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的几任大总统 徐世昌的个人简介

徐世昌的个人简介  

基本信息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曹营街寓所。前清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并为盟友，一文一武，互为同道；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深谋远虑，颇得袁世凯的器重；但他又能与袁保持距离，进退有度，在袁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辞掉总统职务后李鸿藻简介，多次拒绝日本人的劝诱，不供伪职。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工于山水松竹，被称为“文治总统”。

人物简介

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他曾是一位袁世凯的支持者，与北洋军阀关系密切。

1886年（光绪十二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

徐世昌

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兼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是袁世凯的幕僚之一，此后累获擢升。

1904年，袁世凯创建警察，保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负责京师的治安。

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其时东北处于日俄战争之中，清朝的根本被蚕食，徐世昌多所举措，采取开商埠，借国债，连与国，修铁路等一系列措施。并在东北推行新政，以此来抵制日俄对东北的控制。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徐世昌自请病退，调任邮传部尚书，京浦铁路督办。

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成为仅有的四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任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徐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方向清室请辞。

徐世昌故居(7张)

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力辞太保，隐居青岛观望时局变化。

1914年5月，袁世凯据新的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由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其时袁世凯称呼徐世昌、赵尔巽、李经义、张謇为“嵩山四友”。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徐以局势难卜求去，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

徐任职仅一月力荐段祺瑞继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二人不久即发生府院之争，后又调解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

黎元洪去职后，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于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徐被迫免

徐世昌旧居

去曹汝霖、章宗祥及陆宗舆职务，以缓和全国舆论的反对。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获胜，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指徐世昌总统为非法，迫其去职，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天津租界。晚年日本人尝试邀徐出任华北政府职务，徐世昌拒绝参加日军组建的华北傀儡政府，保持了民族气节。

1939年6月6日于天津病逝，享年85岁。

徐世昌先后娶卫辉曹氏和辉县席无棣为妻，曾经在辉县百泉“水竹村”置办田宅。徐世昌文人出身，昌诗、书、画俱晓。为总统时曾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即后来中央美术院前身。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徐极力鼓吹“尊孔读经”以为抵制。退出政界于天津“退耕堂”过隐逸生活后，藉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20余种。著有《欧战后之中国》、《退耕堂政书》、《大清琨辅先哲传》、《书髓楼藏书目》、《东三省政略》等书。徐世昌的书画作品颇有声誉，曾在中国、日本等国画展中展出。[1]

徐世昌无子，两个女儿早亡。其二弟徐世光的长子徐绪直过继为徐世昌之子。徐世光为光绪壬午举人。辛亥革命 后，袁世凯任命其为濮阳河工督办，袁死后徐寓天津，皈依道院，办“道德社”，曾为天津世界红十字会会长。徐绪直早亡，生子徐延东、徐延同，皆已故世。惟徐延东留子徐保慈，如今天津市河北区第三职工中学任教，夫人于廿五塑料厂退休，生两女，一于南开大学毕业，在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徐世昌

工作；一在外资企业工作。据徐保慈介绍，徐世昌如夫人王雅茹生有两女皆已故世。女婿许大谆在河南任省政协委员。徐世昌近支显然衰落了。

另一支在天津久居的是徐世昌十弟徐世璋的后人。徐世璋曾任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交通银行副总裁，又曾兼任中国国际运输局局长，饥饿救济会会长，币制局局长，1922年随徐世昌下台而去职，在天津做寓公，后曾任铁路学院名誉校董，天津耀华中学董事，工商学院董事长，东亚毛织公司董事，拥有大量房产，收藏文物字画，尤以集玉著称，是天津市知名人士。1954年逝世，遗嘱将全部古玉、砚、玺印等捐给国家。其后人有女儿徐绪年(天津人民医院退休)；徐绪如(一中心医院退休)；徐绪玲如今天津人民图书馆工作，其丈夫朱文榘现任天津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徐绪璐现居北京，其丈夫为中国驻曼谷大使。

经历以晚清封疆大吏而任民国总统者，唯袁世凯、徐世昌二人。而袁世凯不知者少，徐世昌则鲜为人知。徐世昌，1855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人，

