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因素理论的意义 以日本因素为例，看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

以日本因素为例，看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  

近代中国与日本的爱恨情结，使得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都难以下笔，而且不容易被平情看待，总觉得在字面之后，应该还有潜在的动机。这种情形当然不是全然子虚乌有，譬如一些杰出的汉学家就将他们的研究与日本对华的政策联系起来。内藤湖南与白鸟库吉是两个好例子。

内藤湖南的著作中曾表示，中国的问题太多，内部已经腐烂不堪，早已不再有自生自发、复兴自己的能力，因此必须借着日本的帮助或引导（甚至是武力介入），才可能使中国再生。内藤后来参加了满洲国，他的一生似乎体现了善意与扩张主义复杂的夹缠与掩饰。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这两位学者倾向于贬损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这样的作法仍然支持了日本的扩张主义。而以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著名的实藤惠秀，一度也有透过追索近代中国的日本因素来支持日本侵略的倾向1。在这里，我想尽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做得到）摆脱这些偏见来探讨戊戌前后中国思想资源之变化与日本的关系。

以思想资源这一点来看，宽泛一点说来，清末民初已经进入世界在中国（郭颖颐语）的情形，西方及日本的思想知识资源大量涌入中国，逐步充填传统躯壳，或是处处与传统的思想资源相争持，最后取代传统思想的地位。

我们不能小看思想资源。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但无论如何，人们是透过它们在想事情。

弄清楚一个时代思想资源的版图、轮廓与内容非常不容易。在思想资源没有重大改变之前，思想的种种变化，有点像鸟笼经济，盘旋变化是可能的，出现一批特别秀异独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变化创造的幅度与深度还是受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不大可能挣脱这个鸟笼而飞出一片全新的天地。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传统士人在面对危机或是面临重大转折时，一再想象的解决办法都是回到上古三代。明末清初几位思想家的言论可以作为代表。顾炎武把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等同起来，黄宗羲认为不读经书则不能为大家等等。这种现象背后当然还有崇古等其它更为复杂的因素，但是传统中国思想资源的限制必定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心态不只表现在对某些具体事情的看法上，同时亦形成一种普遍的态度，使得传统士人一旦眼前无路，便想回到上古三代，因为眼前少有其它更具说服力的思想资源供其选择了。

大量流入近代中国的西方及日本的知识，是继佛学进入中国后另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资源的变动，人们的概念工具大变，所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的凭借也不同了。

洋务运动以后译介西洋书籍的风潮已经开始，而且它与晚明翻译西书有所不同，因为晚明所译西书在当时广大士大夫圈中只占边缘性位置。但清季西学进入中国时，后面跟着洋人的枪炮，所以它的说服性很强，反对它们的人固然所在多有，但整体而言，西学逐步取得读书人的注意。如果没有这一批新书籍，康有为也不会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建构他在戊戌以前的思想。然而，诚如梁启超1897年在〈大同译书局条例〉中说：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机构，在三十年间译书不过百种。甲午战败后，来自日本的思想观念及书籍，其规模远大于前者，尤其重要的是，大量西书透过日本的翻译再转译为中文，这等于是经过日本的选择与咀嚼后才放入中国的口中。

一、思想没有翅膀。

以传统中国士人的文化自信而言，如果不是现实政治社会面临严重问题，根本不可能为新思想资源的引入创造有利的土壤。故讨论日本思想资源输入的问题，首先要看中日两国在历史的天平上轻重的转变。

虽然中日两国的思想差异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但无可讳言，在近代以前，日本始终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德川时期为例，宋明理学与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更是深入，即使到了近代，中国被西方击败的经验也被幕末的日本充分吸收。大庭修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这一点。他搜集宁波、南京两地输出日本书籍的目录，并追查其中部分重要书籍的流向，对这一受容现象勾勒了一个轮廓。像《海国图志》一书，便对幕末日本的领导阶层及志士发生重大影响3，是长期闭塞的日本认识西方世界的重要依据。

在日本人眼中，中国逐渐从正面教员变成反面教员。中国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败绩，成为日本的反面教材。鸦片战争中的挫败，对当时尚未尝到洋炮滋味的日本所造成的震撼非同小可，反而对中国的士大夫圈影响不那么大。我们发现日本如饥似渴地希望知道西方的情形，许许多多当时中国翻译的西书，甚至是明末译的西书，都流入幕府领导阶层手中，尤其是《万国公法》一书最值得注意。连大明律也在明治初年得到相当大的注意4。

中国成为日本反面教员的另一个例子是太平天国战争。日本从这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学到了许多。1862年，高杉晋作、久阪玄瑞还有其它幕府官员就曾亲自到上海观察太平军的组织，这些观察对幕末日本也有影响5。当中国勉强从太平天国之乱挣扎过来时

，日本正好完成了明治维新，而且进行一系列的新改革。从此时开始，文化交流的方向整个倒过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记事诗》为中国保守士大夫绘画了一个他们几乎不认识的新日本，这些书也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相当大的动力。

黄遵宪可以说是第一个严肃面对一个正在成形的新事实的人，不过他显然也是透过自己的眼晴在筛选他所看到的东西。黄遵宪虽然对当时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以及议会制度存有好感，但是他最强调的，还是日本如何成功地透过中央集权而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6。有意思的是，黄氏的著作在甲午战败之前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注意，该书完成于1887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并且在1895年印行，但是在甲午战败之前却从未广泛地流通。这种现象自然与中国亘古以来的日本观有关：日本长期以来都小心翼翼地注视中国的变化，谨慎地考虑因应之道，反观中国这一边，则总是因为优越意识作祟而漠视它的东邻。在一篇有关中国对日本态度之变化的研究中显示：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官僚或士大夫认为中国会被日本击败。当时已经有相当数目的书报导日本的新发展，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并非盲目到完全不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但是它们几乎没有引起清廷决策者的注意。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三百年来的第一战。这场战争之后，日本的自我形象剧变，而在日俄战争之后达到高峰。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亦急遽变化。在此之前，日本虽然知道中国被英国打败，但是仍不敢认定中国兵疲力弱。可是，甲午之战改变了这一切。

哥伦比亚大学日本文学专家多纳德。金（Donald Keene）有这样的观察：在战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是用汉文出版的，这是为了向它的读者们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小孩看的7。甲午之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降低8，而且有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而不是当时的中国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9。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到北京去成为相当流行的口号10。

在日本急遽变脸之时，中国方面也有激烈的改变。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光是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前往。美国的日本史权威詹森（Marius Jansen）便认为，以当时留日学生的数字而言，中国学生的赴日留学可能是到那一刻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11，而戊戌前后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日本因素便与这一波留学运动分不开12。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学习日本的学术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13。然而，日本也不仅止是一个接生婆，事实上，许多转手而得的西洋知识

已经经过日本的选择、改变，或已沾染上日本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