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制”不是“公有制”：一场关于所有权的逻辑追问

　　有人曾问：国有制就是公有制吗？

　　这似乎是一句再自然不过的常识判断，但真正被仔细审视之后，事情就开始变得微妙了。

　　就像我们无法简单地把“糖”当作“营养”，也不能把“拥有”与“代表”混为一谈。国有制如果真的代表了全民意志，那它的运行逻辑就应当反映出公有的性质；如果不是，那它和“私人所有”在本质上也许就只有形式上的区别。

　　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现实的具体事件，也不是制度的走向，而是一场关于“所有制”内涵与外延的逻辑讨论。我们希望在这一片被话语遮蔽的领域，恢复一些清晰而扎实的理论坐标，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公有”的真义，也才能分辨“国家的名义”与“全民的意志”之间的本质裂痕。

　　什么是“公有制”？理论不能偷换概念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标志，其基本前提是：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

　　这不是一句口号。它内含三个方面的辩证结构，即：

　　①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

　　② 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③ 劳动成果如何分配？

　　这三者相互关联，互为基础，构成生产关系的完整体系。

　　一旦生产资料形式上归“国家”所有，但劳动者仍然被排除在所有权的决策结构与成果分享之外，那这就不是“公有”，而是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私有”异化形态。

　　在《鞍钢宪法》的设计逻辑中，企业管理层应当是“工人代表”，劳动群众通过民主管理与技术革新参与企业运营。这是将“所有”落实为“参与”，将“权利”转化为“实践”的真正路径。

　　反观那些形式上的“国有制”，却往往将工人排除在管理之外，任由所谓的“掌控者”独断专行、将企业异化为营利性机器。

　　董事长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体现出“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合作”？

　　还是——高高在上的指挥者与被雇佣的劳动力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对立？

　　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只能痛苦地承认：它的社会属性并非“全民所有”，而是一种变形的官僚资本关系，即以国家名义掩饰少数人对公共资源的控制。

　　成果属于谁？从分配逻辑看“所有制”真相

　　公有制不仅是一种所有权的结构，更是一种成果的分配方式。

　　在真正的公有制中，劳动成果应当以非市场化的方式普惠于所有劳动者：医疗、教育、住房、交通、水电，均可通过“计划分配”来实现资源的公平使用。

　　但如果一个所谓“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卷入利润竞争，而工人仍然按照雇佣制度拿固定工资，管理层与所谓的“监管层”则以奖金、股权、灰色收益垄断收入分配……

　　那么，它实际上运行的方式与私人企业有何本质不同？

　　利润是否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

　　如果没有，如果只是在“国家财政”这只大篮子里兜兜转转，最终又以间接税、房贷、消费、通货膨胀的方式从人民手中“返还”，那么我们就该质问：这是不是“返销制度”？是不是掠夺的二次包装？

　　成果归谁所有，不在于财政报告中写了什么，而在于普通劳动者是否真正拥有决定和分享的权力。如果劳动成果的归属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分配形式，那它就不是“共”的生产成果，而只是“转手”的产物。

　　外延比较：这“国有制”比“国家资本主义”还落后？

　　接下来，我们从另一个维度做比照：所谓的“国有制”，在理论的外延意义上，它比得上当年新中国初期所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吗？

　　国家资本主义在列宁、毛泽东那里是一种过渡形态，是为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对资本实行“控制性合作”的策略安排。毛泽东提出 “四马分肥” 的原则，即把企业的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

　　此种形式，本质上在向公有制过渡，国家明确掌控资源配置、利润流向，并在工人中普及管理参与与技术革新。

　　反观某些被称作“国有制”的企业，它是否承担了社会再生产的职能？是否由群众选举产生管理层？是否通过制度保障成果分配的公平？

　　更进一步，有些“国有企业”甚至不如西方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在一些国家，国有铁路、能源、邮政、水利企业都有完善的服务体系和公开透明的监管程序，公众对其运作有监督权；

　　而某些以“国家”名义存在的企业，甚至公开交易、私有化股权分红，民众无从问责，工人无从参与。

　　这种“名为国有、实为私控”的结构，在理论上不能归类为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公有制”。它只是“国家的皮”，包着“权贵私有”的肉。

　　“多种所有制共存”是一种逻辑悖论

　　还有一种广泛存在的说法：“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从听感上，这似乎是一种包容的、务实的表述。但从逻辑上看，却存在结构性悖论。

　　如果把所有制比作操作系统，那么在一个社会的经济体系中，两种根本对立的“生产关系”共存，只能存在于过渡时期，而不是最终目标。

　　私有制的本质是利润优先、公私对立；公有制的本质是人民优先、共生合作。

　　你不可能既让资本家当家做主，又指望工人当家作主；就像你不能一边让虎进笼子当宠物，一边还指望羊群不受伤害。

　　多种所有制共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权宜之计，但一旦成为主流话语，且掩盖了阶级关系的本质——那么它就是话语的“漂白术”。

　　它不是在推动“共同发展”，而是在制造“模糊概念”，让真正的“主人”变成了“观众”，让拥有财富的“代理人”变成了“庄家”。

　　用生产关系逻辑重新界定“所有”

　　我们最后要强调的是，不管是“国有”还是“公有”，都必须回到生产关系本身进行逻辑审视。

　　只要在一套经济组织结构中：

　　工人没有决策权；

　　成果没有普惠性；

　　结构没有透明度；

　　那么，形式上的“全民所有”不过是逻辑上的粉饰——在“国有”之壳下运作的，却是“他人所有”的内容。

　　真正的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公有制，必须是这样的：

　　企业由劳动者参与管理；

　　成果由人民共享；

　　权力来自集体授权，监督体系完整健全；

　　管理权与所有权统一，决策权与劳动力一致。

　　否则，所谓“国有”，只不过是“国人无有”。

　　剥开术语的糖衣，才能守住信仰的骨头

　　我们之所以要反复强调这些逻辑，不是为了批评谁，也不是沉溺在“纯理论”的象牙塔，而是要指出一个根本的信仰问题：

　　如果连“所有制”都模糊不清，那我们要守护的“人民当家作主”就只剩一句空话。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形式上的“国家控股”，而要追问：谁在控制，谁在决定，谁在分享？

　　历史不会给沉默的人开绿灯，真理也不会眷顾糊涂的理论。

　　我们要做的，不是用话术维护现状，而是用逻辑恢复本义。

　　因为真理从来不在高楼里，而是在被剥夺者的手中。

　　那里，才是所有权真正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