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是什么 【朔方论丛】哈剌哈孙与元代中后期政治

【朔方论丛】哈剌哈孙与元代中后期政治  

元代的相权日重，是从世祖晚年开始发端。世祖忽必烈虽然“历精政事”，但也“以成效责中书，一时宰辅，皆极老成选”[⑧]，委政于宰相，出现了诸多权相，如王文统、阿合马、桑哥等。但是，因为世祖本人对于权力的热衷和个人素质的强悍，相权的轻重均取决于他的好恶取舍，作为宰相，无论如何权倾朝野，一旦失去皇帝本人的信任支持，便会万劫不复。而这种局面，到世祖晚年，亦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后出现了变化。随着世祖朝最后一个理财权臣桑哥的败亡，完泽、不忽木等儒化者入主中枢，因世祖年老多病，相权得以扩张，不但主持“革桑哥弊政”[⑨]，永停钩考，并整顿台察，加强监察机构，同时将诸多儒臣召回大都。甚至，不忽木通过廷辩，阻止了再次设立尚书省的建议。

及至成宗即位，相权比之世祖晚期更为加重，成宗中书右丞相完泽“倚任之意益重”[⑩]，使得行政之权均归于完泽，“宗藩内外官吏人等，咸听完泽约束”[11]。而完泽不仅有行政大权，且能抵制皇帝对臣子的任免。其人对不忽木有所排挤，将其任命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听说后认为“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岂可出之于外耶”，成宗“复留之”，因此没有成行。但不忽木“竟以与同列多异议，称疾不出”[12]，应该是受到了完泽的压力。可见身为宰相的完泽足以掌控朝局，即使皇帝、太后也无法轻易留用为完泽所不满的臣子,这在世祖朝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完泽时代，宰相权重并非常态，而是很大程度源于成宗的慵懒，成宗在位六年之久时，竟然还对六部官员“朕昔未知其人为谁”[13]。在大德七年（1303年），因“朱清、张瑄案”，导致八位宰相被集体免职，完泽虽没有被牵连，但并无力阻止，且不久后便去世，便是这种情形的突出表现。

而继完泽出任中书右丞相的哈剌哈孙，则进一步将相权日重的趋势向前推进了一步，且通过拥立武宗、仁宗即位，使得相权足以制约君权的格局最终形成。

哈剌哈孙，斡剌纳儿氏。曾祖乞失里黑（亦写作启昔礼、乞失力、吉息利）原为蒙古贵族也客·扯连的牧马人，跟随主人依附克烈部，在王汗父子准备袭击成吉思汗时，与另一位牧马人巴歹告变，使成吉思汗避免了灭顶之灾。蒙古建国后，被封为答剌罕，并成为五十六位功臣之一。祖父博理察，从托雷征金，得赐顺德（今河北邢台）为封邑，父亲囊加台，从蒙哥汗伐蜀。其家族世袭答剌罕，并是历任大汗的怯薛，属于“斡脱古·孛斡勒”，也就是皇室最为信任的“世袭奴隶”，因为“立过值得嘉奖的功绩”而有着“[蒙恩的]权利”[14]。

哈剌哈孙虽然不知“汉人之学”，但“雅重儒术”，他历任要职，且在各种职位上，都展现出了极强的施政能力和讲究效率的作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审录冤滞，所活者数百人”[15]。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因湖广失治，世祖授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哈孙到任后，“审利病，度先后，简僚佐，抚兵民，威行德流，善遂顽革，钱粟刑狱，井井有条”[16]。大德二年，任江浙行省左丞相，任职仅七天，便“纲举七十余事，民风吏习翕然为变”[17]。

因此，当他从江浙进入中枢，成为中书左丞相后，便立即与完泽所奉行的“惟和”政策有了冲突。其首先便表现在对征讨八百媳妇国战争的态度上，完泽支持成宗用兵，以“江南之地尽世祖所取，陛下不兴此役，则无功可见于后世”为依据，使得成宗“用兵意甚坚，故无敢谏者”[18]，而除了董文选、燕公楠、陈天祥三位汉臣外，唯一持反对态度的蒙古大臣，便是哈剌哈孙，认为“苟将非其人，未见所利”。这样的直言，虽然没有被成宗采纳，却获得了朝野的赞誉，且在战争失败后，他获得成宗的信任开始超越完泽，对于战败的处理，成宗完全听取了他的意见。而在日常行政上，哈剌哈孙“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19]，给完泽造成了极大压力。大德三年，成宗申斥六部官员的拖沓作风，认为他们“事多稽误”[20]，便是受到了哈剌哈孙的影响。而在大德七年，八位宰相被罢，完泽为核心的宰辅集团瓦解，之后完泽去世，不过两个月，哈剌哈孙便拜为中书右丞相，从此开始了其总领中枢的政治生涯。

