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述求是什么 试述我国古代五大主流税制及演变过程

试述我国古代五大主流税制及演变过程  

试述我国古代五大主流税制及演变过程

一、先秦时期
我国赋税始于夏代，史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孟子•滕文公》也载："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些记述表明，我国奴隶制国家建立后，曾经及时采取法律形式确立国有赋税制度。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赋是夏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平民向国家交纳的实物地租。而夏朝的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贡纳。夏朝的"贡"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或间接统治区内的诸侯、方国或部落之贡，一是公社农民或其他型别农民的"五十而贡"，前者属于赋税或捐税，后者具有租、税合一的性质。
商朝仍沿袭夏的贡制。
周朝基本上是沿袭了夏商的赋税制度。西周实行井田制，国家在修筑水渠和道路时把土地划分为许多“井”字形方块，故称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亦即属于周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把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让他们世代享用。他们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为了充分发挥地力，并规定了定期“换土易居”的分配制度。西周的井田制根据剥削物件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区划，一种是“十夫有沟”，即国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缴国家十分之一，作为贡税，以充军赋。另一种是“九夫为井”，即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男子成年受田，老死还田。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我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两周时期的赋税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公元前685年左右管仲相齐，实行"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的税法，突破了井田制的侷限；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实行“履亩而税”，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这是三代以来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个很大的变化。实行“初税亩”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初税亩”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从奴隶制赋税向封建制赋税制转化的开端。此后，列国纷纷仿效鲁国实行“初税亩”。到了秦国商鞅变法时，干脆废除国君对贵族（卿大夫）分封、赏赐食邑的制度，而承认通过买卖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初税亩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废除了按劳力计征的力役地租制，确立了以田亩计征的实物地租制，是税收由初级阶段向高阶阶段发展的标记。这个时期的赋税制度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二、秦、汉
秦统一六国后，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了改进。田租、赋税是秦国家的重要财产来源。
秦除按地收租外，还论户取赋，也就是所谓的口赋，即人头税。农民户数的多少直接影响户赋收入，所以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就明确规定："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秦《仓律》还规定了庄稼成熟后，国家收取多少地租，史称"收泰半之赋"，意即收取三分之二的租赋，实际上承袭了六国的旧制。
秦时的赋税除上述两项外，还有徭役制度，就是无偿征取力役之课，是秦赋役制度的重要部分。
秦代的赋税制度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其赋税形式和税制变化与封建割据封建统一及其生产力发展状况相一致。秦代财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既首创中国两千多年封建赋役制度的体系，又开拓了秦代独特的税制结构，因而秦代的赋税制度显示了其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一赋税结构产生了土地私有制，服务于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中国封建经济由此而得以发展。
汉朝时期，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受者，农民的赋税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是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汉代的编户制度使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
赋役和力役是封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赋役立法。魏晋至唐前期逐步改变了秦汉时期的赋税制度，至唐时实行租庸调制，唐朝的租庸调税制是对唐朝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租庸调税制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税收制度的整合，并有一定的创新，内容比较系统和完整。因此，在我国封建税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隋朝和唐前期国家赋税收入主要来源的租庸调制，在当时的一定历史阶段中确实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保证封建国家赋税收入的作用。但是，随着唐朝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均田制遭破坏，土地兼并严重，编户流失，赋税剥削加重，国家财政收入日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租庸调制的不合理性更加明显。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始改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①国家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向当地人民征收。②土著户（当地人）和客居户（外来户）均编入现居州县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主要是土地）多少定出户等，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税额。③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6月纳清，秋税限11月纳清，故称“两税”④两税依户等纳钱，按垦田面积奈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数为准，平均摊派。⑤租庸调和杂徭、杂税悉省，但丁额不废。⑥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两税法变租庸调以人丁为征收赋税标准的原则为以财产、主要是土地为征收标准的原则，是土地占有状况发生改变后的反映，是中国古代税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两税法实行初期，统一了紊乱的税制，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后来，弊端丛生，征敛趋于苛重。但由于两说法适应地主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其税制的基本原则为此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奉行。
四、宋、元
宋仍沿袭唐两税法，但将两税分为田赋，但是宋田赋全国并无统一法则。宋田赋的正额不高，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存在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诸如支移、折变、加耗等，负担很重。与两税及附加税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杂税，如沿纳、新增设的经总制钱、月桩钱等。宋还开始实行钞盐法，商人向政府交钱领取钞盐券，凭券买盐销售，宋盐税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另外，宋还对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征税。但是宋朝积贫积弱，屡遭侵略。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向题，因此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释出的。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而拥有土地多者则要多交税，非常符合公平税负原则。因此，马克思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甚至有现代学者评论说：青苗法、方田均税法是具有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特点的法令。
而元政权占有中原的时间先后不同，各地原来的法制也有差异，形成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南北税制不同，税赋不一，素有"南重于粮，北重于役"之说。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
五、明 清
明和历代一样，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农业税-田赋是国家最大的财政进项，辅之以丁赋-差役。明代初行两税法，田赋分夏税、秋粮。明中叶以后，由于赋税沉重，百姓逃亡严重，原有的赋税制度日渐失效，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为此，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将各种赋役尽可能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其主要内容是以土地为主要征税物件，以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的征收；以县为单位统计差役、杂役所需人力、物力的总额，平摊到全县土地税中，作为土地税一起征收白银；另外将各种"均徭"改为按人丁数征收白银，称为"丁银"，由官府自行征收解运代替原来的"民收民解"。 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镇守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原来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税赋的合理分担。该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初则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实行的不够彻底和普遍，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银，贫苦农民就会无力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由于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到雍正年间，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重大改革，实行“摊丁入亩”。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是清朝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实行的一次重大赋税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第二步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这次改革使税负与财产和负担能力挂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同时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更加削弱了。.
综观从夏商到清代的赋税制度及其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历代的赋税制度是不断进步的。每一次重大的赋税制度的变革都是对之前的赋税制度的修正，使之趋于合理，行之简便。

