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史书的皇帝 唐太宗篡改史书隐瞒何事 被斥“罪莫大焉”？

唐太宗篡改史书隐瞒何事 被斥“罪莫大焉”？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们说过，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

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

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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