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袁世凯 师生联手，看梁启超、蔡锷如何践行讨袁重任？

师生联手，看梁启超、蔡锷如何践行讨袁重任？  

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1915年8月24日），他就从北京搭晚车来到天津，拉着梁启超来找汤觉顿等人商量对策，他们在汤觉顿的家里商议了一夜，都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因为那时旧国民党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都被袁世凯买收得干干净净。”六年后，梁启超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形，他在护国军云南起义纪念日那天为南京学界所作的演讲中追述了蔡锷说过的一段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唯一可以利用的实力，只有蔡锷在云南、贵州的旧部，而且，非要蔡锷亲自回去召集不可。” 梁启超 >蔡锷 >根据这种情况，他们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因为梁启超是意见领袖，不能不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字，但又要确保蔡锷的安全，不让袁世凯妨碍他的行动计划，于是，蔡锷只能故意装出与梁启超闹意见的样子，主动向帝制派靠拢。8月25日，他约了袁世凯的心腹唐在礼等十二人举行赞成帝制签名活动，并亲自题写了“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一行字，然后，第一个签上“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他在北京还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那些忠于袁世凯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他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这段对话亦出自梁启超的记忆，我们也不必太在意它的真伪，总之，都是蔡锷释放的烟幕弹，在这烟幕的背后，一场以云贵为中心的武力讨袁行动，正在暗中有计划有步骤地酝酿部署着。早在8月20日，他已致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告诉他“京中近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欲以觇舆情而定国是。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并准备派人前往滇黔，当面商议。9月3日，他又致电前贵州巡按使戴戡，希望他能早日来京。于是，在蔡锷的安排下，原云南军官、经界局评议委员殷承瓛自北京赶赴滇黔，戴戡则立即登程，离开贵州，赶往北京。这就是后来梁启超所说的“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电报把重要的人叫来，这里头非费三个月以上的日子不可”。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八、九、十这三个月里，蔡锷既要和滇黔旧部联络，随时沟通情况，他暗地给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等人发了数十封电报，又要与帝制派虚与委蛇，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拥戴活动。他还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其中谈到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袁世凯 >（ 解玺璋：《梁启超传》，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 >作者简介：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