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孙若微 唐李问对历史地位

唐李问对历史地位  

《唐李问对》一书体现了唐李二人的哪些军事思想特色

《唐李问对》一书，深刻体现了唐 李二人的军事思想特色，概括起来，他们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分别奇正”完备而透辟。

奇正，是《唐李问对》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中心 问题，所占比重最大，内容最为充分，论述最为完备，分析也最为深透。 什么是奇 正？在今天的军事术语中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恰当术语，因为奇正也 同我国古代一些别的军事命题一样，既是军事的，又是哲学的，含义甚为广泛。

《唐 李问对》从奇正的源头——《握奇经》说起，从政治战略、军事战略、战役、战术等多 方面探讨了“奇正”的区分，系统地、深刻地、全面地总结了奇正这一军事理论。 它 把奇正与虚实、示形紧密联系起来阐述，指出奇正相变的核心是“示形”；奇正相变 的目的是致敌虚实；奇正相变的运用在于分合适宜。

它用奇正的观点来解释进退、 攻守、众寡、将帅、营阵、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军事问题，大大弘扬了《孙子》的奇正学 说。同时认为，奇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提出了“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 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这一重要论断。

这一论断不仅比《孙子》讲的“凡战者，以 正合，以奇胜”更加全面，更加辩证，更加深刻，而且使中国古代兵法中的奇正学更 加目11进了一步。 二是“变易主客”全面而辩证。

“主客”这一古代军事术语，指的是防御一方和 进攻一方，或防御之军和进攻之军。 “主客”与“攻守”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主 客”是指部队所处的地位，“攻守”则是指作战的基本形式，部队所处的地位则正是 从采取的攻守形式来区分的。《唐李问对》中关于主客、攻守的论述，不是一般地 停留在“贵主不贵客”的议论上，而是深人地分析了主客、攻守的相互依存关系，提 出了“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逸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等许多独特 可贵的见解。

三是非常重视阵法训练。《唐李问对》强调要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达到 在战斗中“斗乱而法不乱”、“形圆而势不散”、“绝而不离，却而不散”。

它十分注重 训练方法，指出：“教阅之法，信不可忽”；“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 督暮责，无益于事矣。 ”因此，必须认真研究古代训练军队的方法。

这对于把官兵教 练成“有制之兵”极有意义。特别是当“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阵 敌”，新老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更应抓紧训练。

李靖训练部队，是“分为三等”来实 施的。一是先搞一伍编成的教练，从最基层抓起；二是在此基础上“授之军校（初 中级军官）”；三是“授之裨将”也就是说，要从兵到官、从小官到大官依次训练，而 且强调要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练，还提出了由单兵到小分队、由小分队到大 部队的训练程序，即由“伍法”至“队法”至“阵法”。

四是考辨八阵，得其本旨。“八阵”是古代阵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阵法，由 于阵图的失传，后世学者对“八阵”产生了种种猜测和牵强附会的解释。

为了准确 更正种种误解，《唐李问对》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八阵”作了澄清。指出：八阵是一 个阵法的名称，不是八个阵法的简称；“八阵”由“五阵”推演而成，即所谓“数起于 五而终于八”；八阵的队形变换，其基本形态主要是根据战场地形布列为方、圆、曲、 直、锐五种。

五是兵家探源，划类归宗。《唐李问对》对古代兵法的源流进行了总结归纳， 认为古代兵法“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所谓“三门”，即“《太公谋》八十一篇，所 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 财穷。”所谓 “四种”，即“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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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书《李卫公问对是后人伪作吗

本书不但继承并发扬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军事思想，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军事理论。

此书对《孙子兵法》中的奇正、攻守、虚实、主客的战略战术思想进行详细的阐述，强调争取作战主动权，并对阵法布列、古代军制、兵学源流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可惜的是，李靖如斯精妙的兵法并没有以原著的形式流传下来。

据《宋史•艺文志》载，李靖著有《阴符机》、《韬钤秘术》、《韬钤总要》、《卫国公手记》、《六军镜》；《兵钤新书》、《弓诀》等七部兵法。但这些兵书早在宋神宗时期就不完整了，时至今天绝大部分已经亡佚。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李卫公问对》是后人的伪作，并不是李靖的原著。 自《唐李问对》一书问世以来，历代学者就普遍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时（1023-1063年）人阮逸所作。

早在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修定《武经七书》时，学者何去非就对此书的作者提出了怀疑，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年间的阮逸伪托。陈师道的《后山谈丛》、何莲的《春渚纪闻》、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认为此书是阮逸的依托之作。

