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提八荣八耻 试析佛教因果律与“八荣八耻”荣辱观

试析佛教因果律与“八荣八耻”荣辱观  

试析佛教因果律与“八荣八耻”荣辱观张晓芜2006年3月，ht在全国“两会”期间，明确指出要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精准概括，反映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鉴于此，本文试以佛教因果律分析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传统性及其理论意义。一、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重大道德建设命题的理论施设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愈益多样化；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面对全球化推进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需要研究中华民族应以什么样的道德精神推进时代发展，确立新的主流价值意识和道德建设标杆，造就新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培养时代新人。在此形势下，ht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个重大的道德建设命题，“八荣八耻”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符合时代要求，也符合全民素质特别是青少年素质提高的需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对于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命题与中华传统道德精神的关系怎样？学术界一些学者指出，社会主义荣辱观融入了“养民知耻”、“礼义廉耻”等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从心性、修养层面深化了道德的主体精神，这也与价值多元化、个人观念张扬的时代氛围相符合（1）。由此，本文拟以佛教因果律反观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重大道德命题的传统性道德特征，揭示其传统因果律的理论“施设”；及其内在的、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社会历史观命题——“道德就是力量！”（2），抛砖引玉，以利将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的哲学意义，作为当今理论探讨的方向之一，以夯实我们党“以德治国”的大政方针的传统道德思想的坚实基础。1.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重大道德建设命题的理论施设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新形势下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全党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也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这无疑是缘于“八荣八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是我们党自觉地运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传统荣辱观、道德观和世界观加以反思、考量，即对儒、释、道融合形成的传统道德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肯定了传统道德文化思想中善恶因果律的合理性，及其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传统思想基石；进而继承和超越了儒家作为主流传统道德的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主要规范，将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八项荣辱观；它的普适化、时代化，真正实现了规范化和德行化的完满结合。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确立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提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文化的高度，既是我们党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运用于我国和谐社会道德文化建设的成功典范；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意味着当今社会的主题词“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内蕴佛教因果律思想，同时，表明gcdzg再一次地为振兴中华扭转乾坤，回归“道德就是力量”的集中华古老文明与当今世界普适文化精髓的社会历史观，继中华大地上古圣先贤们——周文公绝地天通、治礼作乐；诸子百家争鸣一时；老、庄开篇无为之道德文章；孔子始创儒学正宗，孟子及之后大儒们发扬其为以天论德、统领中国封建文化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儒、释、道的融合，世出世间相得益彰的中华传统文明及其颠覆之后——制定出“以德治国”的施政方针，彰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世盛之缘。2.佛教因果律与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传统文化缘起佛教及其理论学说，人们往往觉得是由印度文化流传到中国的外来文化。国内外公认的佛教权威学者、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却不以为然：“在佛教义理方面，中国高僧在几百年上千年的钻研与学习中，有了很多新的发展，有的又‘倒流’回了印度，形成了我所说的‘佛教的倒流’”。