徐世昌作品(13张)

晚年又号水竹都人、东海居士等。徐世昌远祖由浙江迁直隶，后移居河南。日后发达，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称同乡；徐之善于拉关系、交朋友，于此可见一斑。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长，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人见其孤苦，劝其依一县令亲戚，徐母曰：“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徐世昌16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17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县衙文案及家庭塾师18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24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一见倾心。袁见徐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即赠银两百两，使世昌兄弟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四年之后，世昌又中进士，先援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援编修。张之洞（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李鸿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其师长。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人劝其外放知州、县，未从。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层勿州迁亡优势。

徐世昌

然而世昌在翰林一住9年， 未办过一次学差、 试官之类有利之事； 但他并不急功近利，而是积极结交，疏通上下，同时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待时机。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李认为徐“虚矫过人”，而不是发达。但徐世昌向李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为李鸿章所常识，向朝延推荐他督练新军，却成为袁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终于有了转机，袁世凯向清延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纪念币(14张)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与陈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乃为袁说项，得以“乞恩姑从免议”，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自是对徐感恩不尽。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受到袁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新传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着，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目的。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徐皆功不可设。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徐与袁一样，即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袁至少在青年时代不失为一个爱国者）徐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值戊戌变法，徐、袁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

徐世昌

袁却听信了“军师”徐大哥之言：“旁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线，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予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徐世昌一言九鼎。袁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袁很现实地选择了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诚然，即使当时徐赞表附新党，亦是以卵击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过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故当时有民谣骂袁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因难逃其责，幕后高参徐世昌亦难辞其咎。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太后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1904年，得任中国史上1300年以来最后一次会试之阅卷大臣，也圆了十年翰林来往主考之梦。1905年，奉旨入值军机处（最高军政机关），年底即援军机大臣，署满兵部尚书。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以汉人署满人之兵部尚书，有清开国以来尚属首次。徐世昌获此殊荣，尚未停止升迁的脚步。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据查核，清末升迁较快的汉大臣林则徐、曾国藩、袁世凯从入仕到任总督各为20、21、21年，徐世昌虽然也是21年，但东北总督之位高权重，则为以上三人所不及。而在同一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丧失了具有实权的总督大臣之位，入京担任了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随着光绪帝与西太后的一同辞世，袁世凯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因光绪帝恨袁告密出卖之事；三岁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便一心想替其兄光绪报仇，欲除掉袁，已拟好将袁革职法办的上谕，因奕劻（军机处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贿买通）及张之洞极力反对，乃修改谕旨，以袁患显疾为名将袁“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时在东北，唇亡未免齿寒，不得不主动奏请开缺，清廷岂敢赶尽杀绝？只将其调任邮传部尚书，虽位列中枢，但其降用，也很明显。而徐世昌在东北三年之作为，却值得大书一笔。东北三省为清廷皇

徐世昌

家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日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亡羊然后补牢。为谋挽救，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疏》，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晚清推行新政的要求。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徐履东之初，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概括为：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徐世昌还积极发展工商业，重视科、教。为改造满清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专门设厂办校以“化其气质”，使“八旗人才不可胜用且不必再为筹出路也”。他还抓了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氏，修铁路，通电话……都是功德无量之举。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东北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

徐世昌

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亦为此而自豪。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州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徐世昌还与袁世凯共同推出了中国最早的巡警制度，对巩固国本、防止外患、民安其业所起的积极作用，亦应予以肯定。

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为中国铁路、电力、邮政、航运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徐世昌任邮传部尚书一年余，即1909年8月，政任协办大学士，补援军机大臣；一月后又援体仁阁大学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也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徐世昌还在东北时，就已考虑到清廷失势，便未雨绸缪，预谋转中退路。他为人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从而为今日重掌枢要铺平道路。看来，“中庸之道”确是在官场上保身保位的灵丹妙药，徐世昌因此而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并不理睬徐的保奏。直到辛亥革命义旗高举，清廷欲调北洋新军镇压革命，才不得已把重新启用袁世凯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北洋六镇，从将到兵，一直听命于袁；即使袁回河南闲居，仍在暗中联络，遥控指挥。满人陆军大臣荫昌，指挥不灵，清廷亲贵慌了手脚，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徐世昌终于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任务。