因为《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没有提到《唐李问对》，《太平御览》、《武经总要》等书也没有引用此书，后世许多学者都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此书是赝作，成书于北宋中叶。很多近代学者也持有这种看法，认为此书是阮逸摹仿杜佑《通典》中所载的李靖兵法而作，《伪书通考》和《古今伪书考补正》等书也对这种看法提出佐证。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此书是清代学者汪宗圻根据杜佑的《通典》、杜牧《注孙子》及宋代的《太平御览》和《武经总要》等书辑成。而《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认为此书并非出自阮逸的假托，而是由宋神宗熙宁年间王震等人所校正的熙宁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

他指出“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 ”根据《四朝国史•兵志》中记载了神宗熙宁年间枢密院的诏令内容，马端临指出王震等人所校正及阐明的就是李靖的军事著作。

又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批驳，认为《李卫公问对》并非伪书。分析宋代学者何去非等人的著作，并没有足够的论据说明此书是伪作，再者，《李卫公问对》人选《武经七书》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它绝非宋人阮逸的伪作。

首先，宋神宗是一位“留心武备”的皇帝。《武经七书》作为考选、训练及指导当时军官的必读经典，朝廷上下无不严肃对待，不可能把当朝人伪托之作列为武经。

其次，阮逸在当时籍籍无名，《宋史》中也没有其传，我们只知道他是宋仁宗天圣时期（1023-1031年）进士，曾任屯田员外郎。 再者，《武经七书》由国子监的饱学之士担任校正任务。

如果此书是伪作，则绝不可能逃过这些鸿儒的法眼。这些观点虽言之有理，但并非阮逸伪托并不代表此书就不是伪书。

现代多数学者认为此书是熟悉唐太宗、李靖的人根据他们的言论所作。主要原因是书中的疑点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书中通篇都称呼李世民为“太宗”，但实际上李靖死于李世民之前，不可能用李世民死后的庙号来称呼李世民。其二，出现了许多在李世民、李靖死后才出现的地名、人名等。

如此书多处提到唐太宗称“李世绩”为“李绩”，实际上李世绩是在唐太宗逝世后才改名。叙事严谨的史籍，都记唐太宗称其为“李世绩”，而《李卫公问对》的作者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可见，此书的成书年代并不是贞观年间。其三，有多处内容与史实不符。

此书将李建成的部队称为“右军”，将李世民的部队称为“左军”，但据《大唐创业起居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书记载，当时李建成所亲自统率的是左军，而李世民部是右军。 李世民不可能记错自己担任的重要职务。

如此张冠李戴，显然大有文章。除此之外，此书对霍邑之战、安北都护府的设置、唐代军事术语的描述等方面都有很多破绽。

且与《通典》中引用的有关李靖的兵法多有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本书是否是伪作，基本反映了唐太宗和李靖的军事思想，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兵书，对研究唐代军事思想，特别是李靖军事思想具有重要的意见。

正亦胜,奇亦胜,出自《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句话什么意思,怎么

这句话主要是为了表达奇正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说明某种意思！

李婧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以奇为正，以正为奇。最早出现这种思想的是孙子兵法，孙子曰：以正合，以奇胜！但是原话说的太高深莫测，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只能是出奇制胜，直接人为的把正奇割裂开来！到了唐朝李靖时期，李靖与唐太宗的对话重新的把兵法上的奇正做了一次解读，就是"正亦胜，奇亦胜"，正与奇两者是互生共存的关系，正与奇之间互相真假变换掩护才能百战不殆！

那里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白话文,古文不好懂

唐太宗：“高丽（高句丽的简称，与历史上的高丽不同）数次侵犯新罗，朕派使者下诏谕给高丽，但它不听，朕将要讨伐它，如何呢？”

李靖：“探听知道盖苏文自恃懂得兵法，以为中国没有能力讨伐他，所以敢于违抗您的命令。臣请求带三万人，去把他擒来。”

唐太宗：“兵很少，路途又遥远，用什么战术临敌？”

李靖：“臣用正兵。”

唐太宗：“卿平定东突厥时，是出奇兵得胜，现在却说用正兵，这是为什么呢？”

李靖：“诸葛亮七擒孟获，没有其它的战术，就是用正兵而已。”

唐太宗：“晋朝的马隆讨凉州时，也是依照诸葛亮的八阵图，作偏箱车，遇到广阔的地方，则用作鹿角和军营，遇到狭窄的地方，则用做木屋放到车上，边作战边前进。果然！正兵是古人所重视的啊！”

李靖：“臣讨伐东突厥时，西行好几千里，如果不是正兵，怎么能够走那么远呢？偏箱车、鹿角车，用兵最要紧的，一是掌握军力，一是作战，一是约束部队，三者看不同的情况来用，马隆是深得古人的战术了~！”