他认为“这要从中国人民的精神素质着眼才能解答。在四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中国人民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能力。这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无代赘述。中国人善于思考，又勤于思考。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的，有别于西方人的分析。他们探讨理论，往往从实际需要出发，不象西方人那样从抽象的理论出发。”他还指出，“佛教有宏大的思想宝库，又允许信徒们在这一宝库内探讨义理。有探讨义理的自由，才能谈到发展。有了发展，才会有‘倒流’现象。”季羡林先生把中国的高僧们作为中国人民的精英分子，并将他们修证得的佛教理论置于世界文化发展、交流的大系统中加以考证，从而揭示出这一历史奇迹！他甚赞智者“用如来之意，明《法华》之妙”，“故龙树、北齐，亦所不及”，“充分表现了‘东人利在乎解性’的惊人现象。”他还特别举出智颛、玄奘等中国高僧创造了“佛教发展史，甚至世界宗教史上‘倒流’的特异现象”。对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季老先生观点鲜明：“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他对佛教的评价实在也深中肯綮：“我觉得，佛教似乎是一个唯理的宗教，讲求义理的宗教，不要求信徒盲目崇拜的宗教，不禁锢信徒们的思想的宗教。大乘唯理的倾向更加明显。他对宇宙万事万物，对人类社会，对人们的内心活动，都深入钻研，挖掘得之深、之广，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它十分强调智慧，标举‘缘起’的理论，认为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变动的。因此恩格斯认为佛教有辩证的思维。”（3）毋庸讳言，ht提出的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重大道德命题，内蕴缘起观，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与传统的善恶观、荣辱观、道德观乃至宇宙观都有着继承性的渊源关系，佛教因果律作为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理论基础，自然也成为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重大道德命题确立的传统道德理论的“施设”；也是推行和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并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向全社会普适化：由政治文化向社会文化、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等方面和各个层级广泛、深入地传播、渗透，即种种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化、推行的社会运动传统道德生活实践的依托。因此，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一经提出就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响应。其中尤其自觉并成功运用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在人类社会道德认识论的深层次上，援引佛教因果律的视角反观传统文化及其生活实践的社会心理积淀，并依此广阔的地平线，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开拓出深植中华传统文明和民族集体意识的广袤天地。二、佛教因果律与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现代普适性和传统道德性的统一佛教界称支配宇宙万象生灭变异的基本法则为万有因果律，或称因果律，亦或称业因果报定律；也有简称“因果”者。经文中论述丰富而深邃，各家解说纷繁多样，但万变不离其中。所谓因果律即是指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事物原因结果的法则。由是，佛教因果律的客观真理性决定了它具有着现代普适性，而佛教因果律的道德本质特征，作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传统理论施设，赋予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现代普适性和传统道德性统一的内涵。1. 佛教因果律（缘起说）与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现代普适性对于宇宙的生成，佛教认为不是神所创造；万物的变异，也不是上帝支配，唯是“众缘和合而生”。这种由无至有的生起，就因而言，叫做缘起；就果上说，叫做缘生。所以佛法把宇宙间存在的事事物物，叫做“因缘所生法，”而把事事物物的生起叫做“万法因缘生”。所谓「因缘」，梵文是“hetu-pratyaya”，原文意即生果之直接原因，与因协力合作，令因而生果者曰「缘」，例如麦穜为因，雨水、阳光、泥土等促成麦种生长为缘，结成的麦子是果。另一梵文“Pattica-Sammuppadu”， 英文译成“Dependent Origination”，中文译成“缘起观”。佛教对诸法从何而生的教义有：“业感缘起论”、“赖耶缘起论”、“真如缘起论”、“法界缘起论”以及“六大缘起论”五大缘起思想（4），它们从各个层次和不同的认识角度，构成佛教缘起论的理论体系（篇幅所限不一一展开），归根结底，佛教看万物的来源，既非上帝所造，亦非进化而成，是由因缘所生。这是佛教对世界存在的最根本观点。现代科学亦有因果律，虽只涉于物理变化。但查亚苏里亚博士却说："所有现代科学都相信凡事必有因，如果我们不相信因果关系，佛教与科学都一样不能存在。”在新物理学上有卓越成就的威勒博士，被称为“几何力学之父”，他没有接触过佛学却说：“宇宙的一切事态发生，都是循着因果关系而发生的。”在他看来，因果律是宇宙最重要的循环法则，“倘使没有因果律，宇宙只有混乱，完全不是我们所知的物理现实了！宇宙中从显微的生物到庞大星云旋系，无论大小,一切运动遵守因果律进行。”早年的英国心灵研究协会会长曾感叹：一个经过科学证实的事实，直至现在还让人议论纷纷，实在是可耻的事。