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属于什么问题 秦汉时代的生态环境、气候是怎样的？

秦汉时代的生态环境、气候是怎样的？  

　　一般来说，气候、水文、植被，是自然界中的最基本要素，构成人类活动的基本空间；人类能动性的活动、生产，对自然空间也会产生反作用，极大地改变自然界的本来面目。 > 　　气候是自然界诸要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代前，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下。京津地区在当时生存有现今见于亚热带地区的动植物；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发现距今约六千年的獐、竹鼠等动物遗骸，这些动物现今生活在气候温暖湿润而多沼泽的长江流域。这些都显示出当时的气候湿润、温暖。夏商时代，中国仍处于气候温暖环境下，如安阳殷墟中出土有大量动物遗骸，除獐、竹鼠外，还有生活于热带的大型动物犀牛、象等。从这时起，气温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此趋势持续至20世纪初，其间穿插若干以世纪为期的气温回升和复降期。具体到秦汉时代，气候变化的趋势是降温，其间也有多次反复：从战国到西汉初，气温虽有转寒迹象，大体尚属温暖期，气温比今日稍高；武帝时，属过渡期，气候波动幅度比较大，昭、宣时气候似比较稳定；元帝以降，气温有较明显下降，至 王莽时低温、旱灾达到高峰；东汉初，气候是王莽时的延续，改变似不多；和帝后，气候波动幅度较大，至桓、灵时，气候恶劣程度不下于王莽时，气温较西汉和现今低了不少；转寒的气候，在东汉末至魏晋时似达最高峰。陈良佐：《从春秋到两汉我国古代的气候变迁——兼论〈管子·轻重〉著作的年代》，载《 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第六卷《经济脉动》，第1~35页；陈良佐：《再探战国到两汉的气候变迁》，《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二分（1996），第323~379页。 > > 　　——秦汉时代的经济概观就典籍记载来看，秦汉时的气候条件，与现今的差别较大。西汉时，关中地区竹林繁茂。班固说关中竹林等资源丰富，“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东方朔也说关中“有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汉书·东方朔传》）。竹在关中地区分布如此，难怪 司马迁会说，拥有“渭川千亩竹”者，地位相当于“千户侯”（《史记·货殖列传》）。不仅关中竹林之饶享有盛名，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亦产竹。《史记·河渠书》记载：武帝发卒数万人塞黄河瓠子（今河南濮阳）决口时，“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楗”是用以堵水或决口的柱桩，当时乏木而以竹代替。东汉初，光武帝北征燕、代之地，河内太守寇恂“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后汉书·寇恂传》），供给刘秀。竹生长于关中、河南地区，显示出当时的气候较为温湿。北方稻作农业的分布也反映出此点。从上引东方朔的话中可知，稻是黄河流域粮食作物之一，关中亦产稻。针对“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汉书·沟洫志》），武帝下令有司讨论减轻田租事宜。西汉著名农书《胜之书》中，单设篇目介绍水稻的种植方法，说明当时关中地区很重视水稻生产。 > > 　　关中地区甚至更北地区种稻的原因，恐不能仅归结于水利灌溉的兴建，当时较温湿的气候似亦重要。二十四节气次序在秦汉的变化，实际上可反映出当时气候的特征。二十四节气是传统农业依据气候决定农时的重要依据。大致以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年~前101）为界，太初以前是“惊蛰—雨水”、“谷雨—清明”，太初以后是“雨水—惊蛰”、“清明—谷雨”。《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蛰虫始振”（冬眠的昆虫开始蠕动）；仲春之月，“始雨水”。先惊蛰、后雨水，说明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初春气温回升要较后世为早。气温较暖时，先谷雨、后清明，使春播提前；气温转冷时，先清明、后谷雨，推迟春播，以保证作物的出苗率。二十四节气次序的变化，如按《礼记·月令》孔颖达疏的说法，是“气有参差故也”，亦即气候条件之变化使然。从武帝以来的记载看，气候严寒的记录增多，王莽时反常气候很常见。比如，天凤三年（16）二月，“地震，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汉书·王莽传》）。东汉时，严寒记录有增无减，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后汉书·襄楷传》）。 > > 　　黄河流域及其周边湖泊分布，是考察秦汉水文变迁的中心。黄河，自古以来即为多泥沙河流，很早就因水流混浊而被称为浊水。西汉末，就有人说道，“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汉书·沟洫志》）。 > > 　　战国中叶以前，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入海，河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漫流改徙无定，时常出现多股河道并存之局面。此后下游河道两岸全面筑堤。初筑河堤时，堤距甚为宽阔，大溜（河心速度大的水流）得以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河道开始固定：流经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流经今河北黄骅市入海。