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岑春煊 清朝封疆大吏岑春煊转向革命 原为慈禧依仗？

清朝封疆大吏岑春煊转向革命 原为慈禧依仗？  

1911年10月9日，“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夜宿武昌。是夜，武昌城中枪声大作，岑春煊“安卧如故”。次日晨，岑春煊遣人买舟渡江，再乘轮返回沪上，“沿途阅报，知民军已举黎元洪出任都督，革命由此告成矣”。

岑春煊此番途经武昌，原为赴任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因与当国者在川省“剿抚事宜”上意见相左，已于七天前辞职。

久历戎机、数任封疆的岑春煊心事重重、意兴阑珊，对于武昌兵变，竟毫不在意。

进退两难剿抚局

自丁未政潮瞿岑（瞿鸿S、岑春煊）为奕袁（奕痢⒃世凯）所败以来，岑春煊在沪上蛰居了四年。

辛亥年春，清廷宣布川铁路收归国有，拒不归还士农工商所入股金，遂激成湘、鄂、粤、川等省保路风潮，以四川最为激烈。清廷应对无策，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自是川乱遂大，难以制止”。

为平息川乱，经过盛宣怀推荐，清廷决意起用赋闲已久的岑春煊。岑春煊素有人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出任四川总督，在任整肃吏治雷厉风行，一举弹劾四十余名贪墨官员，人称“官屠”。由此，川人德之。起岑春煊赴川办“剿抚”，另一层用意是岑春煊久经战阵，威望甚高，有能力掌控调往四川的新军及川军。9月15日，清廷发布紧急上谕，以岑春煊为“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著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

清廷应对保路运动的“剿抚”之策，重剿轻抚，载泽、盛宣怀、瑞等人主张对保路运动强力镇压。但与清廷对岑春煊的构想相反，前往剿灭川乱的岑春煊还未出上海，即询问川路章程，岑认为，路事与剿抚相关，川省风潮正因铁路而起，若路事处理得当，风潮自然平息。对此，盛宣怀答以“朝廷命公剿办乱民，不命公问收路事，无以章程为也”。

盛宣怀的答复让岑春煊不满。于是，岑致电内阁，敦请朝廷下“罪己诏”，岑称，“总之不短少路股一钱，不妄戮无辜一人，必须双方并进，并于谕旨中稍加引咎之语，则群议自平;而给还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欢欣鼓舞”。

岑春煊此议一出，立场与在野的立宪派党人完全一致，朝野轰动，清廷中“剿抚”两派都大为震怒。“罪己诏”一议，等于认定政府失职，“铁路国有”政策完全失败。

9月下旬，岑春煊抵达武昌，与瑞言川事，知朝中大臣与之意见全然相左，遂向清廷电请辞职，朝廷立马就下旨同意了。

岑春煊尽管人未到四川，但与清廷的争端，却获得四川保路风潮中立宪派的欢迎。对于岑春煊入川，立宪派中人称“盼祷者不啻大旱云霓”。

立宪成空梦一场

岑春煊与立宪派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就与维新派人士有来往，受康有为影响颇大。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此疏深为光绪帝赏识。

庚子事变，京师危急，西后诏天下兵勤王，各省督巡观望待时，唯岑春煊以一甘肃布政使身份取道沙漠，千里勤王，“至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慈禧狼狈出走，岑春煊随身护从。一夕宿破庙，岑环刀立庙外彻夜。慈禧梦中忽惊呼，岑则朗声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到达西安，慈禧哭着说：“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后来，慈禧果不负承诺，岑春煊官位直线上升，历任巡抚、总督、尚书等要职，位跻一品，权重一时。而岑春煊也确属清末能臣，疆事凡有不决者，慈禧多有所依仗。

1907年丁未政潮，清廷中的清流瞿鸿S一派联手岑春煊，欲排斥浊流奕痢⒃世凯一党。隐藏在此次政潮背后的，却是两种形式的立宪派之争。瞿岑以地方派立场为主，奕袁则主张加强北洋系力量。而早在1906年七月清政府颁“预备仿行宪政”上谕时，岑春煊就积极主张变革官制，促进提早立宪，秘密派亲信到上海，并写信联络张謇，允资1万元（银元）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丁未政潮中，岑春煊背后除了地方力量之外，还与流亡海外的势力颇有来往，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为岑春煊充当谋士。

丁未政潮以瞿岑二人败北结束。袁世凯攻击岑春煊的手法，则是将康梁（康有为、梁启超）照片与岑春煊的照片合成一帧，并通过奕脸仕透慈禧。慈禧最恨康梁，但仍顾念“岑某有庚子旧劳，勿令难堪”，岑春煊遂以“开缺两广总督”身份在沪上养病。

岑春煊开缺后，对于时局，越来越不满。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岑春煊对此更为失望，称此局面为“吏残于上，民怨于下，譬犹厝火积薪，不可终日危亡之势，尽人皆知”。

1911年10月3日，岑春煊再次下台后，他如此评价他与当国者之间的矛盾：“比抵汉上，细审事机，知政府之发踪指示与川省之现办情形，均与鄙人所陈不无歧异。宗旨既各有所见，办法即不能强同，九牧十羊，事必隳坏。”

大厦将倾，岑春煊的立宪主张与施政观念，与当国者越来越乖离。他对10月10日夜发生在武汉的新军起事未必全无感觉，但更多的恐怕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