现代许多学者，尤其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学者已证明、接受了佛法的“轮回”、“缘起”等真理，故而知识界中学习佛典、信奉佛法的人越来越多。现代西方着名心理学家荣格一生致力研究《西藏生死书》，他认为该书内容深入人心，书中所揭示的生死因果确实存在。他在书评中写道：“这部着作一直是我的忠实友伴，我不仅要把许多令人兴奋的观点和我的发现归功于它，而且还要把许多洞见归功于它。”他曾热情地把此书介绍给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等学术巨匠。有学者因此说佛教是无神论。季羡林先生也赞同说：“如果我们客观地深刻地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说佛教是无神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同注释3）”此处“神”乃通常所谓虚幻的产物，而佛教教义中的“神”指十法界众生之一。故爱因斯坦称：“佛教是与科学共依存的宗教。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因果律也为当今世界诸多教派所共识，但凡正教皆是依此施教：修行善业必得善报。中华文明的三大命脉儒、释、道已然如是，譬如，儒家元典《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社会生活普遍的道德意识现象，因而，当代中华大地上有五大宗教共生共荣。事物之间普遍的因果关联，已是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五大宗教所认同，通过知识积累和直觉经验已可以认识到因果规律的客观存在，不言而喻，在人类的科学认知和宗教意识等认识论范畴，因果律已是普遍适用的理论“预设”；而有情生命的生死轮回的因果关系，是佛教独有的缘起因果观，事理涉越隔世之谜，唯有佛教才把有生命和无生命一切领域的因果规律彻底揭示出来。惟其如此，佛教因果律才能作为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传统道德理论的“施设”。“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符合佛教报国恩、众生恩的感恩心的修养，唯以感恩之心，激发惭愧心、忏悔心、羞耻心，荣辱心，此即所谓“养民知耻”的佛教道德教化机制；依佛教教义的根本，贪心、嗔心、痴心是使众生烦恼和痛苦的内在根源，“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既借鉴了“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的概念、范畴，又“暗合妙道”：净化道德主体的心灵世界，熄灭内心贪、嗔、痴“三毒”，达成“心净则国土净”的“主体际”（社会性的主体群）道德修养因果链，可见，佛教基于因果律的道德教化、修证之道，作为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树立的传统道德实践的基础，具有融合各种社会价值意识和各类社会心理的协和力，从而引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重建。总之，随着人们对自身与自然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佛教因果律揭示的客观真理越来越具有普适性；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亦将在此基础上以其普适道德的先进文化特征，日益显发其指导人们心灵和谐、社会人际和谐、与自然及与环境和谐的强大功能。2.佛教因果律（善恶因缘果报说）与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传统道德特征“善恶因缘果报说”被世人认为是佛教因果律的核心，因此有以因缘果报说称谓佛教因果律的。或者可以说此学说是佛教因果律的善恶伦理观的体现。因是原因，缘是助缘，由因缘和合所产生的事物叫果，此果对造因者来说是报。由根身以至器界（人类自身和形而下的物质世界）；由众生以至成佛，世出世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生灭变异，无不受此法则支配。佛法为说明万法的因果关系，曾立有六因，四缘，五果之说。六因的名称是能作因，俱有因，相应因，同类因，遍行因，异熟因。四缘的名称是亲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五果的名称是增上果，同时果、等流果，异熟果，离系果。（限于篇幅，不作详述。）我国传统道德文化在整饬人们的道德心理方面，是立足于善恶因果报应之上的；我们随着下面五条定律（5）逐一探究佛典中所说的善恶因果律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传统道德特征。（1）善恶业因必生同类果报据缘起法则，“此生则彼生”。众生所造的业，必定遵循着贯彻一切现象的不变法则，同类因必生同类果，善业必生善报，恶业必生恶报，善恶杂造业必生善恶夹杂果报，无有错谬，丝毫不爽。如《出曜经》言：“害人得害，行怨得怨，骂人得骂，击人得击。”善恶因果，依众生对他人之损益恩怨施以反报。显然，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中“八荣”为善；“八耻”为恶；由善恶之“道”上升为评价荣与辱的价值标准规范着的“德行”；可见其道德观、荣辱观的传统渊源，通过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普适化。（2）自作自受，不由于他《无量寿经》说：“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之，无谁代者。”《楞严经》言：“如是恶业，本自发明，非从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与，自妄所招，还来自受。”皆强调了善恶因果自作自受的规律性；行为责任归诸于行为者，后果必是主体自己承受。诚如人类对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掠夺性地挥霍，并以破坏自然环境来无限度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时，大自然反馈给人类的是种种严重环境污染的果报。