后生齿日繁，或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滩地上进行垦殖，并修筑民埝（挡水的土埂）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使河床日渐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自文帝时起，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决口、改道，河道淤积严重，至西汉末已有“河水高于平地”（《汉书·沟洫志》）的说法。这是当时黄河中游地区大肆垦殖，发展农业，导致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东汉时，王景综合整治、开辟新河道，黄河自此安流约八百年。 > > 　　黄河此后安流数百年，王景治河之功不可没，但原因并不局限于此。东汉中后期以来，汉边境控制线收缩，大量游牧民族入居西北及黄河中游地区，大片土地退耕还牧，草原和灌木丛代替原来的栽培植物，水土流失相对减缓，河道泥沙也相对减少。而且，当时黄河下游河道两岸，存在着不少分流，或独流入海，或连接其他河流，沿途尚有许多湖泊和沼泽洼地，也起到分洪排沙和调节流量的作用，减轻了干流的负担。后一点或许并不重要（特别是在魏晋之后），但对认识秦汉时的环境，十分必要。夏商之前，温暖多雨，华北平原地势低洼，平原腹地也多川流、湖沼；战国中期前，河道决溢频繁，迁徙游荡不定，也为湖沼发育提供条件。周秦以来至西汉时代，黄淮海平原上见于记载的湖沼，有四十余处；湖沼的实际数量，恐远远超出此数。黄河流域湖泊的数量、水面，在西汉时已达到历史高峰。《淮南子》提及北方有“九泽”，汉人高诱认为特指北方湖泊。以关中地区的昆明池为例，其占地面积三百余顷，可以训练水军；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湖中可行驶高十余丈之楼船。东汉时，部分湖泊缩小或湮涸不存，博学如郑玄者，也已不清楚秦时大泽“泽薮”的方位了。 > > 　　春秋之前，包括垦殖在内的人类活动，对天然植被的破坏还不大。其时，黄河中游地区仍保持良好的森林、草原，华北平原人口还十分稀少，河北平原中部还是一片宽阔的、空无聚落的地区。战国以来，各国竞相变法，大力发展农耕，扩大耕地面积。耕地面积扩大的同时，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极大地破坏了天然植被，特别是黄河中游地区。秦人原本兴起于西部，牧业在其经济中尚有一定比重。秦都城由陇西迁至关中的过程中，尤其是 商鞅主持秦国变法时，奖励垦荒，辟草莱，开阡陌，农业获得空前发展，一跃成为农耕大国。今日看来，其代价不小。泾河清浊可为例证。泾水本是一条相当清澈的河流，战国后期，亦即秦疆土达到泾河上游时，河流开始变浊；西汉时，已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汉书·沟洫志》）的说法。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止一条泾水。秦及西汉均定都于关中，大规模都城及宫殿建设，需要大量的林木采伐；附近的秦岭山区及函崤之地，成为林木取材的重要地点，森林植被的破坏可以想见。 > > 　　秦汉时，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新秦中”之屯垦不容忽略。秦匈奴前，包括今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河套以南地域），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森林草原地带，“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汉书·匈奴传》）。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蒙恬率兵出击匈奴，略取“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史记·匈奴列传》）。秦汉之际，中原内乱，匈奴渡河而南，河套地区部分为匈奴人复占。武帝时，北伐匈奴，复取河南地，沿边设置郡县，开始大规模移民实边，前后迁去数十万民众。河套及其以南地区因发展农业而有“新秦中”之称，北边出现“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的局面。黄土高原北部地区的植被也因之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成为黄河泥沙含量增加的重要原因。随着汉王朝实力兴衰，北边郡县或设或罢，田地或开垦或废弃，致使土壤大面积沙化乃至形成沙漠。东汉以来，汉民族南迁和游牧民族入居北边，次生植被又代替栽培植物，虽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环境恶化的态势，但已不可能恢复到秦汉前的植被状况了。 > > 　　人类在开发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渐受到关注。诸子百家中，阴阳家较注重节气禁忌，规范人们在不同时节的作为。受其思想影响较深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细述十二个月的物候特征、天象规律及应注意事项。譬如，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无卵”（《吕氏春秋·孟春纪》）。意即禁止砍伐树木，不许拆毁鸟窝，不许杀害幼虫、怀孕兽类、刚出生的幼兽、刚会飞的小鸟，不许捕杀小兽，不许掏取鸟卵。这种观念为《淮南子·时则训》所继承，也为 儒家经典《礼记·月令》所继承，文字或有完全同于《吕氏春秋》者。西汉中后期，《月令》影响日渐彰显：朝廷以诏令形式，将《月令》颁行天下。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中，有泥墙墨书“四时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8页。