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与禁令标志有什么不同 清朝为何禁止西方女性来华？禁令导致了哪些冲突

清朝为何禁止西方女性来华？禁令导致了哪些冲突  

清朝的这一禁令，今天看来，不仅不近人情，而且十分荒唐。制定了这样陋规的国家，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150余年中，清朝经历了“四口通商”和“一口通商”两个时期。这期间西方各国商人陆续涌入中国，他们在带来西方工业品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减少西方人对中国的影响，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和生活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限制。其中，长期禁止西方商人的女眷来华就是限制内容之一。由于这一限制明显影响了来华外国人的正常家庭生活，曾引起西方殖民者的强烈不满，多次为此发生冲突和摩擦。即便如此，清政府对此政策仍长期不做松动。为何清朝统治者对外国女性来华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呢？

一

乾隆初年，来广州、福建、浙江、江苏四处口岸经商的西方国家，已有十几个之多。尤其广州城内，外国商馆林立，外商云集。每每货船到港的时候，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人，蜂拥上岸。由于这些西方商人需要长时间在中国照看生意，他们来时常常带着家眷。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刚刚经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洗礼，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到中国来的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方女性，个个天足，穿着暴露，谈笑自如，举止随便，还处处受到男人的尊重。这对封闭保守，一贯轻视女性的广州官民是个极大的扰动，成为一道突兀的风景。常常是，每当“招摇”的外国女人随着人流下船或逛街时，会引来好奇的中国男人蜂拥围观，还引起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的惊讶与掩目。英国人亨特在《番鬼在广州》一书中就提到广州百姓见到西方女性时的表现：“到九点半钟，我们陪妇女们到外面街上去参观街道。这时商店都已关门休息了，但是几个过路的中国人见了她们，忽喊起来：‘番鬼婆！’于是每一家的大门立时打开，有灯笼照出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于是不得不赶紧退却。”

这些西方女人们更吓坏了死抱“男女大防”封建礼教的地方官员，他们视西方女人与西洋枪炮一样可怕。一直在为西方殖民者来华贸易量逐年加大，大量白银外流，但又无法控制而焦虑的他们，突然发现这些行为“放荡”的西方女人，对本朝国体和本地风化的冲击更是不可估量。

广州的官员认为，西方商人到中国后，一面大赚中国人的白银，一面又与自己的家眷在中国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尤其每年的冬天，国处寒冷地带的西方人，都喜欢携家眷在温暖的广州居住，常常一住就是几个月。他们把伤风败俗和侵略的责任，开始向这些来华的女眷身上转嫁。认为如果不允许西方商人们带女眷，这些商人在中国就会不安心，会很快离开中国，也会减少中国的白银外流，对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秩序也就不会造成影响。

1745年（乾隆十年），实在不能忍受的广州地方官员，包括两广总督、广州将军、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连续写奏折上报清廷，力陈利害。乾隆对此与地方官员认识是一致的，这符合他之后的“闭关锁国”整体对外思路。在乾隆的默许下，各地相继有了不成文规定，对西方女眷（当时称“番妇”）来本地居住进行干预和制止，并逐渐形成地方定例。广州还多次发动对已来华“番妇”的大清理，西方女眷来华受到严格遏制。

二

西方商人对清朝地方官员这一不近情理的定例，开始表示不满。在不断抗议的同时，有人就决心碰碰这一高压线。

当时有位叫洛连的荷兰大商人，自己拥有重达600吨的大型帆船“海马号”，多次越洋过海到中国来做生意。此人妻子名詹妮，也是荷兰富商之女，生有一对漂亮可爱的双胞胎女儿。詹妮早就非常向往神秘的中国，两个女儿也多次吵闹着要来神话般的中国看看。加之洛连每次来中国往返要用近两年时间，与妻女长期分离的苦恼，促使他这次出发决定带她们一同前往。当然，他对中国各地不许外国女人上岸居住的定例是知道的，所以他的决定是对广州地方政府的一次公开挑战，也是一次成败难测的冒险。