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先排挤掉唯一的绊脚石--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袁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直接下令要他率兵上前线便吓得打了退休报告。清廷此时认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随即加封徐太傅太保，无非要鞠躬尽瘁，效忠清廷。这时的徐世昌，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其指导思想与袁一样，逐渐由君主专政--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和而。他们不愿与革命党的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这就避免了一场大内战，最终达到了推翻满清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目的，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为何逼清帝退位，归政于民国？据说还是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发次日，徐世昌为避嫌恳请辞职。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诏书（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历史

徐世昌

性文件！）稿：“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这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诏书标志着大清王朝寿终正寝，但行文却十分得体，给垮台的清廷留足了面子。据说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塞进去的“私货”，几乎肯定了清廷亡后便是袁世凯的天下。世昌手法之高，谋略之远，令人咋舌。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进、导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凯即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议和之举，且挟北洋雄师之势--南方只有把临时大总统拱手相让了。即便孙文不是谦谦君子，老袁的总统宝座也是坐定了。更何况，众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收拾大局，建设中国，非袁莫属！”孙中山是明让暗斗，向袁提出“约法三章”企图将这匹野马给以约束。徐世昌把袁捧上宝座，功莫大焉，一般看法，国务总理一职非徐莫属。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此时却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直到现在还是“护帝太保”；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

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还是先“过渡”一下，方显明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哩。再则当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徐隐居于青岛，行前与袁长谈，袁许以二年为期，但忍不住又于1912、1913两年内两次敦请徐“出山”相助，徐皆婉拒，不为所动。但以他与袁的亲密关系（似已非君臣或主仆关系）、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绩、“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众，愈是不出，呼声就越高。后来发生了刺宋案，国务总理赵秉钧不安于位，而徐世昌并不以袁所请，仍进居幕后；直到1914年袁取得镇压“二月革命”胜利，剪除了政敌，便再次请徐出山，任国务卿之职。徐开始动心。在启程赴京时，其弟世光向他递经陈辞：大哥，你意忘了清室于你可谓皇恩浩荡？前年你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义正而辞严，大哥无言以对。徐世昌竟耐不住晚清遗留的寂寞，不愿就此沉沦，终老林下；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卿之显赫，其诱惑力可谓大矣。何况自谓一旦任职，“英雄”即有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为国谋利，博取贤名，不也抵得过“不忠”之谤？徐世昌遂于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袁世凯此时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

徐世昌

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老袁那“哪怕过一天皇帝瘾，死也无憾”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为辞国务卿，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真正老谋深算。此前，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或许从此产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后自号水竹村人，即出于此。袁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并不买账，因“嵩山四皓”均为隐居不仕之贤者，此封有永不叙用之意，未免欠妥。徐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这就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的结束。徐世昌此时一定异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肝脑涂地；竭力辅佐的结果，实非始料所及。看来这个主子当年的爱国之心早已荡然无存，只知全力经营他的袁家天下。此时再不分道杨镖，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载骂名。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好。徐世昌在袁称帝前即已料定他皇帝瘾过不长，抽身先退，无疑是明智之举。不然，身为老大哥还得去给兄弟皇上下跪，别提有多别扭和难受。后人曾提出疑问：以徐之才干与声望，在辛亥之年，何不自出统兵与南方周旋？其清廷信任（超过信袁），绝对会让徐总统北方兵马；其二，徐在北洋诸将中亦有威望，袁不得出，必唯徐马首是瞻；其三，不难与南方组成联合政府。

如此，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则非徐莫属，以后也不政出现南北纷争、复辟倒退之局。然而，徐世昌毕竟只是徐世昌，他之所以甘愿将千载良机拱手让人，甘为人后，一定也经过深思熟虑。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出此举，由自己逼退清帝，是为不忠；撇开老袁，是为不义；知而为之，是为不智。再则徐生性稳重，当条件基本具备时，方能放手一博，为在东三省时；风险太大之高则宁可观望，他绝不是那种“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之人；他的人生信条恰恰于袁相反。故而政见一致时，能刚柔相济，优势之补，相得盖彰，而一旦政冗相左，又不能撕破脸皮，便只能自谋后路，明哲保身了。老袁一死，徐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段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时，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