尤其环球变暖带来的危机：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导致人类陆地生存面积急剧减少——人类在与自然的相处中终于懂得了因果报应；中国社会“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终于作出的是“绿色”的选择！（3）业因多类，果报五种佛典中从生果的因分有：二因、三因、六因（见上述名称）、十因等多种分类。业因果报通常概括为以下五种：一是现法果或士用果，指当前现实就可得实际受用的果报，如学习知识技术，从事职业行为等现前便得的果报利益。《瑜伽师地论》中还指出两种极重的善恶业必得现法果：极重善业指与佛法僧正信正解为指导的大善行，能现世获得福寿安乐的果报；极重恶业指五逆罪（五种必堕于无间地狱的恶行）：杀父、杀母、杀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等，得现世恶报。二是等流果，同类因果相续，有如同一河水相续而流。三是异熟果，指成熟于来生后世，使人流转于五道六趣。所谓“临终片刻，能胜多时。”佛经中说，极重业、临终现前的业、一生常做成习的业（习惯业）和宿世积累的业（累计业），四种业中属极重业与临终业，对决定死后去向起关键作用。四是增上果，指主体的业行对生存坏境发生作用。佛学认为众生的生存坏境，都是众生业力所感，为业报的一部分。若行善，会感招至富强文明之邦；若作恶业，会招致不好的生存环境。五是与他增上果，指一众生所作的业对亲属、周围的人及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如常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指一人修行善业若能证道，便具有对他（它）乃至社会环境起到巨大的提升作用。在人与社会、自然和动物界的缘起中，按五种果报，尤其增上果、与他增上果来看，一个人所造业的果报，可波及于他的家人、生活环境；众人共同造的业（主体际共业），则感得众人共同依止享用的或好或坏的生存环境。由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贫富强弱、先进落后、文明程度、社会秩序、社会心理氛围、生存环境等，乃这个社会群体的共业之果报。中国自古注重树荣辱建构社会道德：“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顺应善恶因缘果报规律，倡导全体社会成员知荣辱、明是非、讲道德、广行善业。以此促进广大干部、群众在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水准，改善社会的精神文明面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也必定能令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硕成果。可见，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遵循善恶因果的客观规律，借助道德的本源力量，达成其经邦济世的“四俩拨千斤”之效用。这正是“道德就是力量”命题标举的本体意义所在。（4）果依众缘，报通三世释迦牟尼佛在《百业经》中说：“众生之诸业，百劫不毁灭，缘会时至际，其果定成。”众生所造的罪业即使百劫过后也不会毁灭，即使经过再漫长的时间，因缘成熟了果报一定得受。正如《涅盘经》上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即善恶因果法则通于三世，依果报成熟的时间分三种报应形式，这便是着名的“三世因果说”：一是现报（现世报），果报在现前，这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如学习工作，现前便见成效；违法犯罪，现前便遭法律制裁。显然，以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为我国社会道德重建的标杆，便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改良当今社会道德生活，令广大干部群众以“八荣八耻”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通行善业，积善成德创设了强缘；“以德治国”，顺乎因果、得乎民心，乃无为而治。二是生报，今生造业，来生受报；今生所受果报的因，自然要追溯于前世。佛经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三是后报，谓今生或宿世所造的业，由于诸缘未具，要在多生后世，才会诸缘齐备，果报成熟。《大宝积经》中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合遇时，果报还自受。”这种报通三世说，长期以来为众多人士奉为信条，民间信仰古已有之，且深入人心。在此不能不提的令人深思的一点，是曾经由人民大学宗教学博士生导师温金玉教授首倡，关于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的合理分离问题。例如，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陈毅元帅曾说自己深信民间俗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语虽通俗，却深含因果报应的至理，世代相传。深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因果时空表象内在的是善恶因果律，在客观真理面前，心怀坦荡，追求真理者，自当承认业因果报规律的客观性，当今不能信者多为故步自封、画地为牢；二是当代中国人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普遍认为宗教信仰是封建迷信，而将自己的政治理想类比为宗教信仰，对真正的宗教信仰加以排斥。然而，即使中华文明历史的劫难致使如此，佛教因果律的思想亦能深植于广大民众心间！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此类无宗教形式却实具信仰实质的社会宗教心理，我们以为应视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民间信仰，而其自发的“教义”便是佛教的因果律。于此不能不提的同样令人深思的一点，是这对促进人们自愿地行善修德，平衡社会心理，消除社会隐患，化解社会矛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实质依然是在社会民生中具体体现的“道德就是力量”的社会历史事实。