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蜀记神女峰 名人入蜀记(2)｜马一浮②：濠上一髯翁，何处问亲情？

名人入蜀记(2)｜马一浮②：濠上一髯翁，何处问亲情？  

龚静染/文

1933年，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三人在杭州灵隐寺相聚，被人称为当代三大儒的“鹅湖之会”。1939年复性书院的创办，马一浮和熊十力又汇到了一起，后来梁漱溟到乐山见马一浮时，熊十力却已离开，他们三人再也没有出现“鹅湖之会”的时光了。

在可考的文字记录中，马熊相识是在1929年夏天，当时两人有个共同的学生乌以凤，就是他从中牵线，促成两人的相见。1929年5—6月，乌以凤到杭州，熊十力正住在西湖广化寺，他便跟着马一浮去拜访，“二先生相见甚欢”。这应该是两人的相识之始，也就是在这次相见中，虽然相见甚欢，但在谈论中已有不同之见，“极论常变之理，熊先生主变，马先生则主变中有常。”“宗旨未尽相合”，两人的分歧由此可见端倪。

往还渐多，两人友谊日增

之后，两人往还渐多，友谊日增，常常相互嘘寒问暖，如马一浮在1930年1月15日给熊十力的信中，就对熊的身体格外关心，“来书云‘前日觉有头眩’，因念葱白恐未宜过服，以其太辛散也。水肿既消，诸药似可酌量暂停，一意静养为上。”他们彼此之间也常常为对方的事情出谋划策，如在1930年9月1日的信中，马一浮就对熊十力的新书出版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尊稿如决计用仿宋印，自以在沪就中华付印为便……杭地印刷业不如上海，非特仿宋无有，如用普通字，只能用四号字作本文，以六号字作注……”当得知在印刷上颇为曲折后，又在9月5日的信中说道：“通常制纸板另须算费，制成后又须有安顿处，第二次铸板但省排工、校对，而铸费自比排版为贵。虽一劳永逸，但费用上并不能减省……在印书期间且宜宽以居之耳。”

这一期间，两人书信来往非常多，“连得三书，言皆深切”（马一浮1930年9月8日给熊十力的信）“两书均至”（马一浮1930年10月7日给熊十力的信）等等。两人所谈皆为学术与思想，中国两位儒学大师在交流上从无间断，过从也日见密切。当然，也少不了谈到讲学之事，儒家的传道精神在他们身上犹如幽暗的火种在燃烧。但当时的时代背景已经对清静致学极为不利，战火已经烧到了他们的身边，马一浮从桐庐避寇到乡间，熊十力则回到湖北黄冈老家，流离失所的日子接踵而至。

就在这种情况下，马一浮在1938年1月9日给熊十力的信中仍然表明了自己的讲学理想，“吾曹虽颠沛流离，但令此种智不断，此道终有明行之时。”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马一浮认为要“存绝学于末运，挟仁道于衰微”，他要为学术而奔走。而且，他还提出在乱世中讲学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场所，旧时书院的讲学方式只是一种奢想，以抗战形势而言，移动讲学仍然不失为一种机动的传道之途，“讲学在今日，岂复有定所？弟谓无时无地无人皆可随宜为说，若避地之计，直是徒然，我能往，寇亦能往。”

就在这时，创办书院的机会居然出现了。事情来由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几经转折找到马一浮，邀请他到浙江大学作“国学讲座”，这是马一浮正式走进校园讲学的开始，而受抗战形势影响，他也随着浙大的迁移而到了江西泰和和广西宜山。就在迁往宜山期间，创办书院一事有了进展，“书院动议，前由毅成、百闵来电，具道教部之意，有‘名义章制候尊裁’语。礼无不答，故临行仓猝草一简章与之。”（马一浮1938年11月24日给熊十力的信）寿毅成、刘百闵是马一浮的学生，两人均较有活动能量，社会交往频繁，对书院事非常热心，实际上他们成为了复性书院最早的倡议者。但是，马一浮并不相信这件事能成，持怀疑态度，“逆料此时断无实现可能，事后亦遂置之。”只不过学生们已经着手开始张罗，并希望他早日赴重庆。

