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清帝国肥的流油却唯一没有贪腐的衙门

揭秘大清帝国肥的流油却唯一没有贪腐的衙门  

贪腐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不治之症。中国历史上有不贪腐的官员，却没有不贪腐的衙门。有没有例外？有。就笔者所知，晚清中国海关可算一个，且再难找第二个。

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其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在中国反贪是有可能成功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并不难――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以及将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因为说到底，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是约制权力，只要存在不受约制的权力，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是故，反腐败，非知之难，乃行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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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笔者撰写《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下简称《衙门》）一文的逻辑和基本结论。该文于2009年10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后，网络传播甚广。后有吴海勇先生撰写《大清海关贪不贪？》（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一文予以反驳，认为所谓“晚清唯一廉洁衙门”的神话可以休矣，同晚清其他衙门相较，洋人治下的海关，贪腐只是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以及贪腐主体的华洋之别而已。

吴先生文章以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和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海关洋员涉嫌贪污为例，指控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存在贪腐行为。按理，指控他人贪污，应当有确凿的证据才是。可惜的是，该文对史料的掌握粗疏，依据的材料属于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之辞，有些内容明显是错误的。

吴文指控海关洋员贪污世博会经费说：“（1904年世博会，清廷）特派出溥伦贝子为正监督，并斥资75万两白银作为参博经费。这笔巨款折换成龙元，有170万龙元之多……海关承办参博展品耗去45万龙元……另有45万龙元，为洋副监柯乐尔（美国人，时任海关副税司）、书记员巴士伯（法国人）提走，竟不知派作何用。海关洋员如蝇嗜血，叮上中国参博这块肥肉，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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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依据的材料是《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记散鲁伊斯（即圣路易斯――笔者注）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形》一文，该文对本次世博会中国代表团的开支有专门介绍说：“华员：伦贝子用费多寡未详。黄开甲承办国亭闻费45万龙元，他项未详。洋员：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并附有一个“记者按”，称“此次赛会，闻中国政府约费170万龙元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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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这篇文章多次用了“闻”字，说明它本是道听途说之辞，要用它作为立论的依据，首先要分辨其正误。关于中国参加该次世博会的经费总额，《东方杂志》文章说“约费170万龙元”，吴先生从其他材料中知道是“75万两白银”，这两者本来就存在矛盾，若思维缜密，当不难发现其问题。然而，吴文却将二者混为一谈，说75万两银子“折换成龙元，有170万龙元之多”，却不知道两者根本就不相等，犯了常识性错误。

按照75万两白银折换成龙元为170万元的逻辑，1龙元应当折合0.44两银子。然而稍知经济史的都知道，晚清龙元虽复杂多变，但1龙元的价值主要有折合白银0.72两和1两两种情况，而以折合0.72两白银（与墨西哥银元相似）为主，从未有折合0.44两白银的情况。《东方杂志》文章中有“黄开甲承办国亭闻费45万龙元”说法，黄开甲是本次世博会中方副监督，负责“国亭”（相当于中国馆）建造，建国亭花费45万银子众所周知，据此可推论《东方杂志》文中所说的“龙元”应该就是银子两，170万龙元应该就是170万银子。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中国为参加1904年的世博会到底花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的具体用途是怎么样的？到底是哪个环节存在贪污？指控海关洋员贪污是否有真凭实据？

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清廷任命溥伦为正监督，黄开甲、柯尔乐为副监督。溥伦为皇族，爱新觉罗氏，贝子爵位。黄开甲是广东人，1872年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耶鲁大学肄业，回国后主要在盛宣怀手下工作，时为候补道台。柯尔乐（即《东方杂志》文章中的“阿乐尔”，吴先生文中的“柯乐尔”，但在清代官方文献中为“柯尔乐”）是美国南方人（他的家乡就在圣路易斯或附近的州，这是他被推荐的重要原因），时任东海关税务司（吴先生文章承袭《东方杂志》文章之误，说他是海关副税司），由赫德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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