，它的规定与《月令》相吻合。汉简中常见“犯四时禁”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二册《汉代屯戍遗简法律志》，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224页。等记载，可证明此类规定之实际效用。不仅如此，秦及汉初法律也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页；《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67页。：春二月，禁止到山林中砍伐木材、堵塞水道；不到夏天，严禁烧草作为肥料、采取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探取鸟卵……这些学说思想，以及律令规定，对认识秦汉时人的“生态观”都极为有益。 > > 　　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对人类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除上述节气次序等外，北方农牧界线的形成，粮食作物地位的变化，与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均有一定关系。 > > 　　今内蒙古高原地区、黄土高原西北部及青藏高原中南部，历史上是广大的草原地带，间有森林分布。从史前考古遗址来看，内蒙古中南部、辽西与燕山地区、甘青之河湟地区，即黄土农业的边缘地带（相当于今北方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农业文化是比较突出的，属半农半牧或混合经济。夏商时代以来，随着气候干冷化，这些地区的农业文化开始衰退，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聚落逐渐消失，由不同途径进入各自的游牧经济中。东周以来，“诸夏”（华夏诸国）或独自或联合驱逐戎人，修建长城以强力维护北方资源边界线，从而形成战国至西汉初之农牧分界线：从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陕北，陇东泾、渭、北洛水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吕梁山、恒山，接燕长城至今辽宁境内。以北为游牧区，以南为农耕区。这并不是说以北无农业种植、以南也绝无牧业，只是强调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不占主要地位。造成此界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然环境之有别。气候干冷或温暖会影响植物带的变动，游牧、农耕人群政权实力之强弱与否，诸如此类因素均会影响农牧分界线之移动。譬如，秦皇、汉武时，中原王朝势力扩张，取“河南地”、置河西四郡，使分界线大幅北移，部分游牧地带沦为新农耕区；东汉末，汉政府放弃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七郡之全部土地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同时放弃桑乾河上游代郡、雁门二郡各一部分，百姓南奔，塞下皆空，分界线大幅南缩，恢复到战国至西汉初状态，北方缘边诸郡大部分土地成为半农半牧区或农牧交错区。 > > 　　秦汉时代，主要粮食作物有粟、黍、菽（大豆）、麦、稻等。其中，粟是北方种植面积最广的粮食作物，稻是江淮以南之最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种植推广是秦汉农业发展的表征之一。较之 春秋战国，秦汉时粮食作物地位有所改变：黍、菽的重要性减弱，小麦的地位明显上升。小麦作为外来作物（原产西亚），有春种的旋麦（春小麦）、秋种的宿麦（冬小麦）之别。武帝时，关中尚不习惯种植宿麦，董仲舒建议关中扩种宿麦，“令毋后时”（《汉书·食货志》）；成帝时，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晋书·食货志》）。小麦种植在关中渐为普遍，其在关东的种植更受重视。元狩三年（前120），“山东”地区遭受水灾，武帝遣人员“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汉书·武帝纪》）。之所以如此，是种植宿麦可避开河汛水患，以供翌年夏秋青黄不接之需，亦可弥补秋禾歉收或水灾损失，还使麦、粟成为适宜的轮作作物。从尹湾简牍来看，西汉末东海郡种宿麦近11万顷，约占全郡田亩面积总数的五分之一。东海郡“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十□顷，多前千九百廿顷八十二亩”。参见《尹湾汉墓简牍》，第77~78页。永初三年（109），安帝“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后汉书·安帝纪》）。小麦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种植的推广，大大提升了其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小麦种植推广一定程度上与气候转冷相关。与气候由暖向冷转化相应者，是宿麦播种期与收获期之变化陈良佐在考察战国至两汉气候变迁的问题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是作物生育期与积温的关系：一年生或两年生作物，完成生育期需恒定数量积温。气温降低，达不到作物需要的积温，该作物生育期延长，成熟期延后。：战国至西汉初，宿麦播种期比今日晚，收获期却提前；成帝时，播种期提前，收获期却延后，东汉时更如此。随着小麦种植的推广，菽虽仍见于记载，如《胜之书》中说，“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但地位较此前已有衰落，渐向副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