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 清政府对于日本侵台一事的处置，统治者们自己未始不知是可耻的屈

清政府对于日本侵台一事的处置，统治者们自己未始不知是可耻的屈  

清政府对于日本侵台一事的处置，统治者们自己未始不知是可耻的屈辱，他们把原因归之于“海疆备虚”。他们开始觉察到日本“为中国永久大患”，于是提出“切筹海防”之议。但筹海防需要经费，而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难；加之一八七三年底左宗棠的军队彻底镇压了陕甘的回民起义，从内地到新疆的通路已开，收复新疆、巩固西北边防已成为现实的问题；而要准备向新疆进军，也不能不要经费。于是在一八七四年底中国同时面临着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的问题。究竟何轻何重呢？李鸿章说海防为重、塞防为轻，主张放弃新疆，移塞防之饷以筹海防。湖南巡抚王文韶却认为俄国的威胁最大，“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左宗棠说应该“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清政府采纳左宗棠的意见，一八七五年五月初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担规复西北的全责；随之以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海防”“塞防”的争论表明了当时中国在西北和东南边境的皇皇不安，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英国侵略者又在西南制造边境事故，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马嘉理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一八七五年初，地点在云南边界上。它有多年的历史背景，而根源在于英法都想从边外抢先侵入我国的云南。

英、法都想侵入云南，这是他们分别侵略缅甸和越南的必然发展，而它们加强对缅甸和越南的侵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加强对中国西南边境的侵略。早在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五二年英国经过两次侵缅战争，已占据了下缅甸。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法国接连对越南进行侵略战争之后，占有了越南的南部。英法既在中印半岛上站住脚跟，就一面在那里继续扩张势力，一面开始寻找从那里直接侵入中国的道路，企图打开中国的“后门”。英国倡议较早，一八五八年，退伍军官斯普莱（R.Sprye，曾参加第一次侵缅战争）就提出从仰光起往东北沿萨尔温江经上缅甸到我国的思茅止修筑一条铁路的建议；一八六三年又有人提出经过八莫以通云南的路线。斯普莱计划引起了英国资本家的广泛兴趣，他们渴望进入中国西南市场，于是英国有关当局在一八六七年派人测量这条路线，但并未完成就中止了。此后英国资产阶级舆论不断发出完成斯普莱路的呼声。一八六八年英国第一次探测从八莫到中国的路线，探路队一度到达云南反清的回民占领下的腾越（今腾冲），肯定了这条路线可以通行。法国不甘落后，一八六六年组成探测队，在特拉格来（Dou-dartdeLagré）与安邺（F.Garnier）的率领下，从西贡出发探测从湄公河（澜沧江下游）通中国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该河上游不宜通航，于是移注意力于北越，想在这里取得到云南的通路。

一八七一年，法国冒险家堵布益（J.Dupuis）利用云南当局急欲镇压回民起事的时机，借口代为采买军火，获得查勘红河的便利，亲身证实该河为从云南经越南而出海的可航水道。随后，他在法国当局的支持下，组织武力，横行红河之上，想一手包揽运货通商的利益，越南当局不许，因而发生纠纷。法国驻西贡总督游悲黎（Dupré）派安邺以解决堵布益纠纷为名，带武力前往北越。安邺在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五日到河内，驻军城外，立即撕破假面具，与堵布益狼狈为奸，想恃强奠立法国在北越的优势。二十日，安邺竟开炮轰击并侵入河内城；又在红河三角洲大肆骚扰，进而勾结北越匪徒。当时中国应越南朝廷的请求，有军队驻在北越的高平、谅山二省，协助越军剿匪，但这些军队并没有及时去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于是越王借用刘永福所领导的黑旗军。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活动于广西的农民起义军，后来被清军压迫，流亡到越南，他们接受邀请，援救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一日打死安邺，取得了战斗的辉煌胜利；越南授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职。法国经过对普鲁士战争的失败，当时无力在海外发展，因之不得不自北越撤军，而于一八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与越南缔结西贡条约，在越南取得广泛的政治、通商等特权；越南在条约中允许开放红河。后来法国把这个条约通知总理衙门，但清政府并未予以承认。自安邺败死，法国侵略北越以及经北越窥伺云南的阴谋暂时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