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不容忽视的社会生活实践的道德传统；究其根源是佛教因果律凝结成为我国善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以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华民族不可违逆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传统美德的核心力。季羡林先生说的不懂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即源于此。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成败兴衰亦皆源于此。所谓“船能载舟亦能覆舟”，皆缘于若水之民心民德的“大善”成为中华历史潮流汹涌澎湃的中流砥柱。应该说md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全中国人民走过百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深切地感受到了民心民德对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巨大推动力，他由衷的发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千年一叹”。这一伟大思想曾生动地体现了gcdzg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发展，其社会实践和思想根源也在于此。而当我们党在此前的基础上，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觉运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来审视这一切时，以ht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力挽狂澜，纠正了发展社会经济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的亡党亡国的错误倾向（前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即为前车之鉴），回归“以德治国”的盛世之道，这是我们党的英明抉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深入，其推动中华复兴的社会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将日益显现。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推崇以“道德就是力量！”为标举的道德文明重建，具有着更为深刻的当代人类理性的穿透力，更具有现代普适文化的特征，更具当代中国和谐万邦、引领创新和谐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社会历史观意义，将是我们复兴中华文明推动人类前进的又一次伟大的贡献。（5）业由心生，回转有道以上四律，是就业力因果的自然规律而言；若是依佛法看破“业”本质的智慧，则已造业可以转变，业力可以摆脱，这是佛教因果律的真谛所在。佛典中多处宣说：业报可转，并非决定。转变乃至消灭已造业之恶报，唯依如实彻了业报真实本性的智慧。龙树《十住毗婆沙论》中说：“而大智慧福德者，虽有罪恶事，不令堕地狱，现身而轻受。”比如佛经中所讲一个名鸯掘魔罗的外道，杀过许多人，又曾想谋害生母和佛，罪大恶极，堕地狱无疑了，然而竟因闻佛说法，得大智慧，精勤修行，现身证阿罗汉果。如果业力因果绝对不可转消，则具有无始善恶业种的众生，只能因果相续、生死不休，难以摆脱业力之束缚，至多是行善生于人天，报尽还堕，岂有横渡生死之流，到达涅盘彼岸的可能性？以此为最上真理，当然是贬低了佛法，是谤佛谤法。若有大智慧，得佛法回转业报之道，“则虽定当受果，亦能清净。”这是《小品般若经释》中所说。业报为什么可依智慧而转而消？首先，若以智慧掌握因果法则，则可利用因果律“果需众缘”方能生出的定律，创造条件阻碍业果之出生，便可转移业报。其次，依佛法的智慧观察，则业、因果缘起无自性而本性是空，空故可转，就像一张白纸好随意图画。若业有其不可改变的自性，那便没有可转可消之理了。再次，业由心造，“心”在佛家看来是世间最为灵妙、最不可思议、力量最大的。业力虽大，虽不可思议，但不及心力之广大，不及心力之不可思议。心，无形无相却具有创造一切的奇妙能力，潜藏不可思议的功能、智慧。然而，心力虽大，心性亦本空；与本性空相契合的智慧心，即是真实、绝对，超越时空，不生不灭，超越了因缘生灭的因果界，具有消融一切的巨大力量。即如上述事例，应堕入五间地狱的极重恶业，也可因心与实相契合，证入无人无我一切皆空的境界中，于一刹那间融化。另有已证实相的佛、菩萨，依实相成就了转、消众生业报的巨大能力，依虔敬信心的净因，仰仗佛菩萨的加持作强大的增上缘，也能转、消恶业果报。早在一九六三年三月美国《科学新发现》月刊，以封面头条巨大标题予以介绍，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最深入的生物化学发现——人体有电流及电磁场！科学认为电子本身就是生命的一种形态，它被一种识能（灵性）所附着，有识能的电子充满于宇宙之中，人脑内的电子，以亿万计，各自携带着它的记忆信号，因此，人心一动，就可以射出无数的光子流，射向三千大干世界——在宇宙的统一磁场内，我们心中发出的这一光子束流，都会引起整个统一磁场内的波动，产生连锁反应。一粒光子射出，会引起宇宙各光子的响应，改变宇宙电子群的秩序，可见，自然科学已颇得“一念三千，三千一念；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华严”真昧；类似电视台发出一个磁波信号，干家万户的电视机都可以收到。显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佛教因果律的普适化。人心与十法界相通，同样，善恶的报应是超时空的。业力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因果不可思议！此处“心”的内涵和外延，似乎本体意义上和辩证唯物主义有区别，其无限丰富的功能和特性无非是指人类心意识的能动性。如果我们要理解恩格斯所说的佛教中有辩证法思维，无疑佛教因果律是最充分的例证；佛教也如马克思所说，人类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佛教将因果律的客观真理性揭示出来，是为了让人类能更好地运用因果律。佛典中不但说转、消业报之理，而且设计多种转、消业果之道和具体操作方法。应该说，这是人类最早运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老三论）和耗散论、协同论、突变论（新三论），以完善主体道德人生的例证。