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的看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生活有什么改变?他:土豪2.0取代了土豪1.0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生活有什么改变?他:土豪2.0取代了土豪1.0
随着苏联在1991年正式解体,社会主义结构也连带画下休止符。国家已逝,最重要的政治广播节目《时代》(DieZeit),也该改名为《逝去的时代》。“我们不愿意再为社会主义效力。”连忠于国家的《真理报》都下了这样的标题。
社会主义当时的状态,有点像柏林那座改了半天都还没建好的新机场。远看金碧辉煌,近看却发现一切都是硬撑,再修改下去也不符合经济效益。
但要解释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肯定比解释这座机场的问题还容易。国家元首感谢“全世界最有耐心的人民”,内容可以参考,史达林某次对俄国人民的谈话:“建立没有富有与贫穷的社会,所有的企业与工厂都归国有,并且遵守国家的计划经济──这实验还真有趣;至于管理所有人穿着同款裤子与橡胶靴的世界,更是带劲的体验。好吧!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那样穿实在有够丑。非常谢谢你们的合作,现在就尽情去自由世界玩!”
苏联政府倒台前给人民的临别赠言,差不多就像这样。突然间,这些全世界最有耐心的人民,又再次遇到这经历过好几次的恼人问题:“现在是怎样?社会主义行不通,也许我们该转向,从资本主义寻求出路。可是贫富差距变大、国有财产完全私有化、工人阶级被严重剥削,真的有比较好?”

对于画下句点前的苏联人民来说,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主要讯息,全部来自一幅幅的讽刺画报。上面画着蜷缩在桥底下、身上盖着厚纸箱、穿着破烂的失业者,另一边则站着身穿燕尾服、头带大礼帽、挂着单片放大镜,嘴里永远抽根粗雪茄,并且钱袋不离身的资本家。
这些资本家,不是在数钱,就是将大把钞票从口袋里掏出来。有些资本家身上,还会挂着大怀表,代表对资本家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谁有本事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工资请到穷苦的工人,谁就是最厉害的资本家。
可能是因为缺少其他参考图片,社会主义结束后的第一批新俄国土豪,就像从讽刺画报里走出来的人物。至少每个人都要穿上黑色燕尾服、抽雪茄、手里拿着一袋美金,让照片登上魅力四射的杂志封面。
第一位俄国超级富豪,是前苏联某间企业的董事,同时也是名年轻有冲劲的党干部,他们以过去建造社会主义的热情,打造出野性奔放的“涡轮增压”资本主义。他们戴着厚重的瑞士钟表、穿着丝质西装、加上抽着雪茄的形象,立刻成为俄国茶余饭后的新话题:
在瑞士罗莎峰(MonteRosa)的最高点,坐着一名俄国人,他把昂贵的怀表直接往山下抛,有位瑞士人走过来问道:“您在做什么呢?”俄国人多愁善感的说:“我讶异于时间,飞逝得如此之快。”
带有野性的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很受人民欢迎,不过也没受到多强烈的批评。毕竟,看看社会主义曾走过的发展历程,最严重的俄国人都经历过了。俄国人知道,不管现在政府高层下了什么决定、发生什么事,人人都可以视而不见,顾好自己的小花园就好。
土豪1.0:原来,孤独寂寞才是坐拥财富的象征!