1750年（乾隆十五年）10月，“海马号”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口起锚，绕过好望角，一路惊涛骇浪，奔波十个月，原本在家生活优裕的洛连妻子和女儿，在海上受尽颠簸之苦，历尽艰辛，终于来到广州海域。在樯桅林立、彩旗飞扬的珠江江面上，“海马号”逆江上溯，于1751年7月8日，抵达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狮子洋。

情报早已传到广州地方政府：“红毛船一条向广州驶来，船名‘海马号’，一等船，货主及家眷共四人，医师和牧师五人，船工厨子下人一百零五人，火炮三十门，炮弹六百个。”因为有三个女眷，广州方面得报立即紧张起来。广州关长李永标、行首（商会会长）严济舟和担保商人潘振承，与荷兰商馆秘书约翰紧急磋商阻止方案。同时调动吏胥、关丁、绿勇近百人在黄埔港严阵以待。

就要结束漫长的海上漂泊，洛连的妻子高兴异常，两个女儿更是欢天喜地，不停地向码头方向挥舞着中国丝绸围巾。船很快到达码头。正当洛连和妻女急不可耐地走下小船时，岸上的约翰赶紧用荷兰语大声喊：“洛连，情况有变化，请听我先和你解释！”洛连已经觉察到情况不对，因为他已看到了岸上的警察和士兵。

约翰和潘振承赶紧划船过去，说明情况。洛连立即暴躁起来，说：“我的妻子女儿已在风浪中漂泊十个月，终于到达她们向往已久的中国，却不许她们上岸，太令人失望了！”潘振承赶紧解释这是规定，谁也无法。洛连不听解释，大喊：“不行！这样我太对不起妻子女儿了。”忽然洛连咕咚一声双膝跪下，双泪直流着说：“潘，请您给广州官员求情，让我的妻子女儿上岸进广州吧。”

洛连夫人已经明白情况，呜呜哭起来，两个女儿见状也哇哇大哭。她三个也随洛连一起齐刷刷跪了下来。潘振承见状也掉下眼泪，忙将四人扶起，答应赶紧去给政府汇报，但也告知让他们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随后离去。入夜，天下起大雨，电闪雷鸣。洛连并未等请示结果，就强行带着妻子女儿冒雨登岸了。然后通过私人关系，将淋得瑟瑟发抖的妻女安排在外商聚居的十三行（今文化路至海珠南路一带）中的瑞丰行。

洛连带妻女来到广州的消息很快传开，在广州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中引起轰动。但由于有关长李永标、行首严济舟、保商潘振录等人的从中斡旋，广州当局低调处理了这起纠纷。地方官员们表态说：“夷人携带番妇同行，例当驱逐，但为表示圣朝怀柔之至意，敕令荷兰人将家眷带到澳门居住。”事情就以此平复。澳门当时属于中葡共管之地，清政府将此地视为特区，这样做也是广州地方政府对僵局的一种不得已的自我变通。

三

此事传到北京，清政府对广州地方当局的处理结果采取了赞成的态度。乾隆同时强调：“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不许进口;尚委员徇隐不报，任其携带妇来省，行商故违接待，取悦夷人，除将委员严参，行商重处外，定将夷人船货一并驱回本国，以为违禁令者戒。”

可见，清政府对此看得很重，从乾隆发话后，口子也收得更紧了。外国的商船，到特区澳门就开始派员检查，只要发现有女性，当即就强令下船留在澳门，否则船只不许继续向前开。如有检查人员不负责任，会受到严厉处分。另外，对广州十三行内的西方雇员们的女眷也一律进行了清理，不许住在广州，统统赶往澳门。为了限制这些女眷的流动，女眷若进出澳门，要缴纳苛重的人头税。这期间，还不许西方人学习中文，中国人如有谁教授西方人中文要科罪。男性外商在广州必须居住在政府规定的地方，平时不准随意出入，每月可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游玩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