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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历史和历史学有什么区别 历史与历史学-何兆武文集

火烧 2023-03-14 03:12:22 1129
历史与历史学-何兆武文集 推荐一两本关于历史的书 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 贾雷德 。戴蒙德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老师开的书单: 题记:这是一份企图供非历史学专业的大学生和其

历史与历史学-何兆武文集  

推荐一两本关于历史的书

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 贾雷德 。

戴蒙德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老师开的书单: 题记:这是一份企图供非历史学专业的大学生和其他历史爱好者参考的历史学名著推荐阅读书目。本书目涵盖古今中外,以名家名著为主要选择取向,特别是兼顾其学术权威性、阅读美感性和不可替代性等方面,希望能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学的基本了解与理解,推进读书与思想风尚,并努力把握历史的原脉、现况与可能的未来走向,关心祖国的未来与人类的命运。

一、概论 01《历史是什么》,爱德华•H.卡尔著,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02《历史的观念》,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03《历史学家的技艺》,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二、中国史 03《史记》,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版。

04《资治通鉴》,司马光撰,中华书局版。 05《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06《观堂集林》,王国维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07《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著,三联书店1999年版。

08《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09《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著,陈兼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1《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释》,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李伯重著,三联书店2003年版。 13《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4《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5《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著,三联书店1995年版。

16《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三、世界史 17《伯罗奔尼萨战争史》,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

1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9《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著,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20《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1《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2《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罗荣渠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3《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四、人物传记 25《孔子评传》,匡亚明著,齐鲁书社1985年版。 26《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

27《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注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8《富兰克林自传》,姚善友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

五、历史地图集 29《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1988年版。 30《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中文版编辑:邓蜀生),毛昭晰等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

何兆武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何先生那个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可算是吃尽了苦头,一不小心,就象他的朋友,他的亲人(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全都成了历史的牺牲品。

而何先生虽然内心疾苦,却也是坚强地活到现在。想想,那肯定是归功于他一向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就如他文中所说的:“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

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挺兴奋,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仔细分析何先生的这段话,至少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一是爱国是义务,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的爱国,三是爱国到爱国为止,决不参与政治。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掌握好尺度,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尤其值得今天的我们思考。从何先生对国共两党的评价,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对“运动”性质的区分,对人的看法方面,不以二元划分标准论人,不认为好人什么都好,也不认为坏人一无是处。

人生没有绝对,事物没有绝对,2 个小时的路走了7天不一定没有价值,军阀政府也有利于个人自由的一面。这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尽管何先生也会批评一些人和事,但何先生讲给读者的是作者眼里当年的人和事,像个本分的讲故事的人,几乎没有褒扬自己的意思。这也正是体现了何先生的睿智与品性。

1.何兆武是个怎样的人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

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口述《上学记》等。

从各个角度论述什么是历史学

历史学也称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是历史研究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规律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和手段,在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客体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规律和特点的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历史知识。

因取义的广狭不同,史学的定义从内涵上可归纳为两种。 广义的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1)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2)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

狭义上的史学不包括前者,而专指后者。历史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

就其性质而言,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等不同的界定。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诞生之前,人们一般从广义上来界定史学,即对史学的定义与对历史的定义往往是同一的,很少有人对两者进行严格的概念上的区分。

英语中“历史学”和“历史”是同一个词:History。根据第四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History第一义项即指“历史学”——对过去事件的研究;第二义项才是“历史”——过去的事件,尤指从整体意义上来认识的过去事件;第三义项实际上是从第一义项中引申出来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叙述。

可见,“历史学”和“历史”是其本义。 中西方对史学的认识所经历的过程基本相同。

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亦从对“史”的认识发展而来,或者说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

史学概念可能始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公元319年(东晋太兴二年)。在当时和其后一个半世纪间,人们并未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

但是,史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地位,并与传统的经、律两学鼎足而立,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还是极具重要意义的。 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这种认识与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历史学是艺术”的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的人们对它进行认识、描述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史学”,最后实现了初步的分离,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经过数千年探索的结果,亦是他们在史学认识上的最大成就之一。正因“史学”从“史”的硬壳中脱胎而来,所以,尽管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对于它们各自是什么的回答分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是当人们定义它们时,它们就像是一个双面怪——两者交互使用、互相纠结在一起,——“史”因一字多意同时合用亦总有二义,这种情况在近代依然顽固地维持着。

因此,近人对史学的定义,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彻底分割克丽欧女神的双面性。当他们在定义“史者何”或“历史何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确定“历史”的定义,而是在确定“史学”的定义;有时则同时合训而兼具两义。

如果从历史本体论角度来分析,人们难免会把他们的定义当做是从观念形态上来界说“历史”概念,从而得出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 如果我们从他们解说的实际内容和文本的整体语境来分析,则不难看出,他们正是从狭义上确定了史学的内涵。

例如,近代国学大师、“新史学”革命首倡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这里的“史”,很明显是指“史学”;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所阐述的内容,亦是如何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论述历史是什么的问题。

当然,多数史家则采用传统的同时合训的方法。例如,杜维运说:“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 今人对史学的定义或解说,可谓各家纷纭,莫衷一是。 “活动”说。

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瞿先生的定义,与他这本书的内容是相适应的。

因为史学在中国古代,主要是以附属于政治活动的一种文化积累活动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馆制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史学虽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为,但兼具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主要作为政治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综合。

求介绍西方历史研究方法、观点的书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张广智等:《西方史学通史》

张广智:《现代西方史学》

周兵:《新文化史》

何兆武:《历史理论批判文集》

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陈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

