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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朋人[1](1903-1932)又名徐继玉，字仕洪。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出生于私塾教师家庭，高等小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到山区小学当教员。结识共产党员，接受革命思想。

中文名

徐朋人

别名

继玉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

出生日期

1903

逝世日期

1932年4月

职业

革命者

信仰

gcdzg

主要成就

鄂豫边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性别

男

仁洪

1926年秋加入gcdzg，同时任黄安紫云区初级小学校长。不久领导成立中共支部，任书记，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同豪绅地主作斗争。1927年春任紫云区农民协会秘书，积极发展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同年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928年春率部分农民武装在木兰山、洪界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对外称工农革命军第八军，任军长兼党代表，不久编入第七军。6月任中共光山县弦西区委书记，负责地方党和政权建设。

7月成立中共鄂东特委筹委会，任秘书长。10月被选为中共鄂东特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29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京汉路特委与鄂东特委合并，成立中共鄂东北特委，任书记。他主持特委学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制订建立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积极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军事割据，指导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进行反“会剿”作战。同年11月主持召开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通过符合斗争实际的决议。大会正式产生中共鄂豫边特委，任书记。1930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统一对鄂豫皖三省边界斗争的领导，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仍以他为书记。他曾几次对上级不切实际的批评进行过抵制，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制订行动方针，被批为“右倾”。不久改任特委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领导人之一。同年5月作为鄂豫皖苏区主要代表，赴上海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委员，会后被留在上海，参加筹备工作。9月列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坚决拥护对“左”倾盲动主义的纠正。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因反对王明的“左”倾纲领，被批判为“右派小组织分子”撤销职务，勒令检查。后返回鄂豫皖根据地，受到zg的排斥打击，任光山县苏维埃政府税务局局长。他对zg推行的“左”倾政策进行抵制，不久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肃反扩大化被捕。1932年4月在河南光山泼皮河被错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徐朋人，字仁洪，又名继玉，1903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紫云区徐家村。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六。父亲徐型仪以教私塾为职业，兼带行医。徐朋人幼时随父读书。他学习用功，读书手不释卷。课余，他还阅读了《水浒》等优秀古典小说，对书中的英雄人物非常崇敬，幻想将来长大成人后，也当一名劫富济贫，改天换地的英雄。

14岁以后，徐朋人一边读书，一边帮助父亲教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迫切渴求获得新的知识，新的思想。1921年，徐朋人考入黄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入学后，学习了国文、算术、常识等新课程，并接触到教员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他的眼界扩大了，学习更加刻苦了。

历史教员董素怀是徐朋人最崇敬的老师。董老师的学识渊博，爱国忧民。有一次，他讲完蔡锷护国讨袁这段历史后，又激愤地说：“不期袁贼虽死，余孽犹存，军阀混战，不绝至今。国家民众有何罪，累遇劫难。虽松坡(蔡锷的字)再世，也无力回天!”董老师慷慨激昂，不禁声泪俱下。血气方刚的徐朋人义愤填膺，但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打倒军阀，拯救中华。有心报国，无力回天，徐朋人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这时，董必武正以武汉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武汉中学的黄安籍学生和董素怀老师，经常向黄安高等小学的学生赠送《新青年》，《新潮》、《黄安青年》等进步书刊。徐朋人读了这些书刊，如茫茫黑夜望见了指路明灯。

1923年，徐朋人高小毕业后，因父亲年事已高，家庭经济负担日益加重，他不得不放弃求学的念头，到离家30多里的天台山徐家河小学当教员。这年冬季，董必武在武汉中学组建了以董觉生、王鉴、雷绍全为主的gcdzg黄安工作组。工作组回到黄安后，徐朋人与这些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从1923年到1925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为了了解全国革命的动向，他经常写信给在武汉中学读书的同乡挚友，索取《中国青年》、《向导》、《洪水》、《黄安青年》等书刊。他还深入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与农民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痛苦和愿望。