徐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活得也真够累。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1922年终于暴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徐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退隐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历时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并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当无问题。1933年，日寇欲徐世昌出来组织傀儡政权，被断然拒绝。1939年春，徐患膀胱炎，医生建议到北京治疗，因怕被日人劫持，坚持不去，遂病逝。终年85岁。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1]

坚辞伪职

徐世昌“隐居”津城后，坚决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和张勋复辟。更可贵的是，他面对敌伪的利诱和汉奸走狗的游说，拒不出山当傀儡政权的首脑，晚节可风，爱国心诚，略见一斑。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1934年，徐世昌过80岁大寿。早在1930年，他就亲笔写了几百幅对联，准备届时赠送来宾。寿辰前几日，徐家就高搭彩棚，大张筵席。当日，从早到晚，贺宾盈门，络绎不绝，大多为北洋军阀及旧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还有清朝遗老、贵胄以及以“中国通”而闻名的美国人福开森等数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不请自到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华北党务的方觉慧了，他的到来让徐世昌格外紧张和警觉。席间，徐家人特为方觉慧敬酒，并送他对联、条幅等，以表谢意。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为及时了解事件的发展，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了自己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蒋介石已接受了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不无忧虑地说：“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寇对东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就已领悟很深，为此他曾进行全力抵制和反对，收回了部分主权。而今日寇又卷土重来，吞并东三省之后，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作为政治家，徐世昌虽然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李鸿藻简介，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1937年冬的一天，一个汉奸突然造访徐宅，声称：“总统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方即可撤兵津城。”徐世昌看透了汉奸的卖国动机，以年老婉辞。日寇仍不甘心，计划从徐世昌的亲人——胞侄徐一达身上打开突破口。徐一达就职于北京，日本特务妄想通过他请徐世昌出山，担任华北的领袖。并表明“如成交，将北京市长一职赠给一达君”。得知事情经过后，徐世昌遂

徐世昌晚年

令徐一达赴上海“避难”。

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仍遭到拒绝。汉奸金梁等人曾是徐氏门生，任职于伪满洲国，他们秉承主子意旨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世昌闻言愤然大骂：“你们太浑！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像你们这样，贪于一时名利，出卖整个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才算晚节不保呢！”

1938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趋严重，当时曾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来津诊治。谢元甫检查后说，必须做手术，并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疗，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1939年6月，84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归葬辉县，未修墓，仅竖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2]

综观徐世昌一生，他当然不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

徐世昌

完美，但也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风貌，学识广博，推行新政，热爱国家，坚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般无聊政客可经，更非那些拥兵自重利欲董心、祸国殃民的旧军阀可比。

徐世昌有“总统诗人”之美称，终身作诗不缀，1918年辑印《水竹村人诗集》12卷，1924年刊行《归云楼题画诗》6卷，至1933年刊行《拣珠录》，共刊行8集76卷，洋洋大观。徐诗“优浙而闲适，简洁而清远，抒写性情，旷然无身世之累”，时间跨度大，内容宏阔。

他嗜古好文，被人称之为“文治”总统。嗜好收藏古籍，家藏书达8万卷，其中宋元珍本极多，有藏书楼“晚晴簃”、“书髓楼”等，意即古籍中的精品之书。藏书印有“弢斋藏书印”、“书髓楼藏品”等。亦喜收藏书画，名画和书法作品满屋。编纂《书髓楼藏书目》8卷附1卷，是家藏古籍普通书目，1935年用古宋字排印，著录图书7 000余种。辑《晚晴簃所藏清人别集目录》4册，抄本，录清人别集图书2 700余种，《晚晴簃已选诗集目录》等。喜刻书，设有“徐东海编书处”，刊刻的主要有柯劭忞主编《新元史》257卷和著述数十种。所刻之书质量和书品为上乘，扉页多印有“天津徐氏”、“进修堂开雕”、“静远堂”、“退耕堂”等。[3]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曾提一诗：