哈剌哈孙成为首相时，成宗已经久卧病榻，皇后卜鲁罕“居中用事”，虽然《元史·后妃传》中称卜鲁罕“信任相臣哈剌哈孙”，但卜鲁罕坚持成宗前期的“惟和”方针，其施政“人称平允”[21]，而哈剌罕孙成为右丞相后，对官吏遴选制度进行修订，核定贪赃罪罚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度，禁止进献户口和山泽之利。一时间，“选庶官，齐百度，罢斜封，汰冗员，绝宝货，约滥支，节淫费，量入制出。择民牧，屏世守，定贓律，刚正目举，有中统、至元之风”[22]，时人称为“朝廷更正”。代表君权的卜鲁罕与代表相权的哈剌哈孙从而有着尖锐冲突，史称“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而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双方展开激烈的博弈。

在博弈中，哈剌哈孙的更正政策遭到抵制，实行不过一年，便出现“倖门捷径，不可复窒”[23]的局面，且与其政见不合的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梁德珪、迷而火者等人也相继复职。但卜鲁罕以皇后之尊代行君权，又有左丞相阿忽台等人的支持，却也不能动摇哈剌哈孙的地位。这是因为哈剌哈孙作为怯薛长，可以随侍御前，成宗患病，他“入侍医药，出总宿卫，且理政务”，连“诸藩王欲入侍疾”，都可以“拒之”。双方胜败的关键哈剌哈孙简介，在于对皇帝的掌控。此时相权之重，还在于哈剌哈孙身为“斡脱古·孛斡勒”而任怯薛长可“密近天光”，有着明显的“漠北旧制”的因素。

随着成宗崩逝，后相之间因皇位继承问题开始正面角力，哈剌哈孙充分利用了中书右丞相的权力，成功遏制了后党拥立安西王阿难答的企图，并通过拥立武宗即位，从而正式确立了相权的地位。

二、武宗之立与相权的巩固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元成宗驾崩，太子德寿先于他一年病死，皇位传承出现问题。皇后卜鲁罕属意于真金太子之弟忙格剌之子安西王阿难答，决定立其为帝。而哈剌哈孙则认为皇位当属成宗次兄答剌麻八剌一系，也就是其嫡子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

后党谋划相当早，早在大德九年（1305年）十月，德寿皇太子病重之时，卜鲁罕便将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母亲答己赶出大都，安置于怀州（今河南沁阳）。这样一来，海山远在西北边防，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又不在中枢，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答剌麻八剌一系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同时，卜鲁罕又借着阿难答陪同投降的西北叛王明里帖木儿回大都之机，将他留在朝廷，已备登基。成宗去世后，更是下令切断了大都通往漠北的驿道，避免朝中大臣与海山取得联系。

而针对后党的谋划，哈剌哈孙也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卜鲁罕皇后刚下令封锁驿道，哈剌哈孙便授命大宗正府总管阿沙不花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封锁令晚于自己派出的密使出发，载着报告成宗已死消息的驿马及时赶到了漠北海山处。同时，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并不听，文书皆不署”[24]。他以“称病”为借口使政府陷入瘫痪，同时“卧阙下”，又避免了卜鲁罕指使其他宰相染指中书省事务。

从以上双方的行动来分析，作为有着“居中用事”之权的皇后卜鲁罕并没能够填补成宗崩后形成的权力真空，反而是作为宰相的哈剌哈孙成功控制了局面。当支持卜鲁罕皇后的左丞相阿忽台召集廷臣商议“祔庙用摄政事”的时候，看似是受到何玮、田忠良等汉臣的阻止才没能成功。但实际上何玮身为参知政事并没有真正的制约能力。能够使皇后摄政其事遂辍的，只能是哈剌哈孙的抵制。

当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赶到大都，因实力悬殊犹疑观望之时，哈剌哈孙提出“怀宁王远，不能猝至，恐变生不测，当先事而发”[25]，致使爱育黎拔力八达下决心发动政变，剪除了后党，让海山顺利即位。李治安先生认为哈剌哈孙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身为怯薛长，而非宰相，“怯薛卫士居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中书省”[26]。此观点只看到了在逮捕后党要员，幽禁卜鲁罕时可调动宿卫怯薛控制宫廷，而忽视了其作为宰相掌控政府，使后党无法实行摄政的重要作用。