1926年秋，徐朋人加入gcdzg。这时候，共产党员刘运舟担任了黄安县教育局长。刘运舟指派徐朋人担任紫云区初级小学校长。徐朋人很快在教师中和附近农村发展了四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徐朋人任书记。这时候，北伐军正向武汉进军，大革命运动掀起高潮。徐朋人组织学校100多名学生，分成十多个小分队，到附近村庄农舍，作讲演，撒传单，宣传北伐战争的意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徐朋人亲手起草了宣传提纲，主要内容有：北伐才能救中国，救民众；拥护三民主义；拥护三大政策；打倒豪绅地主，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次宣传活动持续了20多天，受到了县教育局的通报嘉奖。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徐朋人在紫云区提出“实行农会自治”的口号，发动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曹学楷简介，组织农民自卫军同豪绅地主作斗争。紫云区大恶霸地主袁鹤山和河南光山县的反动武装“红枪会”相勾结，阴谋偷袭农民自卫军。当地农民对袁鹤山心存畏惧，不敢动手。徐朋人对农友们说：“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我们人多，袁鹤山就是只老虎，我们一人一口，也把他活吞了。”农友们听徐朋人讲得有理，腰板挺直了，磨拳擦掌，要同袁鹤山分个高低。4月的一天，徐朋人带领手执大刀、长矛、鸟铳的自卫军战士冲进袁家大院，活捉了袁鹤山，押赴县城审判。5月13日公审后当场枪决，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徐朋人还十分关心妇女的解放。檀树乡王家河一个寡妇，被三个贩子合谋卖给了一个道士。他立即派人把人贩子抓到区农协，在长冲召开斗争大会。徐朋人在会上列举封建礼教，买卖婚姻摧残妇女的罪行，提出解放妇女，实行婚姻自主的口号。会上斗争了人贩子，并向他们罚了款，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到附近十多个村庄游街示众。会后，区农协发出布告，晓喻全区。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徐朋人离开学校，在黄安、麻城北部继续坚持斗争。他与曹学楷、戴克敏等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以七里坪为中心，发展党团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行为。10月，黄安县委在七里坪文昌宫举行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关于在黄麻地区组织秋收暴动的指示。会后，徐朋人在七里、紫云两区组织武装，准备参加起义。11月14日，黄麻两县数万农民一举攻占了黄安县城。徐朋人根据省委“用最简便的方法，将土劣，大、中地主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指示，起草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土地法》。起义的胜利和人民政权、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诞生，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仇视。

12月5日夜，任应歧部一个师偷袭黄安城。鄂东军被敌冲散，分头突围。徐朋人带领一小部分人突围来到孝感县汪洋店地区，继续开展斗争，他们很快在汪洋店建立了党支部。

汪洋店靠近平汉铁路，反动势力比较强大，徐朋人感到弱小的革命力量不适宜在这样的地区活动。不久，他得到吴光浩等上了木兰山的消息，立即率部奔向木兰山。1928年1月，徐朋人与吴光浩在木兰山相见。战友重逢，悲喜交集。根据省委指示，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部队在木兰山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消灭了罗家岗的地主民团，在公路上伏击打死了黄安县公安局长“曹屠夫”。3月，敌人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加上清乡团的配合，“清剿”木兰山。第七军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由军长吴光浩率主力转战黄冈、罗田等县，留曹学楷、徐朋人隐蔽在木兰山、洪界山附近，聚集从黄麻老区逃出的革命同志。他们很快就集合了60多人，有手枪一支，坏步枪一支。这支队伍对外称工农革命军第八军，徐朋人任军长兼党代表。不久，第七军折回木兰山，第八军编入第七军，共130多人。木兰山虽然山高林密，但离武汉很近。武汉敌军朝发夕至，对第七军威胁甚大。这时蒋桂战争爆发，驻在黄麻地区的敌军撤走。第七军领导人便在陈秀冲举行会议，决定不打城市曹学楷简介，用游击战争方式号召群众，返黄麻再组织暴动。清明节晚上，第七军重返黄安北乡，组织“二次暴动。”徐朋人带领一个游击小组，袭击了郑家堂的“清乡团”，缴获了七支长枪。

在胜利面前，吴光浩、徐朋人保持清醒头脑。他们认为，河南光山县与湖北黄安县交界的柴山堡地区，地势险要，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受黄麻起义影响，要求革命，是个地利人和的地方。于是，第七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徐朋人、曹学楷、戴季英等于5月在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开辟柴山堡地区，创建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

进入柴山堡后，徐朋人任光山县弦西区区委书记，曹学楷任弦南区区委书记，两人负责地方党和政权建设工作。徐朋人很快在弦西区发展了20多个党员，建立了区、乡农会组织和赤卫军。为了培训骨干，巩固、扩大成果，他在卡房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讲解党的宗旨、章程和农运、土地政策、武装斗争等课程。在对敌斗争方面，他采取了一些符合当地政治情况的策略，除对反革命首恶分子坚决镇压外，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一些开明的上层分子采取团结的方针。徐朋人几次到郭家河大地主郭道畅家中，动员他拿出土地分给农民。他说：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非解决不可了，民以食为天，农民人多，要吃饭，又没有土地，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共产党在农村的任务就是实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望郭先生看清世界大同的趋势，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徐朋人的耐心说服下，郭道畅同意把多余土地交给农协分配。对于当地的反动武装“红枪会”，徐朋人则利用他们与军阀部队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改造。“红枪会”会首叶道举，以往既同农民赤卫军打过仗，也受到过军阀部队的欺侮。徐朋人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找叶道举谈判，订立条约：对外一致反军阀，对内互不干涉。后来，这支“红枪会”逐渐被分化、瓦解，大部分成员参加了红军。叶道举成了孤家寡人，跑到外地去了。第七军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柴山堡站稳了脚跟。

