁拳，打在了苏联自己身上。

　　最讽刺的是，这场以“健康”和“文明”为名义的改革，最终却沦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戈尔巴乔夫原本希望通过整肃社会风气来推进改革，提升政府形象，结果却在短短三年内，失去了财政支持、社会信任和政治威望。到了1988年，禁酒政策悄然松绑，原本实行的酒票制名存实亡，黑市却愈加猖獗，森林伏特加流通不止，酒精中毒事件反而上升。民众的愤怒没有消退，反而在短暂的松绑后爆发得更为激烈。

　　当体制内的财政断裂、社会怨气激增、经济动能枯竭与外部压力叠加时，一个庞大的帝国已站在崩塌边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很多人说，苏联的崩溃有千万种理由，但禁酒令是其中最荒诞、却也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刀。它或许不是压垮大象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它很可能是那一捆稻草里最易燃的那瓶酒精——苏联用伏特加给自己开了炉，六年后连瓶盖都找不到了。

　　最近我看特朗普又去参加了G7峰会，这次美国态度强硬，整个欧盟也一度罕见地达成了某种统一意见。这种局势，说实话，很不妙。

　　再看中东那边也不安生，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导弹你来我往，新的地缘变局正在成形。未来会走向何方，实在不好判断。

　　但从苏联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强扭的忠诚不甜，如果真想“戒酒”别只盯着杯子里的酒，更该戒掉的是那张把权力当酒喝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