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文学社的理由 紧急关头！共进会与文学社能否尽释前嫌共商解决良策？

紧急关头！共进会与文学社能否尽释前嫌共商解决良策？  

广州三二九起义功败垂成，共进会决计自行策划两湖革命，并联合与其目标一致的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宗旨相同，但历史起源、成员组织都存在差异。文学社“以共进会干部多非军人，易生杆格，深为踌躇”。共进会反认为文学社是纯军人组织，“脑筋简单，缺乏革命性”。故双方经十次会议后，才达成合作。5月11日，文学社刘复基、王守愚与共进会杨玉如、杨时杰（1881—1956）会于龚霞初（1885—1927）宅，双方均赞成武昌起事，协议“拟令各标营两团体的代表极力避免摩擦”。其后双方就领导权问题争持不下:文学社自恃在新军中力量较大，应居领导地位；共进会则认为己方与同盟会及各省均有联络，且新军势力不在对方之下。6月保路风潮正盛，双方再谈判。两派均表示合作愿望，共进会愿资助文学社经费，刘复基则谢却，更谓“惟军事指挥，首在情意交孚，改推领袖不便”，未达成实质协议。蒋翊武尝对陈孝芬表示，“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足见双方分歧之大。行动尚在策划，却财政匮乏，同盟会提供的800元早已用尽。革命党人为筹措经费不择手段:先有居正、焦达峰偷盗蕲州大乘禅寺金菩萨未成，再有邹永成（1882—1925）骗取婶母金饰事败。幸刘公挪移赴京捐官的5000两充财用，方解决财政问题。 “三·二九”起义纪念馆 共进会旧址 8月四川保路风潮扩大，清廷调鄂省新军入蜀。至9月14日两派再会于刘公寓所，孙武率先表示“今日之会，为革命紧急关头，希望大家切实讨论”。刘复基即建议放弃共进会、文学社名义，一概以革命党人视之。其后刘公放弃湖北大都督之位，蒋氏亦作相同表示。杨玉如则认为革命不可群龙无首，须尽早选定领袖。会上各人相互推辞，遂从居正居正之议，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指挥。不料黄兴正在香港，谭氏因病住院，宋教仁则候黄兴方作决定。革命已迫在眉睫，9月23日两派公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公负责民政，任总理，设总机关于武昌小朝街85号二楼。凡重要大事均由他们决定，虽未明确划分职权，却不失为解决之策。 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