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铺 刘震云 刘震云怎么写河南人的历史观

刘震云怎么写河南人的历史观  

“写作有两个突出的目的：一是实现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二是探讨谎言能在人间停留多久。

文学是最能把社会乱象码放清楚的工具。”日前，作家严歌苓携最新小说《床畔》邀请作家刘震云一同做客北大，分享创作经历。

提及创作，刘震云认为没有一个工具比文学更能把社会乱象给码放清楚。

“人们喜欢把简单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什么呢？因为背后有利益的存在。

凡是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一定是有目的的。”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老铁”在和平年代的伤残和牺牲几等于战争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我在成都军区当舞蹈演员时，第一次认识到“老铁”这种兵。

“老铁”是对铁道兵战士的称呼。

山路狭窄，两辆军车相会时，一旦认出“老铁”的车号，人们都会避让。

因为大家都知道“老铁”野，脾气冲，闹起来最不怕死。

有次我们在舞台上演出，幕一拉开，整个台下都是“老铁”的脑袋。

原来在山谷里有这么多的铁道兵在山洞里挖大山掏隧道。

有这样说法：铁轨下躺着的每一条枕木，都等于一个捐躯的铁道兵战士。

对于这种在和平年代还要经历伤残甚至牺牲的士兵，我们是感到非常神秘的。

后来我非常巧合地走到了铁路兵部队中，发现他们的生活比我想象中更难。

他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长时间驻扎修铁路，而且根本没有女人。

他们在心灵、情感以及身体方面都是非常苦的。

当时我作为铁路兵创作员，每年要下去三个月。

一个月要写出一篇关于铁道兵的作品。

那时候写的都是英雄主义的歌颂，我内心是非常反感和抵触的。

离开部队到美国以后，我却发现铁路兵的生活不断回到我的“白日梦”里，所以便产生了要写一个他们的故事的想法。

这个故事是我二十多年挥之不去的构思，我写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写，终于在去年重写完了。

严歌苓

女性对英雄的衡量体现出时代和社会的定义

女性的价值观特别能够推举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最时髦的人。

比如说现在很多女孩子眼睛中的英雄就是有钱人，所谓的“土豪”。

在八、九十年代时，女孩子都愿意嫁给博士生。

因为博士生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社会地位。

在女孩子眼里，二十年会出一批英雄，这些人代表着社会最风尚的人物。

我就写了这样一个女孩子。

这个叫“万红”的年轻女护士信念英雄，信念生命。

她坚信被判为植物人的英雄连长跟所有人正常人一样活着。

流年似水，流过英雄床畔，各种有关英雄的价值观也似水流过。

万红见证了英雄床畔的人情世故，世态炎凉，人们从对待英雄敬神般的崇拜到视其为人体废墟，只有她始终如一地敬爱、疼爱、恋爱着这个英雄。

自我反弹使得英雄价值观被遗弃

一个能够成为英雄的人一定有超自我（Superego）的事。

我的少年时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

那时的人都愿意做英雄，即使不能独善其身，也一定要帮助别人，做出“分外”的事情。

许多人一面占小便宜偷用别人的洗衣粉，一面“匿名”帮助体残老人干活儿；一面随地吐痰、满嘴粗话，一面巴不得哪里出现个阶级敌人让他去搏斗一番。

他们只想做英雄，而从未试图去做个合格的个人。

我们从英雄主义的教育到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反感这种提法。

现在演讲一提英雄董存瑞和黄继光，大家就笑起来了。

从前我们的教育不承认自我。

有一天解放了，一直被羞于承认的本能和自我开始反弹，这种反弹的力量是极大的，是报复性的，后果是我们不再崇拜甚至不再信赖几千年来有关英雄的价值观。

其实，英雄存在不存在并不要紧。

就像耶稣基督存在不存在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你相信吗？你相信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美德吗？