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华古老文化孕育出顺应客观之“道”即为“德”行的道德观，“道” 是客观真理的客观实在，相对于主观世界即为客观本源。那么，“德行”即通常所说的“道德”本具人类认识论的终极价值意义；相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信条“知识就是力量”崇尚工具性价值而言，“道德就是力量”昭示着人类社会的目的意义！因此说，具足着佛教的悲智情怀的社会历史观命题——“道德就是力量”，同时精准地概括和体现了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特征：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成果相融合、将“以德治国”的韬略贯彻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率先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和谐社会道德重建。应该说是自觉地以因果律的道德智慧运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整合传统与现代、国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外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成败得失的成功典范。三、佛教因果律作为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理论施设的哲学意义众所周知，因果律本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律之一，它规定为自然和社会事物的辩证性时空因果关联。这在人类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史上贡献巨大，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老三论，前后不足百年，几乎无所障碍地迅速突破为耗散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新三论。应该说，站在原始科学和已经落伍的思想观念体系的基础上，是很难真正领悟因果规律的。只有秉着尊重客观真理的精神，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来领悟作为中华传统文明的基点的佛教的因果律，便会发现其中涵概了现代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老三论）和耗散论、协同论、突变论（新三论）的方法论：科学已经证明心力是超光子，是微波，意念是空相能的一种，这些抛向宇宙空间的一切能量，最终都会返回来；它的终极目标便是始发点。我们每一动念，所行所为，都是我们自己在宇宙系统中发出的信息和动力，它会透过各种不同信息缘，挟着若干相关因缘力的影响变化为强力或弱力，回旋归来。而且，佛教传统的善恶业报论的发展观，尤显其以人为本的普适理念。佛教以人类的“道德”为本原揭示出宇宙、社会人生及其关系的巨系统的奥秘：因果律。简言之：人类善恶业力由终点回归起点，即施之于恶，回报是恶；施之于善，回报也是善；无论是社会人伦，亦或生态自然皆在其中。佛教唯教化众生修善积德，既以道德为终极目标，亦以道德为起点；因为惟有道德的力量才能救度众生超脱六道轮回巨系统中的生死流转；并且在几千年的传承中，是千百万人次的实修实证！人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是因果律的明证也无须赘述。这说明极具现代普适性的佛教因果律，既是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传统道德理论的施设，也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传统发展观的基石。“道德就是力量！”的社会历史观命题涵概了佛教因果律的哲学本质，也高扬起“以德治国”的道德本源历史观的理论旗帜。如果在价值认知领域真正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用当代人类先进的科技和思想成果来诠释因果律，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道德标杆作用，甚至能更进一步地充分体现出其价值认识论意义上的导向性，具有价值观决定的价值尺度的可操作性和普适性。印证其蕴涵着的“道德就是力量”社会历史观命题的本源意义：无为而无所不为。例如，在通常的道德生活中，有些人隐恶扬善，干了善事夸夸其谈，唯恐世人不知。干了恶事自以为别人不知道，不生惭愧心，不肯悔改；这人实是无知，常言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不懂得佛菩萨、很多有修行的人，乃至鬼神都能够知道他人的善恶行为；自己是一定要受果报的。善恶因果报应思想，能够勉励人们明因慎果，砥砺自己的道德人格。心存“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观念，就会自觉地检束自己的行为；甚至自己的举心动念，也力求充满善意。可以说，这种个体“慎独”精神，是社会道德生活实践的基石，更是社会机制得以良性运转的保证。可见，佛教因果律的弘扬，对于导人向善、净化社会人心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因果律的普适化亦是道德教化的内省化、道德行为的自律化。这同样显示出“道德就是力量” 的另一内涵：无为而治的功能态。总之，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和生活实践蕴藏着全面树立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丰富资源。我们不能再设置任何障碍将尘封已久的民族传统的宝藏开启。正如总书记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汇集起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合力，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至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因果范畴与佛教因果律内涵的不同，仅仅在于涵盖的时空的广狭，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认知深入物质世界由分子进入微波、超光子和空相能量态等层级；时间也由一世延展，趋向多生多劫的无限。