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哪年到哪年 从六千万到四亿，清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人口危机？

从六千万到四亿，清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人口危机？  

这个世间有很多事情，总要拖延到回顾之际才会变得明晰，在事情的进程中却不能产生敏捷的反应，从而及时意识到它的严酷，倘若事情的后果当真有必要劳烦严酷的话。缓慢的尘埃落定之日，也并非悉数等同于盖棺论定之时，认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并不意味着事情的性质就能得到公认。公认，公众或者拥有发言权之资质的全体人士的统一口径，无疑是个奢侈的期待，尤其在研究的名义下。

如此，对中国人口于清朝时期那番史无前例的增长，究竟是否应当给予一个人口危机或者人口过剩的概括，也就不足为奇会成为一件让众学者挠头的事情，给有给的理由，不给有不给的论据，两相争议的声音是如此之响，且始终不见拍板定音。

好在事情业已过去，无论到底该如何定性，人口的增长总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事实是，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极为壮观的一次人口膨胀：连续突破2亿、3亿和4亿大关，至咸丰元年(1851年)已攀升到4。3亿人之多。至于这个庞大数字的基数，则至今，或者说以后，以及永远，都将无法得到精准的确定。这缘于彼时不曾进行过可资信赖的全国人口普查。

清朝从顺治八年(1651年)首次进行丁册的编审，接下来五年一次，持续到乾隆六年(1741年)户口制度做出重大改革。这期间留下来的唯一数据，就是丰富的丁数。不过有很多事实表明，这些数据虽名义上为人丁统计，却既不代表全国确切的丁(16-60岁的成年男子)数，更不代表含大小妇男在内的人口数或者户数，而只是纳税单位；至推丁入地导致丁税不存之后，此类不足尽信的数据就愈加漫不经心。因此对于清前期中国人口数据的复原，无论治学如何严谨的学者，都只能采用估计的方法，估计出当时的平均每户人口数，再与这些模棱两可的丁数相乘。史上曾被诸多中国人口统计学家认可为最有见识的估计是：顺治八年中国的人口大致为6 500万。

将人口从6500万增升至4.3亿，耗时两个世纪。在一个前工业社会里，如此强劲的人口增长势头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且是就世界范围而言。据说此速度已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1760-1850年)的英国年均人口增长率不相上下，同时期的欧洲则不在话下。

这样的一场人口增殖，来得迅捷、果断又不事招摇，亦因此久不被觉察，过程中虽有零星的前瞻性警示言论出现，却也顶多取得了惊世骇俗或耸人听闻的言语效果而已，并无补于实事。如若不是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一点点得以突显并渐趋尖锐，以致最终严重失衡几乎影响到每个人的生计，或许人们还在一味感恩于人丁的兴旺，而不会抬起头来定睛打量一下周遭已然十分拥塞的人群，更不会回过头去试图弄清这状况的确实来路。

蓦然回首之际，时人也并找不出一个人口增长的切实起点，以及促成这一增长的具体缘由，还是陆续的后来者渐次拂去时间的尘埃，慢慢浮现了几根模糊的线条，或许可以大致勾勒出历史的颜容。

最有分寸的说法，是清朝时期中国人口的快速稳步增长起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或者说，康熙二十二年之后，社会才为人口的快速稳步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整体环境。在此之前，人口的增长应该也有发生，不过是缓慢的，且只是恢复性增长，恢复在明末李自成等人牵头的农民起义中所损失的人口，以及在清廷漫长的征服中原之战中所杀伤的数量未必不足道的人口。这种增长也不一定就保持了稳定，历时十载的平三藩和收台湾之战，必然会丧失一定量的人口，也必然会部分地挫伤人口的繁育。

当时间滑行至1683年，清廷掐灭前明遗魂的最后一缕香火，完好收复了台湾之后，中国本土始才再无伤筋动骨的大规模战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1796年)。在这一百多年间，除了几次展布于边疆的军事活动和波及范围相当有限的小打小闹之外，社会整体上是太平的，兴许也称得上是祥和的。康熙二十二年，由此成为孕育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华盛世的起点，也成了导致此番人口膨胀的一个重要拐点，中国人口自此开始在快速增长的轨道上稳步前行。