哈剌哈孙成功拥立武宗海山，对元朝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蒙古帝国时期，前代大汗的皇后在汗位继承人没有确定之时实行摄政，并可选定汗位继承人，是已成惯例的。如窝阔台汗后乃马真，贵由汗后海米失都曾监国摄政，并以自己的意愿选择了汗位继承人。元朝建立后，虽然世祖曾立太子真金，并赐给成宗铁穆耳“皇太子之宝”，但因为真金早逝，铁穆耳也没有被正式立为皇太孙，因此皇位继承仍要因循漠北旧制召开“库里勒台”。在“库里勒台”上，成宗母阔阔真主持大会，并对成宗的即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面对甘麻剌“亲王有违言”的局面，阔阔真对铁穆耳和甘麻剌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合罕曾经吩咐，让精通成吉思汗的必力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你们每人来讲他的必力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力克。”[27]结果，口才好的铁穆耳轻易地胜过了“稍患口吃”的甘麻剌，顺利继位。虽然，世祖朝重臣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一个“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28]，一个劝导甘麻剌：“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29]，也是铁穆耳继位的重要因素，但阔阔真主持大会，并以自己的好恶选择皇位继承人，却是于法有据的。《元史》中不愿提及皇后主持“库里勒台”的史实，但也不得不记载，玉玺是“后手授成宗”[30]。

而哈剌哈孙虽然身居相位，但也只是臣子，按照旧俗，更只是皇家的世袭奴隶，却能够一力阻止前朝皇后摄政和选择继承人，以自己的意愿拥立了新君，这是颠覆性的事件。而武宗、仁宗因为获得皇位应归功于哈剌哈孙，也对这种颠覆给予了承认和褒扬，武宗时命王構撰写《丞相答剌罕赠谥制》，便褒奖其“坐朝堂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31]。到仁宗即位，命刘敏中撰写的《忠献王碑》，更有“王翊潜龙，寘彼斧戕，伊、霍之重，赖其胥匡”[32]之语，这等于承认了“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33]的合法性。而哈剌哈孙作为中书右丞相，其成功也极大地加重了宰相在元朝政治中的分量。

武宗的身后有着强大的西北军事集团的支持，且其本人也性格刚毅，不甘屈居人下，当得知弟弟有自立之心时，便调动军队威胁大都，给人以强势帝王的印象。尤其是在即位后不久，便将哈剌哈孙外调和林行省左丞相，出抚漠北，似乎可以说明相权并未加重，但若考察武宗一朝的政局，就可发现这种君权强势只是表面上的，武宗不但没能改变相权日重的趋势，反而加快了这种趋势。

武宗虽有军事集团的支持，但其久在漠北统兵，在朝中并无稳固的势力，其即位的关键，还在于以哈剌哈孙为代表的大都官僚集团的运作。因此即位之后，武宗大开滥赏之门，以至于“帑藏空竭”[34]，财帛不足。之后更是大封王爵，先后册封十九王，其中一字王便有十四个，且大多不是世祖嫡系子孙，可见其希求获得贵戚朝臣支持的迫切。而外放哈剌哈孙，大力营建中都城，尤其是重立尚书省，也展现了武宗想摆脱原有政治格局的愿望。然而，以上诸多举措，并没能如武宗所愿，尚书省之立，反而加剧了相权日重的趋势。武宗在大德十一年七月第一次复立尚书省，虽然哈剌哈孙此时已经外调，但仍遭到中书省、御史台、翰林院、集贤院诸臣群起反对，因此仅十余日，新尚书省便风流云散。遭此打击，武宗除以滥赐和封爵笼络朝臣外，也大力将自己潜邸旧臣安插进朝廷。经过两年的准备，于至大二年八月再次成立尚书省，以自己的心腹乞台普济和脱虎脱为左右丞相。武宗这次立尚书省，虽有重视理财，缓解社会和经济危机的意图，但更重要的是形成一套为自己所用的行政班子，因此给予了尚书省极大的权力，“诏天下，敢有沮挠尚书省事者，罪之”[35]。中书、尚书两省并立，中书省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尚书省只应负责与理财有关的各项事宜，但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的用人、立法等权力。作为尚书省的实际掌权者，先为左丞相，后为右丞相的脱虎脱便直言：“中书政务，乞尽归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尚书省掌之。今臣等议：‘乞从尚书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书’”[36]。尚书省成立当月，省臣三宝奴便“用官六十四员，其中宿卫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历仕者有之”[37]。同时，尚书省还颁布《省部纲纪》、《行封赠条画》，对在外行省、宣慰司、路府州县各级官员的职司及官员的封赠进行了规定。尚书省完全替代了中书省的责权，“总理百司庶务”，乃至于“值尚书省立，威势赫然，中书椽多从尚书辟”[38]。