此外,新的社会秩序还有几项大优点:旅行自由与开放的自由市场。没有国家在上头盯着,店老板可以任意定价(任意定价的好处,连我爸也有享受到)有一天他意外发现,每天早上搭巴士去工作时,上车地点的小杂货店里卖的香菸,价格比下车地点的小杂货店还便宜许多。从此以后,每天早上他在等公车时,就去买便宜的菸,接着转卖给下车点站牌旁的杂货店老板。这为他带来一笔额外的收入,算起来比他正职的时薪还要高。
新的生活,就需要新的生存对策。关于这点,占俄国人口半数的小店老板学得很快。比如,住在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地区,波罗的海岸边的男性居民,集合起来找了几套潜水服,把香菸装在巨大的纸箱中,在水里来回运送,将香菸走私到欧洲,生意非常兴隆。
虽然水面上有带着鱼叉的边境巡逻队,但在一百位潜水走私者中,顶多能抓到一个。至于俄国中部的女性居民,则是锁定土耳其市场;住在西伯利亚的就前往中国,或再往东一些,最远到达南韩的釜山。她们向远方的市场买进衣服和化妆品,然后卖回俄国,尤其是卖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于是所有大城市的体育场都变成了市场。足球场的草坪上,24小时都在进行交易。
资本主义在俄国,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多数的商人小贩早晚都会宣告失败,但有些会变得非常有钱。有了钱的人就会往西走,去那里寻找他的同类,追寻他的榜样。不过他们在西方,找不到戴着高礼帽、腰系钱袋的胖男人,顿时感到孤单寂寞、不被理解,却也很快就学到,原来孤独寂寞才是坐拥财富的象征,真正围绕在有钱人身旁的,不是其他人,而是珍奇异兽和艺术品。
我的某位朋友就是靠珍奇异兽赚了一大笔钱,他原先打算供应鬣(音同“烈”)蜥、蟒蛇、和鳄鱼给有钱人,不过,这些珍禽异兽根本撑不过俄国的冬天,全部死光,他只好改卖品种特殊的狗。直到现在,我朋友只要喝醉,就会骄傲的秀出左肩上的咬痕,据说是鳄鱼留下的。这是他贩卖珍禽异兽时留下的回忆。土豪流行饲养奇特动物的时期,流传着一则笑话:
某位俄国土豪痛骂报社编辑:“昨天我明明就要你们替我刊登一则公告:‘寻找失散的腊肠犬,悬赏10万美元’,但是公告根本就没有登上报纸啊!你给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编辑向他道歉:“报社里没人了,因为大家都出门去找您的腊肠犬。”
我们俄国人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西方的“有钱”不只是开名车,通常还需要担任某种赞助人,成为高等艺术之友。俄国土豪知道这规矩后,立刻竞相效仿。为了要看起来像艺术爱好者,他们会赞助艺廊、雕刻家、画家、诗人和作家,也会请知名建筑师建造自家的城堡,不过这些土豪喜欢自己画草图,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品味举世无双,当代建筑无可比拟。
结果,他们的城堡,看起来就像一块超大奶油蛋糕,确实举世无双。此外他们也会请来最好的画家,重点是要把土豪本人画进图中。
我有位技术高超的画家朋友,长期以来就是靠有钱人的订单维生,工作内容是把有钱人画进历史名场景──有时化身成狂欢中的尼禄皇帝,有时当起圣餐的主人,而耶稣就坐在他的身边。有一次,我朋友接到一张订单,要把有权有势的新俄国土豪,画成骑在马背上的中世纪骑士。但这幅画在完成后,却被土豪打了回票。
“我太太呢?”土豪讶异的问:“她一定也要在马背上!”另外,第一任太太生的小孩、以及他的岳母,也要骑在上头。
后来我的画家朋友就这样,把这匹马的背部一直拉长、一直拉长,长到马不像马,反而像长了4条腿的蛇,才终于把全家人都挤上马背。最后土豪对这幅画非常满意。
这类人士对孩子的品味也很独特。他们认为把孩子送出国留学,很明显是错误,因为小孩一旦出国,就不太愿意回家。最终俄国土豪想出一招:最好让小孩在家里上学,也就是在奶油蛋糕里享用教育。对年轻的富二代来说,其实也不需要学太多东西,但一定要学会一种乐器。一则民间轶事是这样流传的:
某俄国土豪走进一间乐器行,想给儿子买乐器。既然是土豪,免不了来一支史特拉底瓦里(Stradivari)小提琴。老板走到地下室却拿着打击乐器上来。
“你是在耍我吗?”土豪大声质问:“我儿子跟我说过,史特拉底瓦里只制作小提琴!”