我国古代生产工具的演变过程。

农业生产工具自春秋战国以来称之为“田器”、“农器”和“农具”。制造农具的原料，最早是石、骨、蚌、角等。商、周时代出现了青铜农具，种类有锛、裴、斧.槟、铲、耨、镰、犁形器等。这是中国农具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铁的冶铸技术发明至迟始于春秋。春秋战国之际，冶铁技术先后出现了生铁冶铸、炼钢和生铁柔化三项技术，使铁器成为更富有广阔前途的锐利工具，加快了铁农具代替木、石、青铜制农具的历史程序。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转折点，它能清除大片森林，使之变为耕地、牧场，也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成为可能；甚至使农业生产关系、土地耕作制度和作物栽培技术等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我国古代书写工具演变过程

E陶器 A龟甲;兽骨C青铜器 B竹木简 D纸
资料
谈到汉字的书写工具，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其中纸是文字的载体，笔才是主要的书写工具。除了笔墨，汉字的书写工具还有刻刀、剞劂（一种在金石上镂刻文字的金属工具）等。
据考证，在西安半坡、山东大汶口等地发现的距今约六七千年的陶文上，有好几种图案，如人面纹、游鱼图案等，是用笔或类似的工具描绘的，说明后来广为使用的毛笔很早就已经具备雏形了。现存最古的毛笔是春秋晚期楚国的毛笔，笔杆是实心的竹杆，笔杆一头劈成数开，笔毛夹在其中，用细丝线缠紧，外面再涂上一层漆，笔毛是上好的兔剪毛，长约2.5厘米。秦汉之际还有用木头做笔杆的。汉朝以后毛笔的制作工艺基本未变，在笔管的选材上，主要有象牙、琉璃、斑竹、玉管、犀角，还有兔毫、羊毫、鹿毫、狼毫、小儿胎发、虎毛、马毫、貂毫等。
在金石、甲骨等质地坚硬、表面光滑、吸溼性差的文字载体上书写，则必须使用质地更坚硬的契刻工具。在距今六千年的陶文中，使用的契刻工具可能是用玉石或动物的牙齿制作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学者一般认为，当时的刻字工具最可能是铜制的刀具。类似的契刻类书写工具还有剞劂、刻刀和出现较晚的铁笔。今天篆刻所使用的刻刀，至少在战国时期就产生了。因为用契刻的方式书写汉字很不方便，要书写一段比较长的文字，或应付大量的书写记录工作，就难以胜任了，商、周以后，这种书写工具逐渐退出了一般性的文字书写和记录，只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毛笔也逐渐被自来水笔、圆珠笔等硬笔取代。而作为书法艺术的主要书写工具，毛笔仍然被书法家们使用着，这点不会随时代而改变。