开办书院，形势不容乐观

对于书院，马一浮并非不想办，而是感到非己之力能为之。其实他对书院有不少想法，如在书院地址上，他认为佛学之盛与寺庙有关，“出入之盛，儒家实有逊色，丛林制度，实可取法。”无疑，他心中的书院形象是有参照的，也就是应该如寺庙一样有个庄严所在，后来复性书院最终定在乐山乌尤寺，可以说是同他的这一思想相关的。在具体选址上，马一浮提出“须不受军事影响，交通不致于间阻，供给不致缺乏，尤以地方治安可以保证为要。”虽然马一浮觉得在当时办书院掣肘颇多，但还是可以争取一下的，“弟亦不惜一行，为先圣留一脉法乳，为后来贤哲作先驱。（马一浮1938年11月24日给熊十力的信）”

实际上，马一浮在最后到乐山去之前，都是踌躇不前的，一则是经费从何而来，二则是抗战形势不断在恶化，三是他与熊十力的意见开始出现分歧。

经费的问题在寿毅成、刘百闵等人的运作下，得到了“当局”的认可，政府愿意作为列名创议人，由教育部按月补助经费，保证书院的正常开支。经费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能否持续保证书院的经营，此是后话。

在形势方面却不容乐观，马一浮在1938年12月给熊十力的信中就写道：“日来消息大恶，广州已陷，武汉益岌岌旦暮间……书院事益可束阁矣。”复性书院最后落到乐山创办，也是基于世局的考虑。乐山当时已经成为了抗战大后方，是南迁、西迁的机构、法团、企业最多的地方之一，如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盐务总局、故宫博物院文物、永利化学公司、岷江电厂、黄海化工研究社等均陆续迁到乐山境内。当时，马一浮就想把书院建在四川，“若在四川，鄙意或就嘉定、眉州等处选之。”（1938年10月23日给张立民信）而且他仍然觉得落在寺庙中为佳，“若峨眉、青城等山有寺观可租赁，作为临时用，亦可。”而后来复性书院选在乌尤寺，无疑是选到了一个清静又安全的山水胜地，跟马一浮之前的丛林之想竟然完全吻合，基本得到了他认可的“治安无虞，交通无阻，供给无乏，山水形胜，气候适宜”的要求。

但第三个问题却有人为因素，且是由第一个问题连带而来。马一浮认为书院是纯粹的学问机构，不应该受制于外来因素影响，政府可赞助经费，但不能接受其资助，“若请求开办费，请求补助经常费，此与普通私立学校无异。须经彼批准，须按月领取，则明系奴属性质，事体乃大不侔。”（1938年9月29日给张立民的信）他认为两者的性质有天壤之别，且不能妥协，“并非倨傲，妄自尊大。以儒者立事，不可轻言请求。”但熊十力认为政府还是比较开明的，人家已经明确表态是一切听由自主，不从中插手，“在今日固已难能”，所以虽是官方资助，但书院仍然是自由的，而关键是没有经费办学就是一句空话。

在众人的极力说服下，马一浮基本同意熊十力的意见，这才有了复性书院的诞生。应该说在抗战形势下，百物腾贵，财政异常困难，国民政府还拿出一些钱来扶持民间办学，且是传统学术，说明在其阵营中有不少人是知道其重要价值的，也是想保留中华文明的火种的，他们认同文化不亡则国家仍有希望。从这点来看，马熊二人并无本质上的思想鸿沟，他们只不过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文化的坚守而已。

运筹之始，两人矛盾多了

但马熊的矛盾从运筹之始就逐渐多了起来。如在学员的出路上，涉及到了办学到底有何用的问题。马一浮认为书院不是现代学制下的学校，而是穷究经术义理之所，是淡泊之地，非利禄之途。而熊十力则主张学以致用，要做经世之学，应该考虑到学习的丰富性，所以在办学规模、学科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均提出了一些建议，而两人的想法不尽一致，难免有隙。在1939年7月10日的一封信中，两人的矛盾愈加激烈，熊讥之办学理念是开历史倒车，而马一浮辩道：“弟非欲教人做枯僧高士，但欲先立夫其大者，必须将利欲染污习气净除一番，方可还其廓然虚明之体。”

马一浮的固执来自他根深蒂固的思想底线，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复性书院困难重重，师生星散，他也认为“书院意义不特一般社会不识，董会诸公亦至今不能尽识。廿八年冬，熊先生曾持异议，欲变为国立文哲学院，仆不为动。”“今之学校，犹昔之科举。自唐宋以来，士子无不应科举者。子弟有志入学，亦何足为病？但由儒术不明，故令学校、科举同为俗学，汩没人才，此后之为教者所宜知反耳。”（1944年给张立民的信）

