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陝西臨潼大戶人家―張家的傳奇

陝西臨潼大戶人家―張家的傳奇  

清朝陝西臨潼田市鎮的一大戶人家的張公子，從燕京大學畢業後擔任陝西柞水縣長，因剿匪不成，反而土匪燒了老宅，被迫逃到西安。他把長子次子送入黃埔軍校，三子張秉鈞擔任國民黨軍需官；1948年長子逃到了臺灣，次子入職軍統被叛殺，張秉鈞留守大陸，娶了19歲的張孝友爲妻，於1951年11月14日生下張藝謀。

我實際上是被人從門縫兒裏看着長大的。從小心理和性格就壓抑、扭曲，即使現在，家庭問題平了反，我個人的路走得比較順了，但仍舊活得很累。有時也想試着鬆弛一下，但舒展之態幾十年久違，怕是一時半會兒找不回來。因此，我由衷地欣賞和讚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輝煌，並渴望將這一感情在藝術中

加以抒發。人都是這樣，自己所缺少的，便滿懷希望地去攫取，並對之寄託着深深的眷戀。

任何人的身上，都強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這種烙印就像影子一樣，會伴隨他的一生。

張藝謀的身上會有其家庭的烙印嗎?絕對有，而且更加深刻。

電影《我的父親母親》中的男主人公，張藝謀就是以自己的父親爲原型，他想表現父親所經歷、所承受的一切。“父親”背景其實很簡單，簡單到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被分配到鄉下教書，因此和“母親”有了交集，並且有了平淡得像白開水一樣的愛情。

張藝謀的父親名叫張秉鈞，母親叫張孝友。說起他們的出身，都頗有點門第。

張藝謀的外祖父新中國成立前是一名稅務員。這是一個肥缺，職位雖然不高，收入卻不少。他一生娶過四房太太，張藝謀的外祖母是他的第四房太太，19歲一嫁入張家，就成爲許多個孩子的母親。她本人生過兩個孩子：兒子張乃光，女兒張孝友。

張藝謀的父親祖籍陝西臨潼(舊縣名，在陝西省西安市東北部，1997年改設臨潼區)相橋鎮。張藝謀的大伯畢業於黃埔第九期，新中國成立前的最高職位是軍參謀長，後來隨蔣介石去了臺灣。張藝謀的二伯則畢業於黃埔軍校漢中分校。張秉鈞是個沉默的人，新中國成立前曾當過軍需官，曾經擁有國民黨軍籍。

西安解放前夕，張秉鈞離開軍界，在陝西省財政廳當會計。

張孝友當時年方19歲，正是如花般的年齡。她就讀於西安的一所教會學校――玫瑰女中，正夢想着高中畢業後考入大學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壓力，要她結婚。

張孝友被逼無奈，只好說：“誰供得起我上大學，我就嫁給誰。”

經人介紹，張孝友認識了29歲的張秉鈞。張秉鈞有些新思想，新觀念，經濟上又過得去，對於張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

既然雙方同意，婚事便緊鑼密鼓地籌備開了，事情非常湊巧，他們選定的結婚日――1949年5月20日――竟然就是西安的解放日。正是這一天，西安城裏的國民黨旗被扯下了，換上了共產黨的旗幟。

1950年11月14日，農曆十月五日，早晨7時許，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的張家迎來了第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是張藝謀。

當時還沒有去醫院生孩子的風俗，即使城裏人，也一定是在家裏生孩子。如果順產，家族或者鄰居某個大嫂前來幫幫手；若是不順，才需要緊急請接生婆。張秉鈞在妻子臨產前便請來一位熟人的太太，是日本人，懂得接生。張秉鈞知道生產是女人的生死關，極爲重視。

喜得貴子，張秉鈞樂壞了，他立即張羅着向親戚報喜。外公接到這一消息，開始琢磨給孩子取名。他拿出一張紅紙，在上面寫了3個字：張詒謀。

“詒”字是一個不常用的字，詒謀，有遺傳了祖先某種謀略智慧的意思。聯繫父母的家庭背景，父系算是軍人家庭，母系算是書香門第，古文中有“詒厥孫謀”之語，意即爲子孫謀劃。

外公對“詒”字的理解是“詒者勳也”，是期望他在未來建立功勳，光宗耀祖。

1951年，張孝友的哥哥張乃光考上了西北大學生物系。此事對張孝友產生了極大的鞭策作用，她再一次向丈夫提出了讀大學的想法，並得到了丈夫的支持。第二年，張孝友便考上了西安醫科大學臨牀醫學系。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給張秉鈞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去省農林局下轄的一所學校工作，月薪有60多元。張孝友于1955年大學畢業後留在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皮膚科工作，月工資59.50元。當時中國人的平均工資大約只有30元，可以說張家的收入還是過得去的。