伊格尔斯:《20世纪历史学》

海登怀特:《元史学》

伊格尔斯:《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中国史学方面著作实在太多了。

罗素在历史方面的著作和成就

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缺乏历史感,忽视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而罗素却对历史和历史理论终生嗜之不倦。他写过几十篇历史论文和散布历史专著,这三部是:《自由和组织》、《1902-1914年协约国政策》和《西方哲学史》。其中,《西方哲学史》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哲学史著作,其全名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力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哲学思想和发展,其引人入胜的原因在于作者的历史眼光不亚于作者的哲学见解。该书出版后很快成为西方读书界的畅销书,确立了罗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正是被这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吸引而走上了哲学道路。

学科历史和历史学有什么区别 历史与历史学-何兆武文集

罗素认为,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其原因在于历史学能“开阔我们的想象世界,是我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成为一个大的宇宙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它以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知识,而且有助于智慧。”哲学不仅追求知识,而且追求智慧。历史在这个根本点上与哲学是相通的。

罗素的历史哲学或他对历史的解说,既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也不是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方面,他并不凿空立论,想要为历史构造出一套思辨体系来;另一方面,他并不对历史命题进行逻辑或语言分析,也从不讨论历史认识的性质、可能性和客观有效性等问题。历史对于他只是朴素的事实,他经过对这些事实进行反思后,得出自己的理论和理解。像心理分析学家解释梦一样,罗素对历史学所做的工作,就是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用人心之中最深邃的欲望作为一把钥匙来解开。因此,他对历史的理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理解的一种看法,基本上是常识性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由专制而民主、由愚昧而启蒙、有残暴而宽容、有迷信而科学,他的这个基调乃是得自反思的信念,而不是从某种思想体系或逻辑分析推导出来的结论。因此,罗素的历史哲学被悉尼·胡克称作是“反思的历史哲学。”

多元的人性论是罗素历史观的核心部分。他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性,即人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而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乃是人性动力学或人性发展史。罗素把人类的天性最后分解为三个不可简约的组成部分:占有欲(物质财富)权力欲(统治权力)和创造欲(智力活动)。在其多元论的历史观中,罗素特别强调权力欲的作用。在《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中,他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设经济的利己主义可以当作是社会学的基本动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类不但纯是受着物质享受的欲望的驱使的,往往“他们所要追求的是权利,并不是财富”,这时“他们的基本动机不是经济的”。因此罗素自称:“我所关心的是要证明,社会科学上的基本概念是权利”,而“权力也想能力一样,有许多形式”,它们“没有一样可视为附属于其它东西,没有一种形式是导源于其他形式的”。这就是说。权力欲和占有欲一样是根本性的,我们不能用其中的一个来解释另一个。所以,历史不能看成只是物质财富运动的一个函数。

在罗素看来,历史生命的内容是如此之丰富,乃至不可能被纳入到任何一个人理论框架内。人生的各种因素,如饮食、男女、贪婪、追逐享乐、权力斗争、虚荣心、创造欲等,都是本能,都在起作用,所以就都是人的行为的动因,从而也就是历史的动因。他无异于并且认为也不应该把这些都归纳为一个一元的理论结构。

当代出名的历史学家有哪些?及其著作,附上对该史学家的评价! - 搜

[1]李振宏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修订本,11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李振宏《历史认识模糊性研究的意义》,《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119页。

[2]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2-1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 钱钟书著:《管锥编》第一册,第2版,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页,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

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6]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1页。

[7] 吴泽:《史学概论》,"绪论",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8] 郭小凌:《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原则与史家个人的实践》,《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21-129页。

[9] 琉善:《论撰史》,见章安祺编:《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转引自徐善伟:《刘勰与琉善史学批评思想之比较》,《齐鲁学刊》1996年第4期,50-54页;郭丹:《卢奇安〈论撰史〉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比较》,《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124-129页。

另参见郭小凌:《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原则与史家个人的实践》,《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21-129页。 [10] 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百科知识》1989年第5期。

见何兆武:《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200-20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11]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下面的引文均出自这几篇文章。 [12]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47页。

[13]转引自何兆武:《译序: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216-217页。 [14]《辞海》,2048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15]吴泽:《史学概论》,“前言”,1页。 。

展开[1]李振宏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修订本,11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李振宏《历史认识模糊性研究的意义》,《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119页。 [2]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2-1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 钱钟书著:《管锥编》第一册,第2版,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页,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6]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1页。 [7] 吴泽:《史学概论》,"绪论",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8] 郭小凌:《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原则与史家个人的实践》,《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21-129页。 [9] 琉善:《论撰史》,见章安祺编:《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转引自徐善伟:《刘勰与琉善史学批评思想之比较》,《齐鲁学刊》1996年第4期,50-54页;郭丹:《卢奇安〈论撰史〉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比较》,《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124-129页。另参见郭小凌:《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原则与史家个人的实践》,《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21-129页。

[10] 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百科知识》1989年第5期。见何兆武:《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200-20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11]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下面的引文均出自这几篇文章。

[12]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47页。 [13]转引自何兆武:《译序: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216-217页。

[14]《辞海》,2048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15]吴泽:《史学概论》,“前言”,1页。

[16]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48-62页。 [17]蒋大椿、陈启能:《史学理论大辞典》,100-10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8]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5页。 [19]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55-62页。

[20]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34页。 [21]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34页。

[22]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42-46页。 [23] 列宁对此有过十分精辟而又准确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恩格斯晚年尤其强调“历史观念”即历史地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重要性,并把他们的历史观最后正式定名为“历史唯物主义”,而放弃了先前带有片面的、肤浅的、易于被歪曲的“唯物史观”术语。

[24]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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