唐太宗：“朕攻破宋老生时，初次交锋，我军不利。朕亲自以铁骑从南原冲下来，横向突击，宋老生断后的兵大溃，遂把宋老生擒住了。这是正兵？还是奇兵？

李卫公问对的军事思想

简介现存《李卫公问对》共三卷，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一万余字，记录了唐太宗与李靖问答九十八条次。

内容丰富，多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亲身经历，参照历代兵家言论，围绕着夺取主动权、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阐述其军事思想。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亦易主客，于兵家微言，时有所得”。

这一概括应该说是简明扼要的。从现存的《李卫公问对》来看，该书主要表现了李靖如下几个方面的军事思想：致人而不致于人李靖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

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让敌人受制于己方，而不让己方受制于敌方。李靖在书中提出的奇正、虚实、攻守等，都是为了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

也可以说，李靖的整套战略战术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设计的。客观地说，这种“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并非李靖的首创，在《孙子兵法》等兵书中都有反映，但都没有李靖强调得这么突出。

所谓“示形”，就是将真实的目的、意图、行为藏而不露，让敌人看到的是假象，以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这一思想最早也是孙子提出来的。

《李卫公问对》则把“示形”与奇、正联系起来，认为“示形”，就是用奇兵迷惑敌人，而不是用正兵。它说：“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

此谓奇正相变。”通过“示形”，也就是把奇兵变为正兵，把正兵变为奇兵，“变化莫测”，使敌人不知虚实，无法了解真实情况。

五是把奇正同虚实联系起来。“避实击虚”是《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思想。

《李卫公问对》也极其重视虚实问题，它说：“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

它并且把虚实同奇正联系起来，说：“奇正者，所以致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

它还把奇正与分合联系起来，认为在其兵力使用上，不能过分分散，也不可绝对集中，而应“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由上可知，奇正问题虽非李靖首先提出来，但他确实是有发展的。

攻守一法因情而动《李卫公问对》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攻守“同归于胜”。它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于乎胜而已矣。”

这就是说，相对于防御而言，进攻是防御的转机。防御对于进攻来说，是一种手段或策略。

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胜利，殊途同归，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它认为，在战争中，敌我双方往往是一方处于守势，另一方处于攻势，反之亦然。

它说：“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

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

因此，不能把攻守看成是两种相互分割的作战形式，“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其二事，抑又二其官”。这就是说，在作战中，如果进攻时不知防守，防守时不知进攻，这样，不仅会把攻守看成是相互分割的两个方面，而且也会把它们看成具有两种不同的目的。

这就违背了“同归于胜”的原则。二是对《孙子兵法》“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思想提出了新的解释。

曹操在给《孙子兵法》作注时，把“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这一思想解释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这主要是从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说明攻和守的。

《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又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

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守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李靖强调的不是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而是认为攻守与“敌未可胜”和“敌可胜”的关系。

也就是说，当“敌未可胜”时，即使我力量有余，也不应盲目进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敌可胜”，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进攻而不应防守。这就把攻守策略的实施取决于己方力量转变为取决于是否有机可乘或成败的概率。

同时，《李卫公兵法》强调要因情变化，将帅要根据战场上的情况，使敌“变主为客”，使己“变客为主”。当然，攻守中还要注意“心战”，进攻时，不仅要“攻其城，击其阵”，还要攻敌之心，瓦解士气；守时，不仅要“完其壁，坚其阵”，还要保持旺盛的士气。

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李卫公问对》还十分重视军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强调将帅要深晓训练方法，提出分三个阶段训练军士，即由单兵到多兵，由分练到合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此外，该书对古代阵法布列、军事制度、兵学源流及教阅与实践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它从理论和实践上考辩八阵，认为八阵是古代的一种阵法，由五阵推演而成。其队形又可根据战场地形分布列为方、圆、曲、直、锐五种基本形态。

这种考辨也是很有价值的。

有谁对唐李问对作深入研究的？唐太宗和李靖二人都是兵学高手,但他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简称《唐李问对》。

旧题李靖所撰。由于新旧唐书都没有此书的记载，所以许多人怀疑此书是伪作。

北宋陈师道等认为是宋人阮逸伪托，元朝马端临则认为是宋神宗熙宁年间王震等人所校正。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是熟悉唐太宗、李靖的思想的人根据他们的言论所编写的。

此书是以唐太宗和卫国公李靖关于军事问题的问答形式编成。 该书继承并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军事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军事理论，备受历代的重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收入到《武经七书》中，作为武学科举的必读教材。

南宋戴少望《将鉴论断》称其：“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 该书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对《孙子兵法》战略战术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阐述，例如奇正，攻守，虚实。

李白的历史地位

李白（701年2月8日—762年12月）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汉族。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

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