在《床畔》的故事中，男主人公是英雄时，人们承认他的生命，甚至把身为植物人的他举起来一起合影。

到后来不是英雄了，大家就连他的生命都不承认了。

只有这个女护士从始至终态度都没有改变，她企图说服大家他是活着的人。

不必想是真活着还是假活着，她相信他活着。

这个让自己相信他还活着的过程，去说服人家也来相信的过程，比实际上他是否活着更重要。

刘震云：文学最能码放清楚社会乱象

刘震云（著名作家）：严歌苓是个非常独特的作家。

随着时间的消逝，有的事情、有的人物被我们遗忘。

她是唯一一个把那些生活的碎片捡回来的作家。

像《小姨多鹤》是战后日本孤儿在中国生活的情况，《陆犯焉识》描写“反右”和“文革”时的情况，《第九个寡妇》写“土改”时期一个妇女的命运，《金陵十三钗》写的是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事件。

包括《床畔》写的是在被大家遗忘的英雄时代中，人们对英雄的情感。

这是作家对文学、生活、历史独特的认知。

她虽然不生活在中国，却在不断地替中国人打捞被遗忘的历史碎片。

前年让我给新生讲课，说过要擦亮一盏灯，要认识过去和现在。

严歌苓就是“擦亮过去”的很好的作家。

我和歌苓都当过兵。

当兵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出路。

她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我在戈壁滩上当兵。

冬天零下20多度，当时环境有几个特点：一是干燥；二是吃不到蔬菜，长年累月吃的是罐头、冷冻的猪肉和土豆；更重要的是茫茫戈壁上，那么多的战士中没有一个是女的（笑）。

当兵的第三年，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

我被调到师部写“批林批孔”的文章。

我既不认识孔子，也不认识bl，但我要开始批判他们。

我的小说是从这儿开始写起的。

写作有很多目的。

一个是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的在文学中可以实现。

我上小学时有两个同学特别好，不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共同没拥有什么：一个没娘，一个娘是傻的。

两个孩子晚上爱干的事就是拿着手电筒，一个写娘在哪儿，一个写娘不傻。

写作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探讨谎言能够在人间停留多久。

歌苓的小说努力想探索当时历史的真相。

这个真相和当时历史呈现的真相，以及到现在几十年后我们反过来认识的真相形成的对照，会促使我们思考所谓的真相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也写过回溯历史的作品《温故1942》。

1942年河南就有很多人了。

我特别想探讨当时河南人有什么态度。

河南人死前会想，他三天前就死了，我比他多活三天值了。

日本人给河南人发粮食，前提是发了粮食你要帮助我打中国的军队。

这个粮食你吃还是不吃，这是比饿死还要重要的问题。

没有一个工具比文学更能把社会乱象给码放清楚。

现在世界很不太平，把简单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什么呢？因为背后有利益的存在。

凡是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一定是有目的的。

造假年代让人对“英雄主义”反感

严歌苓：我在部队待了13年，写军队故事对我来说是一种怀旧。

过了这么多年，我又想到当兵的这段生活。

那时因为崇尚英雄主义，所以出现了大量造假的现象，或者把自己的行为尽量变得英雄主义。

自己家可以不照顾，或者自己生活很苦，却给战友寄钱，然后设法“不经意”漏出。

这样造假英雄的年代，把英雄主义庸俗化的年代，使得现在的人对英雄主义非常反感。

现在中国人特别不相信特别能唱高调的人，一看到这种人就感觉很可疑，觉得背后有什么目的。

我写作时候也感觉到和中国现在年轻人的思潮以及欣赏的东西不符合。

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是否还会喜欢这种通过保护英雄使自己逐渐变成英雄的女人，但我自己读完以后流泪了。

我是一个认真的人，文学就是我的宗教。

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别人的价值观如何，我就是想坚持几十年做自己的事情。

刚才刘老师讲了很多当兵的体验。

我们曾到西藏演出，像他讲的罐头肉、脱水菜，我们都经历过。

我们是文工团团员，他们是战士，我们分享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

军队的生活让我提炼出了“万红”这个角色，我觉得自己对青春似乎也些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