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主张 章太炎为何大骂孙中山“鼠窃狗偷”？

章太炎为何大骂孙中山“鼠窃狗偷”？  

1905年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某“心怀首鼠而昧于孙文之为人”的台下听众突然起身诘问正在演讲的孙中山：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告我！

此言既出，全场皆惊。演说正酣畅淋漓的孙中山听后“忽然如裂帛中止”，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事急之时，宋教仁的好友、会议组织者程家柽出面解围：革命者国家之公事，孙先生何能为民主君主。吾人之心中无慕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帝王民主。

辛亥革命是一场共和革命，革命者自然无帝王之念想――事实上也完全做不到。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据南社社员徐宗鉴描述，当时前去迎接的，“商界仅王一亭，政界仅李平书，其余仅英士（即陈其美）与余两人”。这等场面，与主流历史所描写的“万众欢呼”、“夹道欢迎”相去甚远，堪称冷落。外媒对此倒是反应灵敏，“西报记者、日本记者却有十余人”前来捧场，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却是孙先生究竟带了多少款子回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赴南京就任总统，上海火车站送行的也只有于右任、蔡元培、陈其美、沈翔云数人，另有军乐一队、卫兵一连，仅此而已。以上场面，均为徐宗鉴亲眼所见，似为可信。

1月3日，代理临时参议院（前身即“各省代表会”）再次进行选举，黎元洪不出意料地当选为临时副总统，但在表决孙中山所提出的各部总长人选时，其中有3人遭否决，几占名单的三分之一。

孙中山流亡海外多年，国内情况不甚熟悉，名单主要由黄兴拟定，人选如下：黄兴自任陆军总长、黄钟英任海军总长、王宠惠任外交总长、伍廷芳任司法总长、陈锦涛任财政总长、宋教仁任内务总长、章太炎任教育总长、张謇任实业总长、汤寿潜任交通总长。

被否决的3人分别为宋教仁、王宠惠与章太炎，参议员们的反对理由是，章太炎脾气怪诞、性格孤傲，宋教仁心高气盛、年纪太轻，王宠惠海外归来、阅历尚浅，均不合适担当重任。孙中山来时原本兴致盎然，不料第一次开会即受此难堪，最后只得默然退场。事后，黄兴多方协调，新名单以程德全换下宋教仁、用蔡元培换下章太炎，这才勉强通过。

人选名单出炉后，不满者不在少数。首先是湖北首义派，他们在总、次长的十八人大名单中竟无一人上榜，这未免有些说不过去。陕西革命党人、《民立报》的主持者于右任曾向黄兴提醒，名单酝酿时应考虑容纳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但“首义派”最后还是颗粒无收。

从潜意识说，这恐怕与名单主拟人黄兴在武昌的不愉快经历相关。黄兴的用人有私心，谭人凤也曾责怪说：“其于同辈中能力胜己者，虽明知而不愿用。以故南政府之组织，如宋教仁者则仅以法制局敷衍之，而汤化龙、汤芗铭、刘冠雄辈反特邀拔擢。”

事实上，孙武曾前来运动陆军次长一职，但已任陆军总长的黄兴显然不想用他做副手，孙武最终失望而去。张振武对南京临时政府也极其不满，每次见面，张都要撸起袖子、挥动胳膊，嚷嚷着说黄兴办事不公平。名单公布后，张振武更是在报纸上公开辱骂：“你们这些人碌碌无为，依靠别人成功了，权力却都被你们拿去了！”由此，湖北首义派走上与同盟会相对立的道路。

至于财政总长，黄兴原主张用名声在外的同乡熊希龄，但孙中山坚持用留美博士陈锦涛。外交总长的人选也争议颇大，按说应由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出任，但孙中山最终选择了王宠惠。王、伍两人都是法学博士出身，但王宠惠年仅31岁，资历、经验远不如伍廷芳。为此，王宠惠最初不敢受命，但孙中山却给他打气：“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也”。

伍廷芳的反应倒还算豁达：“予视两者（指外交与司法总长职位）无甚差异，无所好亦无所恶”。但数年后，伍廷芳却隐约表达了自己的积怨，称孙中山当年任用留学生“不加甄别”，“委以总次长之要津，或专成之重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