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是最仁慈的皇帝吗 赵匡胤的仁慈与宋帝国的羸弱,仁慈不等于软弱。
赵匡胤的仁慈与宋帝国的羸弱,仁慈不等于软弱。
赵匡胤的仁慈与宋帝国的羸弱,仁慈不等于软弱。
仁慈不等于软弱。
但是赵匡胤的仁慈在打造了中华帝国时代最为灿烂辉煌经济文化巅峰的同时,千真万确地为宋帝国的羸弱打下了伏笔。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与众位网友来一起进行探讨。

一、仁慈本身并没有错
中华帝国时代帝王们遴选继承人的时候,往往以“仁慈敦厚”作为衡量是否合适的一条极为重要标准,这固然和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人观念密不可分,更关键的是帝王们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重要性,换句话说都希望他们的继承人能以天下苍生为念进而把家族事业做到千秋万代。一般帝国开创者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乃至对敌人绝情的手段让人侧目;赵匡胤在历代帝国的开创者中显然是个例外。从陈桥驿兵变中他要求拥立者们善待后周幼主、太后和群臣,严禁烧杀抢掠的政治安排;到其信守诺言优待周皇室和留用原班朝臣,再到强化中央集权时的“杯酒释兵权”策略,甚至从立下的不得轻易诛杀大臣的家法就可以看出,作为开国帝王的他的确足够仁慈和厚道。宋帝国的继承者们延续了赵匡胤的仁慈,却没能延续赵匡胤的英武,他们在享受繁华的同时,却没有及时解决好帝国运行过程中至少在制度层面衍生的问题。
二、独创的官僚制度让人晕头转向
赵匡胤虽然没有像历代开国帝王那样大开杀戒,但和他们却有着同样的帝王心思。不同于其他帝王诛杀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的臣子,赵匡胤力求利用制度来防止各级官员们培养起与皇室离心离德的力量。赵匡胤设计的这套全新的官僚制度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用我国现行的军队制度来打这个比方的话,官相当于职务级别,如正团职;职相当于军衔,如上校,并不是有这个军衔就担当这个级别的职务;差遣就是任命,如团长命令。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倒是能体现赵匡胤的首创精神和独到之处,然而实施起来的情况却让人大跌眼镜,仍旧用我国现行的军队制度来打这个比方,中央政府赋予一个技术8级(相当于行政级的正团)的海军上校为陆军团团长的权力,这就有些张冠李戴让人瞠目结舌了。还有现在看来都颇为先进的“文官3年、武官4年”的任职时间限制,也极大地增加了官员们在一个部门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两相叠加的结果使这种官僚制度虽然防止了弄权却造成了北宋中后期的冗官弊病。
三、高薪养出的积贫祸端
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萌、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衍生出了极大数量的冗官,这些有官有职没有差遣的官员甚至达到了总数的70%。北宋时的工资水平是相当高的,官员们的工资像极了我国现行军队实行的结构性工资,只不过多了“随从衣粮”也就是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这一块罢了。一个宰相的年收入约为一万缗钱,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税收;按购买力估算,差不多价值400万人民币。冗官制度之下,拥有宰相官位的远不止三五人,何况还有比宰相工资还高出三分之一的节度使。顺便说一句,这个“节度使”官职很像中共建政之初的各个大区的负责人,如高岗的东北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角色。这么高的薪水、这么庞大赋闲的官僚群体在“拉动内需”全面促进经济繁荣外表的掩盖下,和冗兵、纳贡一起使宋帝国财政的捉襟见肘,并最终把帝国拖到了死亡的深渊。
四、庞大的乌合之众
赵匡胤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所以在实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募兵制度。无论是饥民还是地痞流氓一旦入伍,他们的家庭就不得经商务农,全由政府提供生活保障至死不能脱离军籍。于是宋帝国的军营里面举目望去多是老弱病残之兵,这样的军队在立国88年宋神宗登基的时候达到了140万人。那么军队的战斗力如何呢?就拿为实现宋与金的“海上之盟”合击辽国的约定来说,公元1122年童贯率领15万大军意气风发杀向辽境,却被那只被金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不足2万人辽军打得溃不成军惨败而回。于是我们想起了兵学老祖宗的一句话,“兵在精而不在多”,古人诚不欺我也!就是因为这群庞大的乌合之众,作为正朔王朝的宋帝国,一直没能实现秦汉隋唐时期的辽阔疆域,也因此为后人留下无尽的遗憾。假如,他们不是那么地孱弱,中华帝国时代的后一千年文明史该是另外一种局面;基于宋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文化的昌盛,我想这个后一千年多半是辉煌灿烂的。
五、将领们的落寞年代
与新科状元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和帝国首都因此进行的举城狂欢相比,踏破敌国的将军们所受到的待遇就相形见绌得多了。将军们“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全然没有了汉唐时候的那种八面威风。宋代军事学院的建立、教科书《武经七书》的编撰和武科举体制的确立,使我们在看到宋朝军事的进步,不过与此同时还应看到负面后果;其中一种后果就是很多文科名落孙山之辈,先考取简单的武科然后“挂印”去参加十分容易的在职考试,从而走上了仕途。如果说赵匡胤不杀功臣而选择杯酒释兵权是他的仁慈,那么他后来他重文抑武的政策则是他为保住江山的偏颇想法。因为北宋帝国的覆灭几乎可以定性为政治的腐败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坚持政治理想名臣间的博弈、到权臣们的搏斗、再到奸臣们的搏杀,手无缚鸡之力的官僚们一步步地把国家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而不是如唐帝国那般由军阀们唱响的盛世哀歌。
一端是文,一端是武,中间天平;无论把哪端的砝码加得过重,都会危及帝国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英明的帝王总是善于权衡,总能使文治武功相得益彰。于是乎,我说,赵匡胤的仁慈与宋帝国的羸弱构不成因果关系,反倒是他为避开涂炭臣子而设计的制度上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