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保护 我国大遗址保护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我国大遗址保护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保护格局已经形成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

保护自觉性空前提升

尽管大遗址作为学术名词，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时间不长，但是，良渚、牛河梁、二里头这些大遗址“新贵”的发现、发掘和保护，重新书写和阐释了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这些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的重要遗址、遗迹，不仅应被每一个华夏子孙“耳熟能详”，也是世界人类文化历史的骄傲。

除了毋庸置疑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之外，大遗址保护的另两“大”是规模大和影响大。

万里长城、千里运河不必说了，朝阳的牛河梁大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无锡鸿山遗址等等，无不占地数公里乃至数十公里，一些大遗址项目甚至跨省跨区域，关于大遗址保护的任一举措都必然影响深远。

因此，近年来，从长城资源调查到大运河申遗，从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到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动，关于大遗址保护的每一项活动，几乎都是“国家行动”。

“十一五”期间，我国有100个大遗址项目进入文化发展规划，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规划中，大遗址保护已被列为主要内容。

随着文化传播和城市职能的转化，大遗址保护不仅“修正和改变历史”，也书写和规划城市的当代历史。

“纵观无锡发展历程中取得的每一次辉煌，其背后最根本的动力是文化因素，而这些又都根植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中。

”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诗意的讲述可以说是很多城市共同的体会。

“规划一块绿地，可以带动上百亩土地升值，而建设一个遗址公园，则可以让整个城市升值;建设一个工业项目，可以服务一个城市几十年，而保护一处大遗址，可以让一个城市受益上百年、上千年。

”正如洛阳市委书记连维良所说，厚重的历史给洛阳留下了包括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东周王城等6处大型遗址，古老的洛阳因此而名，因此受益。

僻居乡野一隅的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使朝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举成名天下晓”，更是典型案例。

如何保护这些“声名显赫的文明使者”，为历史和子孙尽可能完整、安全地传承这些影响深远的文明载体?从国家到民众，大遗址保护的文化自觉性空前提升。

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周口店、隋唐洛阳城、唐乾陵等多处大遗址专项管理法规施行，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截至目前，国家文物局已批复了90余处大遗址的保护规划。

高句丽、殷墟等重要遗址的保护展示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大明宫、郑州商城等大遗址拆迁和环境整治工作有效改善了遗址周边环境，以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新疆段和西安片区、洛阳片区三线两片为核心，包括100处重要大遗址在内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近两年，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大遗址保护理念不断创新，形成了《西安共识》、《良渚共识》、《洛阳宣言》，提出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新理念，大遗址保护进入新阶段。

三大矛盾有所缓和

“举政府之力”几成共识

文化遗产保护千古事，大遗址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镇，大遗址保护也是难上难。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城市发展将面临“加速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

矛盾的焦点是城市人口激增，城市用地急剧扩张，使许多过去处于城市边缘的大遗址逐渐纳入城市用地范围。

首先是如何解决大遗址保护与土地城建之间的矛盾。

无锡鸿山遗址范围内的土地，原来都属于无锡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用地。

算眼前账还是算传承账?算经济账还是算发展账?算局部账还是算大局账?无锡政府最后将鸿山遗址7.5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用于鸿山遗址公园建设，对遗址规划范围周边的农业用地进行统一规划和引导，并进行农业结构规划，形成了省级都市农业生态园;并充分利用鸿山遗址、泰伯墓等历史文化资源，结合拆迁安置工作，规划建设了鸿山文化新市镇。

通过配套功能的完善，使鸿山大遗址保护和宜人宜居环境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如何解决大遗址保护与居民生产之间的矛盾。

生活在遗址区的居民守着祖先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大遗址，受文物保护法的限制，他们不能办工厂、修路、建房，只能眼看着周边地区的经济不断地超越自己，遗址内的生活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脏乱，社会治安也不是很好。

每个人都有享受先进文明发展的权利，不能让传承文明成为“落后吃苦”的理由。

西安市在大明宫等大遗址保护规划中，针对不同区域的农民和居民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在保护核心区，把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对中青年人员安排就业，对文物保护区实行疏散人口的政策，以减轻对文物本体保护的压力等等。

这些做法不一定广泛适用，但是善意的出发点可资借鉴。

由于历史原因，大遗址上往往已经“盘踞”着众多的工厂企业居民住房。

拆迁、安置、重建，资金压力大。

巨额的资金单单依靠中央补贴远远不够，如何创新投资营运机制，以地方政府筹集为主中央财政补贴为辅，同时支持和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顺利解决了资金筹集的难题，成为大遗址保护要过的第一关。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融资渠道也不同。

以西汉南越国遗迹保护为例，对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来说，在城市中心发现这一遗迹，全民“狂喜”，城市规划建设为之绕道，保护资金不成问题。

这是发达地区。

相对不发达的安阳、朝阳等地区，投入资金虽有多少之别，但“举政府之力”之魄力之见识令人感佩。

保护成果受惠于民

展示特色和法规制定并重

专家表示，城市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肌理，顺之则胜，逆之则败，遗址各具特色，所以遗址保护的方式也要防止雷同的倾向，要在深化对遗址文化内涵的理解上下功夫，实现遗址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民众体验到文化遗产保护好处，才会成为身边大遗址最有力的守护者。

“考古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依托考古成果所建成的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遗址为内容，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同时，相较于单纯的遗址保护而言，它更注重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为全民所共享，其服务公众、反馈社会的功能更加突出。

”童明康说。

据介绍，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将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同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作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大遗址保护的重要内容得到大力推动和支持。

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可建成30处考古遗址公园和50处遗址博物馆。

对此，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提出针对大遗址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国家应该制定《大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将大遗址保护纳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轨道;其次，由于大遗址保护涉及人口调控、征地、移民、拆迁、环境整治、土地利用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等复杂问题，国家应该出台配套政策来协调和处理这些问题。

过去高楼大厦曾普遍被认为是现代城市生活的象征，今天，文化遗产尤其是大遗址则成为城市生活改善的重要标志。

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积极保护下，大遗址正在摆脱“蓬头垢面”的形象，逐渐成为城市中最美丽的地方，“莫问遗产兴废事，请君只看大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