不过，马一浮也有自己的苦闷，深知观点的不相容，所以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复性书院开办前夕的1939年5月22日，他给学生王星贤的信中说道：“书院之成与不成，于道无所加损，于吾亦无所加损也。人生聚散本属无常，佛氏归之缘业，儒家安于义命，俱不由私意安排得来，只好随缘随分。”显然，他的这段话是有所指的，而那时正是马一浮同熊十力争执最多的时期。意见相左，让熊十力准备奔西南联大而弃书院，马一浮则言明“书院立场，不可改易”，熊十力则斥之“狭隘”，两人的言语火药味也越来越大。

但在办院之初，熊十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马一浮仍然想力争他到乐山来助阵，“平生相知之深，莫如兄者，兄犹弃之，吾复何望？”又说：“嘉定生活较成、渝并不为高。”最后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若弟意犹可回者，愿仍如前约，溯江早来。渝嘉间轮船已可直达。此间居处虽未必安适，若以长途汽车入滇，恐亦不胜劳顿。即乘飞机空行，亦不免震荡。恐皆非兄体所宜，幸深察之。

言语之恳切不能不让人感动。1939年7月20日，马一浮收到熊十力的信，答应前来。马一浮大喜过望，速回信道：“昨晚得兄飞示，允于旧历六月望前首途，为之喜而不寐。馆舍一切，已嘱二三子速为预备。日来水涨，舟行益利，愿速驾，勿再淹留。濒行盼以电告，须示船名。俾可迎候。相见在迩，不胜引领伫望之情。”

观点各异，由争执转为怨谤

其实，在学识上马、熊二人是惺惺相惜的，且有诸多共通之处，程千帆先生在《读蠲戏斋诗杂记》一文中就评价过两人的为学：“先生之学，博通内外，贯综古今，遍究宋明诸儒之所得，而归其本于孔子仁恕之得，以知性始，以尽性终。虽论及极尽精微之处，或与并世诸名宿熊子真十力辈不无异同，然期于淑世拯乱，宏扬吾华古代文化之优良传统则一。”

熊十力到了复性书院后，与马一浮的关系并没有缓和，而是更加激化，在一同的生活中又无端生出诸多矛盾来。实际上，两人的性情大异是他们相处最大的障碍，钱穆对两人都非常熟悉，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经有过回忆，可作参考：

“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独进为快。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

当时，熊十力被安排到乌尤山下的戴家院子住，生活不方便，也比较寂寞，心中闷闷不乐。但直接引发两人闹翻的是8月19日这天，日机突然轰炸乐山，熊十力还住在城里，他的住宅被焚，左足受轻伤。当时马一浮正在忙着其他事情，以为他“跛而能履”，能够自己应付，所以对之“未尽调护之力”，致使熊十力大为忿然。

其实，更重要的是熊十力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尊重，马一浮非常固执，基本不听其言语，甚至说出了“今只能维持现状，弟亦无词以留兄”的话，两人由争执转为怨谤。1939年9月1日，这是复性书院的开讲日，本来是个隆重的日子，自然也有喜悦之气，但熊十力只匆匆讲了一堂课即从此罢讲，后不久就拂袖离开了复性书院，两人分手时竟然没有一声道别。马一浮除了黯然以对外，也对熊十力颇有微词：“兄杂毒入心，弟之诚不足以格之，亦深引以为戚。”

1947年7月29日，熊十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过这段往事：“绍兴马君谨守程、朱，颂其精华，亦吸其糟粕。在川时有复性书院一段关系。论教法各异，竟以亲交而成水火。”（《熊十力全集》第八卷·附录）他用水火不相容来形容同马一浮的那段关系，可谓介怀之深。

关于这一段，马一浮后来颇为自咎，也非常失落，为之怅然。毕竟失去了一个老朋友，而复性书院才刚刚开办，熊十力和贺昌群都先后离开了，不免落寞。1939年11月5日，马一浮给熊十力的信中写道：“兄去后空山寂寥，幸有敬兄（沈敬仲，时任复性书院副院长）可与共语。霜寒风急，益令人难为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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