久无战争的世道，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碰巧投生于这一时代的人们无疑是幸运的。当不必须再为生存心怀焦虑，不必须再因祸乱劳苦奔波，人们似乎也就有理由在繁育后代的事业上多花点时间，多用点心思。后来的事实表明，人们也果真以空前的热情这么做了。这似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不说是顺理成章。中国古老的传统观念告诉人们，人丁兴旺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幸事，亦是一个朝代足够强盛的印证。证明一个家庭是否称得上幸运，一个朝代是否称得上繁荣，人丁的是否兴旺总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很多时候两者互打证言，互为促动，从而把这种幸运与繁荣推衍至峰巅。

对生活于封建社会的人们来说，这种幸运的得来是绝对的偶然，就如一个封建王朝的繁盛一样，都是特别的脆弱。封建王朝的专制性质，使这个王朝的景况以及投身于其中的民众生活，都大多取决于那个被称之为皇帝的人，取决于此人的人格、品质与能力等。这无疑是一种所下赌注非常不均衡的非对等性赌博。在这样的一场赌博中，如果还侥幸取得了王朝的繁盛与民众的幸运，以及由此而来的事实上的人丁兴旺，则有充足理由需感恩戴德于事物的偶然性，即刚刚好好碰上了一位大体称职的皇帝。

以仁爱留名史册的康熙帝，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此君宽厚仁德，心肠很可称道，在位六十一年，颇以普天下的民众生活为自己眉间心头之事。当事情已成历史，人们再回头观望之时，会发现康熙不仅为中国在有清一朝的人丁兴旺提供了一个优良的大环境，还以一道著名的仁政为此添加了一股强大的助力。

此仁政即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清朝的国库收入原本主要来源于两项：田赋和丁役。田赋指土地所有者每年按亩数向政府交纳的一定税额，也可说是地税；丁役指16-60岁之男子每年向政府承担的一定徭役，多被视为人头税。此两项一向被历朝历代称之为正税，初起前者纳粮，后者服劳役，至清朝则只要一部分粮食以备漕粮(供给军队及北京政府消费之粮)所需，余者均已折合为银钱，丁役也就演化成了丁银。丁银的征收是按丁数来计算，无论此丁是否拥有相应的财产，因此一直是底层贫苦民众的沉重负担，躲丁逃役之事普遍发生。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颁发了一份影响深远的谕旨：念今海宇承平已久，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故令各省官员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这就是清朝有名的新政：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意思是说：此刻账簿上存有多少人丁，日后就照此收取多少丁银；以后世面上再添新丁，都恒久不再加征丁银。亦即：从此政府只收地税，以及以1711年的丁数为标准的定额丁银，就可以了。据康熙透露，彼时国帑充裕……国用所需，并无不足之虞。

此旨意在民间，尤其在广大贫民中所注定要产生的反响，即使现今的人们应该也能够想象得出。康熙的永不加赋实质上含有这样的暗示：此后出生的人丁，如若你的手里没有土地，你将有可能不再身负一文税赋。

之所以说只是有可能而非必然，缘于冻结在1711年的人丁数仅是丁口数额，并非具体的人丁，而人丁在年满60岁或半路意外弃世时，理论上都要从丁册里去除；去除掉的这部分差额，则还需要新的人丁来补足，如此方能圆满政府的定额丁银。至于找谁来补，政府亦有明文规定：如一户之内开除一丁，新增一丁，即以所增抵补所除；倘开除二三丁，本户抵补不足，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之粮多者顶补。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猫腻很多，尤其存在有权势者的上下其手，于是这抵补之丁究竟会摊到谁的头上，并不必然。并不必然，也还同时意味着这件倒霉事未必一准儿就会摊到我的头上，起码它已丧失了命中注定的权威性，而给了侥幸心理以充足的生存空间。

这就够了。

数年之后，当不必然会负担丁银，转而成为必然不再负担丁银之际，人们在繁育后代的时候，心中所存的最后一丝丁银上的隐忧，想来也就有可能彻底烟消云散。

这一转变的操作者是雍正帝。

康熙的接班人雍正，其性情与乃父迥然不同，他严峻冷酷，猜忌多疑，恰还有着更胜一筹的精力来支持他更加勤于政务，这使他于在位的短短十三年间，将集权专制发展到了一个新台阶。所幸的是，雍正亦是一位胸怀大格局的帝王，其专制并不曾导致王朝境况的下滑，反而在他的铁拳下更趋捋顺调阳，起码对人丁兴旺的盛世景观算得上是锦上添花。这动力的来由，就在于赫赫有名的摊丁入地政策的普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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