但是，張家遠遠不止3口人生活。張藝謀又添了兩個弟弟――張偉謀和張啓謀。張偉謀出生於1954年，正是張孝友讀大學期間。爲了生育，她不得不休學了一段時間，也將寄養在哥哥張乃光家的張藝謀接了回來。當時，每出生一個孩子，家裏的生活水平便降一大截。日後張媽媽向人說當初生活如何艱苦。

張藝謀的母親說：“藝謀長得非常像他爸爸，脾氣也像。藝謀他爸是個悶脾氣，藝謀也是。他偶爾回趟家，就跟他爸兩人都在那兒坐着，你拿報紙看，我也拿報紙看，各看各的，誰也不吭聲。”

打小開始，張藝謀和父親就沒什麼話說，萬一有話要說，也是繞個彎兒，將話說給媽媽聽，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那是說給爸爸聽的。時間長了便成了習慣，張秉鈞甚至有了一種思維定式，只要是張藝謀開口，那一定是對他媽媽說的。直至後來，張藝謀打電話回家問候二老，父親似乎已經不習慣和自己的兒子溝通了，接起電話後會不自覺地說：“你媽不在，等會兒再打來。”

張藝謀和父親之間有隔膜，還有一個原因是，父親在家裏生活的時間不是太多。

早期他們搬家很頻繁，張藝謀出生時張家住在西郊的梆子寺街，不久就搬到了黃延村。黃延村是張孝友所在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家屬院。後來他們又從黃延村搬到南四福街，再後來又搬回黃延村。

張藝謀在梆子寺街住的時間不多，他的生活範圍主要是在南四福街一帶。那是一個平民區，周圍環境很差，街道很髒，房屋也破爛。衚衕口有一個小院子，幼年時的張藝謀常常在那裏玩耍。在南四福街他們住的是那種老房子，一間門房和兩間散房。其中一間散房是張孝友住，張藝謀和奶奶一起住在門房裏。張秉鈞有個妹妹，住另一間散房。在張偉謀出生之前，張家有五口人生活。

當時，張孝友還在上大學，張秉鈞的妹妹最初也沒有工作，全家人僅僅靠張秉鈞一人的60多元工資生活，平均下來，每人每月只有12元左右。所以，經濟上很不寬裕。特別是1954年張偉謀出生之後，又多了一口人，家境更差了。

張秉鈞的工作單位離家較遠，加上工作繁忙、交通不便等因素，平常他不住在家裏。他是個性格沉悶的人，回來也不會逗張藝謀玩，這使得父子倆一開始就缺乏交流。張藝謀才一歲，母親便去上大學，他先是由舅媽帶了一段時間，後來一直跟着奶奶生活。母親大學畢業之後，醫院的工作很緊張，再加上二弟、三弟接連出生，母親也極少能照顧到他。

張藝謀從小性格內向，他的兩個弟弟也很悶。張藝謀有一次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家是隻要我媽一回來，話就多了，大家都跟她說話，家裏馬上特別有氣氛。我媽要不回來，就我爸在家，我們弟兄3個誰都不說話，悶着，什麼事也不動，全都擱那兒，就那種。我媽一回來，就這兒怎麼沒水了，這兒做飯了，就張羅。我媽那時候很忙，每天還要看病，回來還要管我們四個……一直到我爸去世前，我跟我爸如果是單獨談話，基本都是一問一答式的……”

進入“文革”，這個家庭所面臨的壓力開始空前加大，災難不斷地壓迫着他們。張秉鈞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在一個午夜，他和張孝友商量起了離婚的事。這完全出於對孩子未來的考慮，他希望通過終結婚姻來給孩子們一個更好的環境。張藝謀是躲在牀上裝睡才聽到這一切的。儘管父母最終並未離婚，可這件事對於少年時的他打擊是巨大的。

被人從門縫兒裏看着長大

張藝謀上小學的時候，有兩大愛好：一是畫畫，二是看小說。愛上攝影是成年之後的事。

張藝謀愛上畫畫，是受了表姐的影響。表姐比張藝謀大幾歲，從小就喜歡畫畫，尤其喜歡畫古代仕女圖。

那時，從周圍大人甚至孩子對他的態度，張藝謀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受到另類的待遇。自己家和別人家不一樣，但他不明白爲什麼。

某一天，他在家裏翻找東西，不留神翻出了一些國民黨軍服上的鈕釦之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把他嚇壞了，他不明白自己家裏怎麼會有這些東西。在那個年代，這些東西和“變天賬”沒有太大區別。此事一旦被人知曉，很容易便被扣上一頂“夢想國民黨反攻大陸，留着國民黨軍用品以示迎接”的大帽子。這在張藝謀的心中再次投下濃重的陰影，他越來越感到自己與其他人的不同，便有意和小夥伴們拉開距離。

