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王安石什么变法 王安石變法前宋朝的國庫和百姓都不富裕，錢都存在地主手中

王安石變法前宋朝的國庫和百姓都不富裕，錢都存在地主手中  

王安石變法之前，宋英宗的4年，仁宗的40年，這44年的時間，被許多歷史學家稱為中國文化最為燦爛的時代，也被林語堂稱為中國文人“最好的時代”。從經濟總量上來看，這個時期的中國堪稱世界第一經濟體，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人物也這個時期紛紛登場。但是為什麽這樣的時代，先有慶歷新政范仲淹變法，後又有王安石變法呢？

其實北宋變法最迫切的理由，是他們看到了歷經百年的北宋政府，繁華的背後其實是“積弱積貧”的社會現實。

按《宋史》中的記載：“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百於昔。百姓益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兵籍益廣，吏員益眾”，這就是上百年來積重難返的“冗兵”和“冗官”問題。

冗官和冗兵的問題肇始者是宋朝制度的設計者趙匡胤，其實大多王朝的制度問題在開國就已經埋下了問題的種子，畢竟沒有哪種制度能夠永久沒有問題地運行下去，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人口在增多，社會財富分配等等都會相繼出現問題。

趙匡胤建立國家財政養兵的募兵製，包袱隨著時間的累積雪球越滾越大。宋太祖開寶年間，禁軍和廂軍的人數是27萬；宋太宗至道年間增至66萬；宋真宗天禧年間為91萬；宋仁宗慶歷年間已經高達125萬，到宋神宗即位的時候已經高達140萬人！

而宋朝的官製，有官、職、差遣三套班子，經科舉、恩蔭和薦舉來源，演變出大量冗官。有官有職而沒有事情乾的官員，已經佔到了官員總數的60%以上。據李亞平《帝國政界往事》裡的數據，北宋國家財政收入一年在6300萬到6800萬緡錢之間，而冗兵和冗官兩項開支，已經佔到了6000萬緡，如果加上皇家開支，以及每年要給西夏和遼國的“隋賜”，國家財政其實已經到了赤字的地步。

而同時大宋朝的內憂外患也日趨嚴重。內憂表現為階級矛盾尖銳，宋朝中期統治者們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對內加緊了對百姓的剝削和壓榨，加上宋朝一直實行的“不抑兼並”的政策，縱容大地主大官僚兼並土地，到王安石變法以前，全國墾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被大地主大官僚所霸佔，以至造成“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並冒偽習以成俗”、“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而這些大地主大官僚往往又都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因此，全部繁重的賦稅和差役，便都落到自耕農，半自耕農和中小地主身上，致使階級矛盾不斷加劇，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嚴重影響了北宋王朝的統治秩序。

而外患主要表現在邊患威脅嚴重，由於北宋對外一直實行“守內虛外”的軍事策略，致使宋軍禦敵不利，自宋太宗以後，宋軍不但無力恢復燕雲十六州，反被不斷進攻，嚴重威脅宋朝的統治，另外，巨大的戰爭耗費、賠款以及養兵等費用進一步加重了宋朝的財政危機。因此，宋朝面臨著財困兵弱，內憂外患的嚴重局面。

歐陽修曾歎息：“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這正是當時社會矛盾的寫照。

國家龐大的開支，造成空前嚴重的財政危機，同時又加深了國內社會矛盾，外患也是一個嚴重威脅，這樣的北宋，其實已經到了不得不變的地步。如果不變，國家財政勢必會崩潰，宋徽宗時期任用奸相蔡京，而蔡京最大的本事就是斂財，儘管他的斂財手段其實是變相地剝削人民財富。但從這裡也不得不說，宋朝的財政有著極大的問題。

而宋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討論改革時，討論的核心問題也是改善財政，以理財為主要目的。這也是王安石變法“頂層設計”的核心思想。

是故，大宋到了神宗時期，國家不富，人民也不富，只有中間的大地主和官僚比較富裕。當時國家亟需對當時的三冗、軍事力量不足和財政空虛問題進行一次大變革，這也就是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