“那是俗人的玩意儿!”老板说,“史拉特底瓦里制作的打击乐器,才是酷炫富二代必备啊!”
史特拉底瓦里的小提琴——对一名年轻的富二代来说,其实也不需要学太多东西,但一定要学会一种乐器。
土豪2.0:普丁的同学,但绝对不是坐在他前面的
世界常会和我们玩一场过分的游戏,明明那一大堆美好的人生规画,是自己计划的,却反而让自己感到厌烦。好不容易把人生规画变成现实了,却又突然感到既无聊又可悲。其实所有人的最终梦想,就是处在能感受到爱、重视、尊重、与朋友围绕的世界。但实现梦想的路途却长短不一,而且很容易走进死胡同里。
有钱的土豪待在美丽的奶油蛋糕里,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不想和他们有过多交涉,然后土豪的孩子不是留在西方,就是大声敲打他们的史特拉瓦里打击乐器,快把父母的耳膜震破了。
当今这位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如今再度上任的总统,为了巩固国家的秩序与稳定,17年前在一次于克里姆林宫发表的谈话中表示:“人不可能同时拥有自由市场、民主与稳定,我们必须舍弃其中一些部分。”
首先,没有人愿意放弃自由市场,毕竟这似乎就是资本主义赚进大笔财富的方法;而稳定对一个国家来说,更是不可放弃。那民主呢?那是什么?可以吃吗?喔!原来是西方政治人物为了取悦人民,编造出来的空洞谈话。好吧!那就放弃民主选举、公民权益、司法独立与社会机构吧,以便当权者掌握一切。
很快就有人点出:一旦没有民主,自由市场也无法存在,于是开始出现资本外流。奶油蛋糕人去楼空,老面孔总统再次对大大小小的公司行号进行国家化,最后俄国只卖资源,尤其是天然气与石油。但卖资源可能让国家处在不稳定的状态,除非他自己能参一脚。
以前那批土豪变穷了,今日的新贵是总统的朋友与亲信,其中大多数是他的同学,但不是课堂上坐在他前面的,而是坐在他后面的;因为他不喜欢别人坐他前面。相较于前一批土豪,这些新贵低调朴实,几乎不公开出现在大众眼前,人们纷纷议论,这些人根本不是真的有钱,只不过是被总统当作口袋。至于这位总统,大家一致声称他是个小气鬼。
多亏了那些几乎称得上是催眠的宣传,普丁的帝国成长到非常庞大,并且对人民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普丁令人畏惧、瞩目、惊讶、藐视、讨厌,但是他受人喜爱吗?还真看不出来。古谚说得有些道理:“真爱是用钱买不到的。”最后附上一则笑话:
普丁在寻找一块合适的墓地,好让后世能够追悼他。他得到梵谛冈给他的一个提案,价码相对合理,是一块位在教皇之间的墓地。“我干嘛躺在天主教教堂?躺在一堆没见过我有多狠的教宗中间?不用了,继续找。”
隔天来了一个新的提案,是列宁的陵墓──直接在列宁旁边,或甚至躺在列宁上。“这还不赖!很有历史意义。不过一百年后,还有人会认得列宁吗?”他怀疑道。
最后提案来了: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墓地,开价1000万美元。
“这超棒的耶!”总统对祕书说:“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不过也太贵了吧!你有没有和他们说,我只要待3天?”
作者介绍│维米尔·卡米纳
1967年出生于莫斯科,毕业于戏剧广播音效工程系,并取得莫斯科戏剧机构编剧文凭。他与太太和两个孩子,自1990年起开始在柏林生活。他定期为多家不同的报纸及杂志撰稿,并且与另外两位住在柏林的俄国人,共同组成名为“俄国迪斯可”的团体,在柏林、莱比锡等地进行演出。随着与团体同名的《俄国迪斯可》、及其他多本著作的出版,卡米纳也跻身为德国最受欢迎及最畅销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