我国古代的货币单位换算及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货币的演变
1、 最早的货币：天然海贝
2、 金属货币：铜仿贝与钱镈（布）（黄帝后期黄河中下游开始充当等价物）
3、 西周时期的货币
天然海贝仍是重要货币
金属货币广泛使用：a铜贝与铜块 b钱与布在关洛三晋地区正完成向金属货币的转化
4、 春秋时期的货币
空首布：流通于关洛三晋地区，“周、郑、晋、卫”主要为平尖空首布
刀化（货）：流通于东方齐国，模仿一种生产工具
蚁鼻钱：流通于南方楚国的铜仿贝
5、 圜钱：圆钱圆孔、圆钱方孔环球热讯社群
三晋及周布币区的圜钱
秦圜钱：以两为单位，一两钱圆形圆孔无廓，半两钱圆形方孔
6、 战国时期黄金的流通
战国黄金流通以斤、益为单位，以南斤为主
7、 秦朝时期的货币
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8、 西汉时期的货币
三铢钱、四铢钱、五铢钱、皮币、白金币 9、 东汉时期的货币
铁钱：公元30年，公孙述在四川铸造铁钱，历史上第一次用铁作币材
五铢钱：公元40年，光武帝从马援建议恢复五铢钱
10、王莽时期的货币
二年：错刀、契刀、大泉
六年：废错刀、契刀、五铢钱发行小泉代替五铢钱，流通大 五物：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
六名：金贷、银贷、泉贷、布贷、龟贷、贝贷
二十八品
11、汉代的黄金问题
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仍是法定货币单位，单位由镒改斤，1斤＝10000钱
汉武帝时期模仿麒麟马蹄有麟趾金（圆）和马蹄金（椭圆）
西汉时期主要用于赏赐和馈赠，王莽时将黄金收归国有，东汉以后黄金减少，赏赐用丝绸、布帛、铜钱
12、三国两晋的货币
魏：曾以谷帛相交易，也曾恢复五铢钱的流通； 蜀：直百钱； 吴：大泉五百、大泉当千
两晋未铸新钱，西晋主要沿用汉魏之五铢及各种古钱，东晋元帝渡江后主要沿用孙吴地区流通的旧钱
十六国：河西凉州刺史张轨恢复五铢钱，汉兴钱为我国最早的年号钱
13、南北朝时期的货币
刘宋：四铢钱，南齐： ，萧梁：第一次大量铸铁钱，曾铸铜钱、五铢钱、短百，陈：大贷六珠
北魏：太和五铢、永安五铢；东魏：沿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北周：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
南北朝之末，冀州之北民间以绢布交易，五岭以南则以盐米布交易。
14、隋唐时期的货币
隋文帝铸统一的标准五铢钱成为境内流通中统一的货币!
唐法定货币流通制度时钱帛兼行
武德四年废五铢铸开元通宝钱，规定了成色标准脱离量名钱体系，以重量作为钱币的名称
15、唐末五代的货币
会昌开元钱（背面有文字的开元通宝钱，后来各州都将州名铸在钱的背面）
五代十国总体比较混乱，周世宗铸周元天宝为铸钱最多的一次。
白银开始进入流通（铜钱减少，绢帛较小的可行性，白银逐渐进入流通），但在唐代主要作为器饰或财富收藏（银饼、银铤）、贿赂、谢礼、军费供应、地方进献，五代十国之后公私蓄积白银的风气逐渐形成。岭南道、江西道产银最多。
16、两宋时期的货币
宋代的年号钱：在通宝钱规定之外，加上皇帝的年号。北宋初发行的货币为宋元通宝与开元通宝无差别，之后还有太平通宝、淳化通宝，历代皇帝每次改元都会重铸新的年号钱。文字都是通宝、重宝、元宝等但是字型有所变化，真、草、隶、篆、行都有。
北宋铜钱区：开封府、京东西、河北、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东西等地
北宋铁钱区：四川
北宋铁钱并用区：陕西、河东
南宋铜钱区：东南、
南宋铁钱区：两淮、京西、湖北
南宋铁钱并用区：荆门等地
交子：完全客兑现的信用凭证、货币，只能在四川使用
钱引：不用作货币，只用来兑换，可以在四川之外使用（宋徽宗改交子为钱)
南宋会子：最初在东南地区民间发行，后来政|府设立会子库，完全仿照川引的方法发行会引
地方性货币：淮交、湖会、川引、银会子
17、元代的货币
中统钞时期：奠定元纸币制度的基础，元朝不铸铜钱。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钱以贯、文为单位
至元钞时期：元朝最重要的货币，与中统钞并行流通
至正钞时期：
元代在制度上严禁白银流通，但在民间已有不少使用，纸币与白银相联络。
18、明清时期的货币
大明宝钞：钞面以 来计，发钞没有准备金，允许人民持金银换大明宝钞，支付有限制，旧钞可换新钞
1481纸币崩溃，1581白银成为通用货币
19、近代的货币
铜铸币从制钱到铜元
银币从银两到银元（流入中国最早的外国银元是西班牙银元，光绪十三年张之洞奏请在广东设局铸造银元，光绪十六年正式批准开铸）

高中必修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过程

战国
战国时期，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官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
秦
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在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监察制度。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祕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一级的行政长官，失去了监督地方的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的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定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
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定，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割槽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
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
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试述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演变特点