尚书省权柄扩大，虽然使得武宗有了自己的行政班子，可以全力推行“惟新”政策，但相权制约君权的格局也从此确定下来。从武宗设立尚书省开始，朝廷决策基本依靠尚书省决断，百官集议基本停止。武宗执政末期，皇帝与太子之间已经有了深刻矛盾，太子欲以“潜龙为飞龙之事”[39]，因此便有了武宗易储位之议，而身为尚书右丞相的康里脱脱却可以“一语定乾坤”，将易储之议消弭，相权之重可见一斑。仁宗即位后虽罢废尚书省，但其权归中书省，这种体制仍延续下来。元朝前期，官员上疏奏事所陈内容大多要经省、院、台等官员集议后再实行，而元中后期则多由中书省处理，百官集议虽还有举行，但多为关于讨论郊祀典礼和灾异等事务，中书丞相权柄比之前期大有提升。皇权的行使都需要相权的强力支持，仁宗开科举取士，朝堂上“赞其成者才数人耳”[40]，却能够在中书省臣尤其是李孟的支持下强力推行；英宗即位，要推行至治新政，则需要对中书丞相拜住“倚之，相与励精图治”[41]；泰定帝因“南坡之变”而得即位，其合法性比之武宗还不牢靠，因此更为倚重中书省，乃至“左右相日值禁中，有事则赴中书”[42]。至于文宗、宁宗及惠宗早期，均因皇帝为强臣拥立，出现了燕帖木儿和伯颜两个完全取代了君权的权相。

三、哈剌哈孙对元朝中后期政局之影响

哈剌哈孙在元朝诸多宰相中，任职时间并不长，从大德二年底任中书左丞相，到大德十一年八月外放，前后九年时间。其任首相的时间更短，从大德七年七月到大德十一年八月，不过五年，但其对元朝中后期政治的影响却十分深远，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

首先，哈剌哈孙延续了从世祖朝开始的相权日重的趋势，巩固了官僚体制，进一步侵蚀了漠北旧制对朝廷的影响。在担任首相期间，与代行君权的卜鲁罕皇后对抗，没有使政出中书的格局被破坏。在成宗崩后，他更迅速填补皇帝空缺期间的权力真空，使皇后摄政并选择继承人的旧制未能施行。而官僚体制的巩固，对于元朝中期较长时间的政局平稳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哈剌哈孙以宰相的权力控制了成宗之后武宗之前的朝局，几乎以一己之力掀翻皇后一党，拥立武宗、仁宗即位。而武宗即位后，因为是由其所代表的官僚集团拥立，使武宗为了寻求自身政策的实现，不得不更为加重相权，之后仁宗、英宗、泰定帝等均因袭此法，元代“委任责成”的宰相制度得到巩固和加强，君权受到很大制约，世祖、成宗时代君主独断专行的情况不复出现。

第三，哈剌哈孙开创了元代臣子拥立皇帝的先河，武宗、仁宗、英宗三朝均受惠于他，因此对其明显违背漠北旧制和侵犯皇权的做法采取了赞赏和肯定的态度，这使得后世不乏效仿者。例如铁失发动南坡之变，便遣使晋王也孙铁木儿：“我与哈散、也先铁木儿、失秃儿谋已定，事成，推立王为皇帝”[43]，燕帖木儿在泰定帝崩后，在大都发动政变，都以自已的好恶拥立皇帝，谋求自身权位。虽然哈剌哈孙属于“宗亲将帅推戴，咸出于至公，故无悖常乱纪之事”，但效法他的人却“全是权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敢谁何”[44]，以至于元朝“英宗弑而泰定乘虚，泰定崩而明、文争立，文宗崩而顺帝报复”[45]，最高统治集团内讧频仍，成为国家败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四，哈剌哈孙的作为使得相权日重，君权日轻。虽然有拜住、旭迈杰、脱脱等贤相，但也出现了铁木迭儿、伯颜等乱法权相。这不仅造成诸多剧烈的政治震荡，也间接造成了惠宗朝举措乖张。惠宗因先后受制于两大权臣，又有感于相权侵凌君权，因此不顾国势而强力收回权力，“旧政更化”持续不过四年，便因丞相脱脱“威权震海内”[46]而将之罢黜[47]，使得新政有始无终。在高邮之战的紧要时刻，又因有人谗言脱脱“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而将脱脱夺权，导致“大军百万，一时四散”的恶果，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因此，哈剌哈孙不仅是元朝成、武两朝起到重要作用的宰相，更是影响整个元朝中后期政治格局的重要政治人物，是了解辨析元朝中后期历史的锁钥，是曾被忽视而应予以重视的元代政治家。