他並非沒有人玩，他有表姐，還有兄弟。更多的時間，他會和表姐泡在一起，表姐畫仕女，他便畫武士。對於一個孩子來說，並不一定真的就喜歡幹這件事，而是除了這件事之外沒其他事可幹。家裏的家務活，他不想幹，母親也並不強迫他。和小夥伴們玩耍?真的沒有幾個知心的。最知心也最讓他舒坦的，就是畫中的那些武士。家裏經濟不寬裕，沒有錢給他買紙筆顏料，他就將自己最初的作品留在黑板上，留在地上，留在電線杆上。沒有筆和顏料，他就用粉筆畫，用樹枝畫，用刀刻。

除了畫畫，張藝謀少年時還有一大愛好――看書。

那個時候，普通人家雖然沒有餘錢買書，卻也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借到書。張藝謀靠的是他母親所在單位的圖書館，那裏有大量藏書。張藝謀尤其迷戀那裏的小說，還在初中階段便看完了很多中外名著。每得到一本自己喜歡的書，往往可以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有一次，因爲看書太投入，他竟在課堂上昏倒了，老師同學們急急地將他送進醫院。張孝友就在醫院工作，立即安排兒子住院。住在醫院裏的張藝謀卻放不下正在看的書，一有機會就捧出來讀。張孝友擔心兒子身體有什麼問題，找到了兒科的何教授替他診斷。豈知何教授跨進房間，看到張藝謀正捧着一本大厚書在啃，當即發起了脾氣，說：“張大夫，你是怎麼搞的，這麼小的娃，你讓他看這麼厚的書，多費腦子呀!”張孝友瞭解兒子，只能無奈地笑笑。

張藝謀看書還有一個動力，那就是可以給同學們講故事。

因爲家庭出身特殊，一般孩子不太喜歡和他扎堆，可年幼的他需要得到夥伴的認同。他看的書多，並且都能記住。他將自己看到的故事講給同學們聽，他們自然就會接近他，甚至還會帶着某種崇拜的心理依賴他。

張藝謀曾說：

我實際上是被人從門縫兒裏看着長大的。從小心理和性格就壓抑、扭曲，即使現在，家庭問題平了反，我個人的路走得比較順了，但仍舊活得很累。有時也想試着鬆弛一下，但舒展之態幾十年久違，怕是一時半會兒找不回來。因此，我由衷地欣賞和讚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輝煌，並渴望將這一感情在藝術中加以抒發。人都是這樣，自己所缺少的，便滿懷希望地去攫取，並對之寄託着深深的眷戀。很坦率地說，我一直是比較自卑的，一直是這樣收縮性地做人，從小養成這樣性格。在電影學院我是屬於那種埋頭讀書的類型，什麼事我都往後縮，不張揚，也緊張，自己害怕，自己總是覺得有危機感，因爲年齡、家庭出身，長期養成的習慣。其實直到今天，在生活中，我從來不做太過分的事，儘量不去張揚自己，儘量把自己說圓一點，儘量不要讓大家太多地看到我個人的這些方面，我一直必須低調……但是……我在電影的表現上，尤其在電影形式的表現上，極盡之能事，儘量把這個形勢渲染得很極端。我喜歡在電影的表現形式上走極端。別人分析我是一個外冷內熱的人，我想可能是這樣子。

母親張孝友談到張藝謀在學校的情況時說：“藝謀能靜心聽課，是個很專心的人，像他爸，他愛學習，像我。所以，儘管他放學後老看小說，學習成績還是很好。他每學期都有‘三好學生’獎狀拿回來，我沒給他保留，也從來沒有貼在牆上，因爲我感覺他就應該這樣。你可能覺得我對孩子教育得不夠，但藝謀到現在也不自負，我從來都沒有培養他高人一等的感覺。”

有關這段經歷，張藝謀本人說得非常實在。他說：

沒有一個人小的時候不喜歡玩，我也一樣，最喜歡光着身子在離家不遠的一條河裏自由自在地游泳。上中學後，雖不怎麼用功，可我的成績卻總是名列前茅，常常讓那些死用功的同學納悶。當時班上常常組織一些學習經驗交流會，每次都要求我發言。我走上講臺，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因爲我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和大家一樣，上課聽講，下課做作業。爲此很多同學還說我自私，不肯把自己的經驗說出來，我只有爲此私下喊冤。生命中包含着一股強大的力量。內向的張藝謀繪畫，看書，沉默，思考，這些時候也是在積蓄力量，正如他所說的，後來拍電影時力求表現形式上的極端等就是這種力量的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