“利国无能但利身，虚名开济两朝臣。

笑他药性如甘草，却负黄花号菊人。”

此诗虽然有些刻薄，但老徐确是两朝虚誉。说他性如甘草，是因为甘草能调和百药，补脾益气，有“国老”之誉，所以形容老徐最为不过。而自号菊人也许不为他人所认同，但是他还是做到了晚节持重。

徐世昌虽“圆滑机变，过于长乐老”，但在大清退位、袁世凯称帝上思路还是清晰而进步的，所以此人不倒有其必然性。更令今人值得琢磨的是，卜五年近40岁时，仍旧是个庶吉士，不为翰林院所认同，认为难堪重任。但此时徐世昌已然到了人生的谷底，如今是否极泰来了，原先结交的同乡袁世凯赏识人才，邀其襄助小站练兵，自此腾达，由七品直至一品大员，平步登云。关键因素是卓越的人际交往能力。比如说结交香帅张之洞、陕西巡抚鹿传霖（清末清官之一）、商部尚书载振、康、梁等等诸名士，朝中人缘甚好，慈禧甚至对荣禄说‘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而据说清帝退位诏书中的推荐袁世凯和末尾“予与皇帝得以远处宽闲，悠游岁月，常受过面之游礼，亲见至治之告成，岂不懿欤！”实为水竹村人之代笔。所以老徐是新旧通吃，才能有其后的总统之遇，这机遇与其自身的素质都少不了的。

徐世昌在《韬养斋日记》中有一名言：

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阖审诸！即使为老袁之辈的警悟，也是其最终的人生近代化的最好体现。[1]

徐世昌，号水竹邨人。既是津门一代全才文化名人，为时人所重，又酷爱古砚、古墨，收藏端砚颇多，并将所藏之砚的花纹、题识，一一墨拓而成《百砚谱》一册，成为中国近代惟一一部评砚专著。

1922年6月，徐世昌被派系“逼宫”下野，遂返乡做寓公，开始过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他与林琴南、严范孙、赵湘帆、华世奎等名士组成“晚清簃诗社”。如为严范孙题写的一首诗云：诗坛酒垒厌江湖，眼底纵横见此图；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创徒。此诗恰切地表现了士者飘然山林，宦途如梦的退耕复杂心态，磊落高华，舒卷自如，颇有“超凡入圣”的浪漫。同行评价为“吟咏之功，度越前人”。徐世昌在自己的退耕堂中做到了老有所为，诗、书、画一体三面。诗人往往独行其事，天马行空；书法家则需要具备诗人的某些素养，以进入更高的境界；而画家更要兼诗人与书法家的造诣，才能登峰造极。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后，即自信“深得书法中三昧，每日临池挥洒，分增局以上官员”。

他的书法多为行、草体，名重一时，在津门各殿堂里多有其墨迹。如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庄”、“成兴茶庄”、“直隶书局”等匾额均出自他的手笔。1919～1926年，徐世昌将其书法作品汇集成《水竹邨人临帖》3册、《石门山临图帖》1册，刊印发行。他的书法大宗为对联，其余为条幅、册页之类。

徐世昌六岁开始学画，善画山水、松竹，尤其喜欢绘制扇面，造诣甚高，而且是每画必诗，一般不轻易送人，故他的绘画真迹少于书法遗迹。他的代表作《晴风露月四竹图》极为出名，人称：“画中晴竹，振雨露声；风竹摇曳飘洒，露竹沐甘浸润；月竹清漪宜人，为竹作中之精品。”该图为民间所收藏，民初作品，以六尺引卷作朱砂笔。1920年，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成立“国画研究社”，聘国画大家周肇祥主其事，