从儒学的发展条件来看，它具有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特点。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一种意识形态得以发展的最深层条件恰恰表现在最浅显的经济文明中，反过来，经济文明的特殊风貌也必将在相应的意识形态上打上特殊的烙印。儒学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发生作用的意识形态，理所当然要被打上小农经济文明的烙印，从而具有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特点。这一适应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为著适应小农经济生活顺利展开的需要，儒学一方面对社会个体逐利的合理性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为避免“上下交征利”而造成现实利益关系的恶化，又对协调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规则作了明确的界定。其次，为著适应人们在小农生产的过程中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需要，儒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了富有特色的解答。一方面强调“天人相分”、“人定胜天”，即人应该也能够开发和利用自然，另一方面又强调“天人合一”、“不违天常”，即人只有合理地开发自然才能有效地利用自然。最后，为著适应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家庭(宗族)稳定和繁荣的需要，儒学精心构造了一个既保证家庭(宗族)的稳定，又保证家庭(宗族)不因稳定而僵死，而是充满了旺盛发展生机的家庭(宗族)伦理体系。总之，传统儒学从根本上讲是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正是这一点决定着，随着社会文明形态的变迁，儒学必然要发生质的演变。这使得儒学的现代重构成为势所必然。
从儒学的核心内容来看，它具有哲理化与神学化双重趋向的特点。儒学主要是一种“人学”或曰“人本哲学”，十分自然，人的问题特别是人性、心性问题，必然成为儒学探讨的核心内容。儒学探讨人性、心性，正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其教化社会、统摄人心的意识形态功能。为此，儒学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自始至终用力甚深，采取了哲理化和神学化双重运思道路。先秦儒学初创时期，虽说也讲人性、心性，但总体上呈现出长于伦理而疏於哲理、详于人道而略于天道的特征。至两汉儒学作为统治思想而定于一尊，因而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诱惑力以便更好地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就成为儒学发展的迫切任务。为此在汉代，儒学采取了与谶讳相结合的神学化运思道路。然而由于这种神学化过于依附、粗陋和浅薄，缺少足够的诱惑力，随着汉王朝的覆没和玄学及佛道的勃兴，其意识形态功能大大下降。宋以后，儒学融汇佛、老，走上了哲理化与神学化相结合的运思道路，完成了在对人性、心性的本体化的论证过程中既隐神学於哲理之中，又显哲理于神学之外的理论任务，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奠定了根基。传统儒学围绕人性和心性问题的哲理化和神学化双重趋向的特点，既为改变从魏晋迄隋唐以来“三家鼎立”的状况，稳固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正统和主流的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更为人类的身心安顿和精神完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这使得儒学的现代重构成为可能。
从儒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具有既维护又制约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儒学从本质上讲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是其根本使命。但是，儒学更着眼于统治阶级集团的全域性、长远的利益，强调仁政、民本、教化，对于统治阶级的过分剥削与酷虐暴政也有所限制，从而制约著封建专制制度的恶性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值得一提的是，儒学在制约封建专制制度的恶性发展方面所形成的若干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为精彩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警世格言，这为儒学的现代重构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儒学的历史延续来看，它具有与其它文化相互激荡、渗透和融汇的特点。中国文化的发展向来是多元的，先秦时期，儒学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两汉时期，在儒学之外，有阴阳五行思想和道家、法家思想的流行；魏晋迄隋唐，更是出现儒、释、道三教(学)鼎立、消长之局面。但面对文化领域中多元并存、群雄逐鹿的格局，儒学历来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自身的理论结构和重心，在激荡和渗透的过程中，融汇而成一种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儒学。在每次融汇中，儒学思想都获得了某种层面上的丰富和完善。这种特点使得儒学成为一种生生之学而绵延不断。这也正是从事现代儒学重构的思想家们充满信心的一个重要历史依据。

简要概括我国古代选官标准的演变过程

秦之前是贵族政治和卿大夫世袭制，汉朝出现了州郡推选制度像孝廉茂才。到了魏晋就开始了门阀选官，直到科举制度出现，科举取士

试述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过程及有关规定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巨集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廕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阶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古代衣服的演变过程

主要原因:
1.文化观念方面，如民俗、风俗和审美观等等变化;
2.生存需求方面，如劳动、作战和舒适度等等要求;
3.技术经济方面，如材料、工艺和经济性等等发展;
4.科学认识方面，对健康、环保等等认识逐步深入。

我国古代税制的特点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以土地税（包括依附于土地的户税与丁税）为主，以商税(包括关税与市税)为辅的税收制度。
这一税制，初步形成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已渐趋完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均田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完善。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在不断清丈田亩、整理地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户、丁税的合并征收，并加强商税和盐、茶、酒等货物税的征收制度，从而使商税与货物课税成为中国封建末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