作者简介：班布日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朔方论丛》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①][元]何中：《贺元参议明善书》，《全元文》第二十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②]代表性论著有：白寿彝《中国通史•元朝卷》第七章《成宗守成与武宗朝政的衰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一章《中央政治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代表性论文有：陈一鸣：《论元代太子的参政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傅光森《元朝中叶中央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国立中兴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王向平《元成宗皇后卜鲁罕史实考》，《兰台世界》2011年第11期；曹学川《元代武宗朝政治问题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向平《元成宗时期史实三考》，暨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代表性论文有：李晓红《蒙元时期的答剌罕研究》，内蒙古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④]张养浩：《西台上王者无私疏》，《全元文》第二十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2页。

[⑤]陈祐：《三本书》，《全元文》第十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567页。

[⑥]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全元文》第十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78页。

[⑦]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3页。

[⑧]王恽：《大元故昭勇大将军北京路总管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王公神道碑铭》，《全元文》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01页。

[⑨][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0《完泽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3174页。

[⑩][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0《完泽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3174页。

[11][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0《成宗纪三》，中华书局，2008年，第426页。

[12][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0《不忽木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3171-3172页。

[13][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8《成宗纪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385页。

[14][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页。

[15][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6《哈喇哈孙传》中华书局，2008年。

[16][元]刘敏中：《敕赐太傅右丞相赠顺德忠献王碑》，《全元文》第十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39页。

[17][元]刘敏中：《敕赐太傅右丞相赠顺德忠献王碑》，《全元文》第十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40页。

[18][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56《董士选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3678页。

[19][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6《哈剌哈孙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3291-3293页。

[20][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0《成宗纪三》，中华书局，2008年，第426页。

[21][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14《后妃一·卜鲁罕皇后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2873页。

[22][元]孛术鲁翀：《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全元文》第三十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2页。

[23]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卷6《选举》第178条，中华书局，2001年，第298页。

[24][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6《哈剌哈孙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3294页。

[25][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4《仁宗纪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536页。

[26]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27][伊朗]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76页。

[28][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7《伯颜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3115页。

[29][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19《玉昔帖木儿》，中华书局，2008年，第2948页。

[30][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16《后妃传·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2898页。

[31][元]王構：《丞相答剌罕赠谥制》，《全元文》第十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32][元]刘敏中：《敕赐太傅右丞相赠顺德忠献王碑》，《全元文》第十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43页。

[33]白寿彝：《中国通史·元朝卷》第七章《成宗守成与武宗朝政的衰驰》，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9页。

[34][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2《武宗纪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488页。

[35][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3《武宗纪二》，中华书局，2008年，第514页。

[36]柯劭忞：《新元史》卷192《脱虎脱传》，电子版。

[37][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3《武宗纪二》，中华书局哈剌哈孙简介，2008年，第514页。

[38]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全元文》第二十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81页。

[39][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78《王约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4140页。

[40][元]许有壬：《送冯照磨序》，《全元文》第三十八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41][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6《拜住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3306页。

[42][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651页。

[43][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637-638页。

[44][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校正》卷29《元史·元诸帝多由大臣拥立》，中华书局，1984年，第672页。

[45][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22《三帝之立》张溥附论，电子版。

[46][元]郑元祐：《白云漫士陶君墓碣》，《全元文》第三十八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54页。

[47]元史隐晦其事，仅说脱脱是因为“时有疾渐羸”，“且术者亦言年月不利”而辞相，但考察《元史·脱脱传》中脱脱之父马札儿台“诏徙甘肃”的记载，以及《庚申外史》中有关脱脱复相时“阴使人走甘州召之”，“乘昏入城，然亦未尝见帝也”的记载，脱脱应是被迫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