7月，徐朋人调任中共鄂东特委筹委会秘书长。10月，特委组成，徐朋人被选为常委兼宣传部长。特委成立后，着重讨论工作重心和军事问题。特委委员余泽涵提出：特委工作中心应放在白区，机关应设在城市，根据地应建立在黄陂和黄安南部，不宜保守在北部山区。徐朋人不同意这些意见。他指出：弱小的革命武装，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地理条件是边界地区，实行固定区域武装割据，才能胜利地发展。会议否决了余泽涵的错误意见，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光(山)黄(安)交界的山区。会议还决定将第七军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师。此后，红三十一师在特委领导下，积极在鄂豫边区拔除反动据点，肃清反动势力，组织地方武装赤卫军、自卫军、童子团。到1929年5月，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以柴山堡为中心，跨越两省五县，纵横100余里。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京汉特委与鄂东特委合并，组成鄂北特委，徐朋人任书记。这时，徐朋人主持特委制定的红军军事计划明确指出：打通由麻城、商城、罗田以东到安徽省英、霍界之大别山脉一带……军事割据东由皖之英、霍界大别山起一直西到武胜关鄂豫边界山脉一条横线。这个军事计划对于鄂豫皖苏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巡视员来到鄂豫边巡视，指责特委“不肯在中心区域”发展，“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弥漫了党”。对于这些批评，徐朋人摆事实，讲道理，反复进行解释。接着有人搬出中共中央通告来压迫特委改变自己的正确路线，并责备徐朋人是“农民意识”。徐朋人气愤地说：中央通告脱离了鄂东北区的实际，“是洋房子里想出来的，不能在东北区来实现”，“农民意识就让他农民意识”。为了巩固发展苏区，特委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内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开展了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等工作。在徐朋人的提议下，特委在南胡家创办了党务干部学校，每期招生20多人，学习三个星期。徐朋人亲自编写通俗讲义，每期都到学校讲课，引导学员学习革命理论，联系实际讨论。同时，徐朋人还主编特委机关报《英特尔纳雄纳尔》，亲自撰写了《土地与农运》、《论妇女运动》等文章。为了把报纸办得为群众所喜爱，徐朋人利用山区人民喜欢唱歌的特点经常编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在报纸上发表。他编写的歌谣有《雇农歌》、《红军歌》、《卖柴歌》、《白色士兵歌》等。

11月，中共鄂豫边特别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县胡子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鄂豫二省八个县和红军的代表共计29人。徐朋人在会议上作了三个小时的政治报告。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徐朋人、曹大骏、王平章起草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郑位三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强调巩固和扩大苏区，“从游击战争中扩大群众和党的组织，并帮助群众武装”，“实行保护自耕农及中小商人”，“正确的运用党的富农的政策，分配富农剩余的土地，对于反动富农与地主一样的处治”、“防止无原则地妨碍中农利益”。大会根据党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鄂豫边特委，统一了对两省边界地区的领导，徐朋人任书记，徐向前、徐宝珊、王平章等九人为委员。接着，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也召开，产生了边区革命委员会。这两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从此大别山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出现了“左”的倾向。鄂豫边党代会受到了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在你们的决议案中，看出你们仍然保持着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并指出，鄂豫边党的总任务：“就是加紧组织地方暴动与扩大红军，以争取武汉暴动的胜利。”对于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徐朋人感到非常委屈，思想上有压力，但他并没有盲从上级指示。他认真总结了黄麻起义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鄂豫边区的斗争形势，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特委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符合鄂豫边的实际情况的。正在这时，中共中央派来的巡视员命令红三十一师脱离根据地，游击路线主要的是到京汉铁路，向武汉进逼。特委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蒋介石、唐生智中原会战已经结束，战胜的蒋系军队都退回武汉，京汉路南段——武胜关到汉口，必驻重兵，以少数红军(现在枪支不满五百)在京汉路游击，如敌人迎头痛击，易遭损失。在根据地内部，因主力红军远去，“清乡团”土匪军队集中向赤色区域采用突击的方式奸虏烧杀，大肆破坏，赤区内部武装只200余人，不足以维持。人民群众日宿荒郊，夜钻草洞，看着真令人伤心惨目。于是，徐朋人主持召开了特委第二次执委会，决定改变红军游击路线、红三十一师向黄冈北部与黄麻南部游击，与红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取得联系，造成鄂豫皖20余县割据的局面。命令下达到红军后，中共中央巡视员认为特委“堕落在地方观念的包围中”，“地方最高领导机关没有一贯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还指责红军师委会超出组织原则，越过特委，直接向中央写报告，请求游击路线。徐朋人了解这些情况后，异常焦急和忧虑，他说：“照这样搞下去，非把红军搞垮不可，把根据地搞垮不可”。他召集特委会议，一方面向党中央写了《关于红三十一师游击路线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一方面陈述特委的理由，另一方面，徐朋人找中央巡视员交换意见，疏通隔阂。最后，巡视员也同意了特委决定。红军在京汉铁路夺取一些胜利后，很快转回，打退了敌人的突击，肃清了根据地的反动势力，根据地转危为安。

