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与新史学 印度史學的發展與困惑（下）

印度史學的發展與困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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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歷史學家和各界學者為捍衛歷史研究的嚴肅性所做的學術研究工作推動了歷史學和有關學科的發展，使得學者們的眼界擴展到全球，深入到印度社會的每個角落。
獨立的印度共和國從血腥的印巴分治走出來，面對建立一個政治上統一國家的各種阻力。印度總理尼赫魯本人也是婆羅門，但他關注印度在殖民地期間的語言學、考古、銘文學等學術發展，對印度文化源流的多樣性有見解。英殖民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把獨立運動的領袖統統關進監獄，尼赫魯1944年在監禁中完成《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一書，總結了英殖民統治時期古代文化歷史研究，為領導獨立的印度共和國做準備。但是，在失去殖民政府高壓控制的新印度，錯綜複雜的宗教、語言、種姓、階級、黨派的分歧與爭執是建立和鞏固統一國家政體的極大障礙。
甘地(右)與尼赫魯(左)
印度國大黨的領袖決定以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為和諧社會推動者的楷模。阿育王在位的公元前3世紀孔雀帝國的疆域幾乎伸展到南亞次大陸除外南亞半島尖端的全部。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各種不同宗教、語言、相貌的社會群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謀生。阿育王並不把自己的佛教信仰強加給全體臣民。婆羅門教在教民中建立了種姓等級制，即四個「瓦爾納」。婆羅門與神交流，是最高級的種姓，剎帝利是武士種姓，吠舍是平民，首陀羅是農民。在城市發展起來後，又出現了種姓體系之外的賤民，從事垃圾清掃。這個種姓制度是婆羅門的理想，也是主流意識形態。佛教、耆那教等反婆羅門正統的教派認知各種姓集團存在的現實，但是並不承認這個等級秩序。有錢的商人和行會頭領未必出身高級種姓，在各國的政治軍事決策時卻是舉足輕重。在城市、鄉村之間還有很多化外部落，不屬於印歐語系，不拜主流社會的神，有自己的偶像，向城鄉提供森林水澤的產品，例如馴養好的象和象牙、建築木材和燃料等。這些人不把自己當作帝國的臣民，時不時劫持商旅，搶劫村莊。阿育王的第十三號摩崖聖旨是對他的統治思想和國情的全面總結。他開誠布公地宣布在他加冕後的第八年發動了征服偈陵伽的戰爭。雖然戰爭勝利了，偈陵伽併入孔雀王朝的版圖，但是造成大量的傷亡，殃及死難傷殘者的親朋以及當地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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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天寵慈顏最為難過的是，在那裡生活的人們，不管是婆羅門還是沙門，還是各種其他教派，還是尊重服從長者、父母、師尊，友善親朋好友同行，善待奴僕的居士，都遭受暴力、傷殘和親朋的分離之苦。即使僥倖存活、自己家屬也未罹難，而傷亡者，親朋好友、熟人同行的悲慘命運也使他們痛苦不已。全體人民的苦難使得朕天寵慈顏心情極其沉重。普天之下，除了希臘人以外，沒有一處人們不是遵循婆羅門的或者沙門的教派，沒有一處人們不是支持這一派或那一派宗教。如今如果出現偈陵伽征服戰造成的傷亡流放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情況，也會使得朕天寵慈顏感到心情極其沉重。
朕天寵慈顏相信應該寬恕行為不軌的人，直到可以寬恕的程度。朕天寵慈顏招撫帝國之內的森林部落的人民，同時他警告他們:他即使在痛改前非的心境中，也是有權力的君主。他要求他們改悔，否則會受到鎮壓。因為朕天寵慈顏希望一切生靈都不遭殺戮，都能自律，都心態平和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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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沙門」是指佛教等反婆羅門教的宗教人士，加上諸非主流派，都在阿育王的保護之下。對化外的部落沒有辦法講道理，只能是容忍和鎮壓同時進行。
印度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決定把阿育王最著名的聖旨銘文石柱頂，即四頭雄獅面對四方的精美石雕當作印度的國徽，印在貨幣上。共和國的貨幣盧比上有十四種南北方的文字。印度走向和諧社會的最大障礙是大印度教主義。同時語言問題也造成分裂危機。印度大地通行幾十種語言，大致劃分為南北兩個大系。使用最廣泛的印地語不足人口半數，南方人堅決反對把印地語定為國語。印度教的種姓制是人類社會最頑固的等級制度。印度社會的階級分化與種姓等級有所重合，但是並不相同。因此印度共產黨等左派力量對解決窮苦賤民問題的抗爭遇到印度教宗教勢力的抵制。印度的政治體制模仿英國的議會制，由議會多數派的領袖擔任國家總理。印度人民黨爭取選票的主要形式就是爭取貧苦印度教選民的支持。
印度國徽
有些學者認為應當使人民看到印度歷史的多源流、印度文化的多樣性。例如論文集《諸多羅摩衍那》(Many Ramayanas)用翔實的考據研究指出羅摩的故事自古就在各個不同宗教傳統中有記載。佛教的羅摩講的不是爭奪王位，而是清心寡欲。在耆那教古卷中，羅摩不是英雄，而是個惡人。各地人民把羅摩的故事轉寫為當地的情節。也就是說，印度人民自古以來對羅摩的傳說各持己見，所以並不能說不同意《羅摩衍那》史詩的就不是印度人。
在美國哈佛任教的著名經濟學家阿瑪爾蒂亞·森(Amartya Sen)指出印度教並不是教義嚴謹的宗教，而是有包羅萬象的文化傳統。他的論文集《愛爭論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集思廣議、深入淺出，用生動的實例說明印度教的本質是把各種文化吸收進印度文化的海洋，而不是排除門外。自古印度教民崇拜各種神，也可以不信任何神。人們不斷爭論，通過爭論表達不同的意見就是印度教文化的本質。
當今印度古代歷史的權威羅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所著的《索瑪納塔》(Somanatha)一書是針對有關來自阿富汗的突厥伊斯蘭教一次入侵的歷史記載的史學史研究。阿富汗伽茲尼的蘇丹王馬穆德於11世紀初期多次入侵印度，長驅直入繁華的城市和港口，劫掠財富後即撤回阿富汗。對波斯、突厥方面的史料分析看出突厥穆斯林學者包括馬穆德的讚美者和批評者都把馬穆德攻打、搶劫海港城市索瑪納塔的事件描述為對印度教的一次重大打擊。同時當地的印度教神廟的銘文記載和民間文學都對這段歷史隻字不提。塔帕提出的問題並不是馬穆德進攻印度教神廟的事件是否發生、是不是傷害了印度教，而是指出當事人和觀望者為了自身當前的利益採取或者忘卻、或者修改歷史記載的態度。這就是為什麼真正的歷史學家要用客觀的眼光審視歷史記載。
印度歷史學家和各界學者為捍衛歷史研究的嚴肅性所做的學術研究工作推動了歷史學和有關學科的發展，使得學者們的眼界擴展到全球，深入到印度社會的每個角落。他們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中保持清醒的頭腦，發出理性的聲音，為社會中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們高舉指路的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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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國國家歷史·拾肆》
（東方出版社出版）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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