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确立，标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不仅是扎根于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之中，而且，以“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为指导，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广袤土壤之中，吸衲其“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精髓——佛教因果律——从根本点上确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宇宙观、世界观、社会历史观，赋予其时代普适性。无独有偶，我们可以预言的是——再次借用季羡林先生论述中华文明在世界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巨大贡献时的话语“佛教的倒流”——这将是中国历史上自马克思主义流传入中国大地至今，中华民族几代人以生命和热血，更以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执着、精诚、智慧和创新力，孕育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倒流”！正确处理好当今“国政”与传统“国教”，及其优秀思想成果的吸收和弘扬，这些“敏感”问题，对于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国内和国际上的凝聚力，以及于此密切相关的综合国力都将产生极大的效应。近代革命的先行者、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孙中山先生就认为：“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宗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又说：“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护民族一种最雄大的自然力。”显然此处佛教是“道德”的代名词，换成具有现代普适性的话语，即“道德就是力量”！由此，再次强调重视佛教因果律的客观真理性及其大力弘扬，对提高当前人们思想道德修养与我国的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着潜在的、难以估量的作用力。我们不会忘记国务院总理wj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感人至深的演讲，他表达了中国秉承道德文明、为世界和谐作贡献的坚定决心，温总理引述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赵朴（初）老曾是多么地期盼着这继往开来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太平盛世啊，他遗留下万古留芳的诗句，正代表着全球中华民族亿万佛教信众的心声：“千载盛缘逢盛世 好将佛事助文治”！注释1：《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光明日报》2007年1月16日）注释2：“道德就是力量”的命题于2006年江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传统宗教文化系列专题讲座之一：“净宗文化与当代道德重建”主讲者大安法师提出。注释3：详见《季羡林谈佛》（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第146——185页：《佛教的倒流》）注释4：详见于凌波居士着述注释5：详见《生与死——佛教轮回说》陈兵（第三章“业”与轮回）主要参考文献：《切实做好够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ht（《求是》2007年第1期）《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体层次性》李建华（《论理学研究》2006年第3期）《建设和谐文化 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刘云山（2006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够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点题到破题》钟怡祖（2006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方法论问题》袁贵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章传家 张理海（2006年12 月16日《光明日报》）《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秋石（《求是》杂志2006年第24期）《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聂锦芳（《哲学动态》2006年第12期）《伦理要面对现实生活》韦政通（《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王庆节（《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国学的度越与建构》张立文（《理论视野》2007第1期）《对“国学热”的透视与反思》李中华（《理论视野》2007第1期）《深化生活世界理论研究》杨魁森（《长白学刊》2007年第1期）《科学哲学的范市式转变》孟建伟（《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从以天论德看儒家道德的宗教作用》杨泽波（《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等（作者系江西师大工会主任科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