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线上阅读 读《官场现形记》:晚清仕途是怎样一幅腐败景像

读《官场现形记》:晚清仕途是怎样一幅腐败景像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起清朝的选官体制：“在中国有四种进入官场和获得提升的途径：科场出身，兵弁出身，保荐贤才，捐班出身。”按说，清朝的入仕途径是有着严格限制的，但在实际施行中尤其在晚清时期，这四种求官途径经常发生着变异，其间行贿收贿、买官卖官的腐败丑行，在清朝著名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可窥一斑。

清朝为巩固其统治基础，网罗有用人才，还曾开设“博学鸿儒科”、“孝廉方正科”、“经济特科”等。此类招考皆由皇帝下特殊诏令，临时设置简单考试，以此招揽一些具有特殊才能或在社会上有声望者。已登科及在任官吏均可报考，考后该升迁的予以升迁，该授官者授予一定的官职，这称“制科”或“制举”，与科举一样，算作正途。制科出身的官吏，有时会受到科举出身官吏的某种歧视。

由捐纳或议叙等而得官的，称为异途出身。清朝实行的捐纳制度，也是任用制度的一种内容，即可以通过捐银捐物的途径，而得到某种官职和荣誉虚衔。清政府出于筹措饷银和开辟财源之需，从康熙年间开始实行捐纳，规定一般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都可捐纳，甚至武官在乾隆年间可以捐到参将。捐纳的规章称作“捐例”，或“事例”，分暂行事例和现行常例两种。捐纳范围和人数，时大时小，时多时少，凡遇国家财政紧张之机，便大开捐例。由于捐纳这种方法使适合做官的人数大为增加，势必造成与有限官职名额的矛盾，其结果不仅影响到候补官员过多，仕途混杂，而且还随着捐纳泛滥出现行政机构冗员充斥，吏治败坏等。所以，清朝政府有时不得不采取收敛的措施，但捐纳制度一直没有彻底废止，从康熙朝开始，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几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后期。

在清朝任用的官吏中，以“荫袭”得官者也占据了一定比例。“荫袭”是依赖法外特权而得官的一条途径，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吏子弟或亲属的入仕都是予以特殊照顾的。清朝主要存在恩荫、难荫和特荫三种方式，恩荫限于三品以上官员子弟；难荫限于因公殉职的官员子弟；特荫限于功臣、名臣子弟。

科场出身，本来是“最纯正和最好的”做官道路，但到了晚清，这“老老实实”的科场考试，也已经却完全被铜臭所污染。制度再密，比不上执行人作伪作弊。报考可以花钱请枪手冒名代考，考试可以花钱派外援传递答案。同时，门生关系在晚清科场绝不可忽视。乡试、会试时的考官也视之为师，考生当然要给老师好处，不然成绩再好也白搭。小说第二回写举人赵温上京会考，这赵温虽然中举，但“世路上一切应酬，究未谙练”，对主考官只封了二两银子。主考官吴赞善早就打听到这个土财主门生的家私，打算收上二三百两的贽见，不料赵温“有现成的老师不会巴结”，结局只能是“春风报罢，即拟整顿行装，起身回去。”

那么，兵弁出身的“大兵”们是否按军功就可升官了呢？也不一定的。按说凭军功提升是最快的，但想当官的“受命官员”也得支出一笔价值和任命相当的款项。小说第十二回中提到，一批从前打“粤匪”，打“捻匪”，“立过汗马功劳”的“功臣”，当战事平定以后，就没有什么差缺应付他们了。无论什么人，只要有“大帽子八行书”就可当官，而“大帽子八行书”只要有钱就可以弄到。一个从前打“长毛”，身当前敌，克复城池，叙功历保至花翎副将衔、尽先候补的湖南人毛长胜，竟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只得将饬知、奖札沿街兜卖。第三十回写到善于钻营的冒得官，以三十块钱买得几张形同废纸的饬知、奖札，却当上了江阴炮船的管带。

进入官场的第三个办法“保荐贤才”则更糟了。因为“保荐贤才”必需要有官员的记录，而这些官员身上都不干净，他们毫无例外都有贪污行贿的劣迹。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用黄金来开路。小说中候补知府时筱仁，从未到过广西，却仗着钱多且上代又有些交情，便买通提督军门在广西边防案内保举上来，以试用知府进京引见。尤为骇见的是，胡统颌统带六营防军去浙东严州剿匪，随员周果甫为其策划了将乡民当土匪的胜仗。胡统领居然以“异常劳绩”在报功单上首列周果甫名字，随折奏报。小说叹道：“其实这种事情，各省皆有，并不稀奇。”

至于第四个作官的道路，那就是纯粹的购买了。清代的捐纳制度沿袭前朝，也就是以虚衔、封典、贡监为限买个荣耀而已。到了晚清，捐纳的官职从虚而实，从低到高，将官职作为商品进行公开合法的买卖。在考量一个人能否出任官职的时候，才德、学识、资历都可收弃之不顾，足够数量的金钱成了唯一的权衡因素，由此演出的种种无耻之尤的丑剧，也就毫不足怪了。

小说第五回，江西何藩台与兄弟三荷包失和，三荷包吵着要算分家帐，报出帐来道：当初为你捐知县，捐了一万多；后来捐知府，连引见走门子，又是二万多；八千两银子买一密保送部引见；三万两买到一个盐道，终于署上藩台。先后一共花了近十万两银子。小说第二十六回，河南臬台之子贾润孙到京之后，走钱店掌柜黄胖姑的路子，意图拼出大价钱买得一个肥缺。他先后报效修盖园子工程二万两，孝敬太监黑大叔七万两，孝敬四位军机二万两，再以二万两作为一切门包使费、经手谢仪，五千两作为在京用度。

小说在第十九回中通过浙江署院朱瑜之口，对于捐纳的弊端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抨击：“浙江吏治之坏，甲于天下。推原其故，实由于仕途之杂；仕途之杂，实由于捐纳之繁。无论市井之夫，纨绔之子，朝输白镪，夕绾青绫；口未诵夫诗书，目不辨乎菽麦。其尤甚者，方倚官为孤注，俨有道以生财，民脂民膏，任情剥削，如此而欲澄清吏治，整饬官方，其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