1930年2月15日，党中央指示成立鄂豫皖边特委，统一对三省边界地区数十个县的领导，仍以徐朋人任书记，并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参加特委和红军的领导工作。一向谦虚谨慎不图个人名利的徐朋人，感到自己力不胜任。他对特委的同志说：“鄂豫皖这么大的地方，我来领导，领导不了，还是让中央来的同志干好，并提出让他到罗山县去做基层群众工作。3月17日，党中央决定郭述申任特委书记，徐朋人为常委兼组织部长。接着，特委在箭厂河举行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讨论特委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来的部分同志执行“左”的政策，与徐朋人等原特委同志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前者主张：一切地方武装都集中起来去扩大红军，一支枪也要扩大到红军中去；红一军只接受党中央指挥，行动不受地方党委节制；红军主要是打城市，攻交通要道，向外发展以夺取武汉。原特委成员认为这些方法脱离了实际情况，缺乏根据地的观念，推举徐朋人在会议上作代表性发言。徐朋人指出：必须保留部分地方武装，镇压苏区内部反动团匪的暴乱；红一军的行动与地方党部的工作要配合，不能红军搞红军的，地方搞地方的；红军不能远离苏区作战。他说：红军的武装是群众的武装，不能离开当地老百姓，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打不了胜仗，单纯军事要不得，就算一时一地打赢了，最后还是要输掉的。会议争论相当激烈，最后仍通过了中央带来的方案。

8月，特委在莲花背举行了半个月的会议，继续贯彻“左”的错误，会上点名批评了徐朋人。“左”倾错误在苏区贯彻仅半年时间，便给苏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后，远离苏区，执行党中央限令的三个月打到武汉过中秋的指示，致使苏区不少地方在豪绅地主策动下插了白旗；原有的反动据点加紧向苏区骚扰，四周反动团匪乘虚而入，占领了皖西大部分苏区；红一军在外线作战，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几次冒险进攻敌人的城市据点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只是由于徐朋人等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才使苏区和红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30年11月，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鄂豫皖苏区代表团组成，徐朋人为代表团团长。代表团赴武汉途中，有的被敌人逮捕；有的走散了，被迫转回。只有徐朋人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穿过敌人数道封锁线，到达了武汉。

徐朋人来到秘密联络点，与省委交通员接头。联络点是一家小商店，徐朋人化装成商人，大摇大摆走进去，突然从屋里和大门口冲来四个特务，向他扑来。徐朋人急忙转身，打翻一个拦路的特务，冲出门外。敌人穷追不舍，大喊“抓共匪，抓活的”，情况万分危急。正好一辆汽车从徐朋人身后开了过来，他双手紧紧抓住汽车后车箱板。特务们在车后腿跑软了，嗓子喊哑了，眼睁睁地看着徐朋人飞驶而去。

脱险后，徐朋人想尽办法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在交通员护送下，他乘船顺江东下，平安到达上海。

徐朋人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准备大会。会上各苏区汇报了政权建设情况，讨论了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红色政权等问题。会后，成立了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徐朋人被选为苏准会成员，留在上海工作。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馆召开。徐朋人以苏准会代表身份参加了四中全会。他对王明本人和四中全会深表怀疑和忧虑，认为四中全会通过的政治路线不适合中国国情及革命的要求，王明等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因此而遭到王明的忌恨。不久，王明控制的党中央把他打入“右派小组织”。撤销了他的职务，停止了他的工作，接着又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派他回鄂豫皖苏区到基层去工作。

徐朋人回到苏区不久，zg以中央代表身份于1931年4月来到了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zg对徐朋人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态度，分配徐朋人到光山县任税务局长，并对他进行“审查”，徐朋人到职后，整顿财务，开源节流，任劳任怨地为革命工作，毫不以受审查、受迫害而松懈斗志。

1931年初，广大贫农、雇农都分到了土地，正在搞春耕生产。而zg却要统统推翻，重新进行分配土地，并且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对此，徐朋人再也不能沉默了，他公开反对大忙季节重新分配土地；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不给出路的政策。zg闻讯后，恼羞成怒，对徐朋人加紧进行诬陷和迫害。张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徐朋人，……反对在春耕时期重新分配土地和把富农的肥沃土地分给红色战士，……扩大会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年底，zg利用“肃反”的机会，将徐朋人逮捕，押至新集进行“审判”。1932年4月，徐朋人被害于光山县泼皮河，年仅29岁。[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