徐世昌墨宝

同时拨巨额公款，明令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今中央美院前身)，由陈师曾任校长，齐白石、王梦白等人任教。徐世昌下野之后，周肇祥仍将名人画作送往天津徐宅，请其为之鉴赏评论，还不时与徐世昌研讨中国绘画艺术问题。“国画研究社”曾与日本画社共同举办过国际联合画展，分别在中国、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地展出。徐世昌也有作品送到展会展览，获得中外各界的一致赞誉。“平淡天真，意趣高古；笔锋凌厉，状如削玉；诗画相映，书画同体；神韵相连，清爽不凡。”徐世昌的粉墨花卉、松竹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品位高雅，神韵仙体，在民国画坛声誉颇高。

徐氏行书，学苏轼稍瘦劲，整幅作品明朗、流畅、一气呵成。[1]

《清儒学案》

《颜李遗书》

《弢斋述学》

《大清畿辅先哲传》

《欧战后之中国》（巴黎大学荣誉博士论文）

《退耕堂政书》

《东三省政略》

《将吏法言》

《弢养斋日记》

《大清畿辅书征》

《书髓楼藏书目》

徐世昌

《元逸民画传》

《国乐谱》

《古文典范》

《明清八家文钞》

《水竹村人集》（又名《徐大总统诗集》）

《归云楼集》

《海西草堂集》

《退耕堂集》

《竹窗楹语》

《藤墅俪言》

《拣珠录》

《晚晴簃诗汇》（又名《清诗汇》）

徐世昌家祠

徐世昌家祠位于卫辉市贡院街内，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民国十年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所建。总面积5200平方米，其建筑分为四进院落。主要建筑有照壁、山门、石坊、二门、东西厢房、过厅、东西配殿、拜殿、大殿等。位于最前面高大的照壁，仿木结构砖雕额坊，影壁正中内外各镶着五颗谷穗组成的"嘉禾"图案的青石浮雕。影壁两侧为东西华门，两门对称。第二进院落，中轴线上建有石坊一座，柱和额坊皆为嘉禾图案浮雕，额坊"东海世家"，两边柱上刻徐世昌亲笔书写的楷书联："亭育托燕畿佳气常浮白云观，宗枝分卫水清波远溯绕湖桥"。石坊东面原竖有一高大旗杆，西面建有木结构四方攒尖顶碑亭一座，立《创建汲县徐氏家祠记》碑，为徐世昌书丹。第三进院，东西厢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第四进院落，拜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卷棚灰瓦顶与正殿连为一体，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砌月台，周围有青石雕刻栏杆。

徐世昌故居坐落在和平区新华南路255号。徐氏在津置有多处房产，其中在英租界牛津道(今和平区新华南路与睦南道、马场道交口)，购得空地一块15.3市亩，修建了九所楼房共计181间，建筑面积4347平方米。这九座楼房虽然建在一块宅基上，但自成体系，徐氏自住一所，其余为眷属分住。

徐世昌故居

徐氏自住的是一个独立大院，占地6.35市亩，共有楼房26间，平房4间，建筑面积1085平方米，是一所西式三层楼，混合结构，红砖瓦顶。楼门前四磴台阶、平台，红缸砖砌面，一楼有客厅、休息室、更衣室、餐厅、洗澡间等；二楼为卧室、书房、办公室、内客厅；三楼为顶子间。

此外，徐世昌还有一所住宅，在英租界咪哆士道(今和平区泰安道)，是他在1927年化名徐弢乔购买汉森洋行宅地9市亩，修建成西式砖瓦三层楼房一座，计27间，平房17间。这所建筑是花园住宅，造型美观，庭院内有假山、亭子、鱼池、花窖等。

《燕都丛考》载：“前总统徐东海公宅在五条胡同。”又载：“又北曰骑河楼，张远伯总长志谭故居在是，今为清华同学会。又北有小胡同，宣统间徐东海总统曾居之。”此宅坐南朝北，金柱大门带雀替，显得十分高大。门内东西后罩房实是倒座房位置，已改建。正面五间北房，进入前院东西各有厢房三间，西厢已改成水泥瓦。南部相当于正房的位置是一座二层楼房，上下面阔均五间，外装修仍保存着原来的挂檐板和灯笼格扇窗。室内西头为木楼梯可登二层，向北出廊，西侧接一面阔三间的小楼。全院均为筒瓦过垄脊硬山房。此宅约为民国初年建筑。现为某单位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