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墓 贺子珍为什么去苏联_贺子珍的家族情况

贺子珍为什么去苏联_贺子珍的家族情况  

贺子珍为什么去苏联：贺子珍出走苏联的前前后后

1937年冬，贺子珍离开延安，远走苏联。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贺子珍远走苏联是有原因的，曾志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md竟主动地说起了她。

md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

1938年，贺子珍去苏联治伤，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领导发生争执，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示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47年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释放回国，但md已经和qj同居。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1949年，贺子珍和妹妹贺怡一起南下与哥哥贺敏学见面，并任浙江省杭州市妇联主任。11月底，贺怡去江西寻找md和贺子珍当年留在当地的孩子，发生意外，贺怡遇车祸牺牲了。陈毅派人将贺子珍接到上海，后来贺子珍就一直留在上海养病。

1959年夏，贺子珍应邀到庐山休养，殊不知是md要接见她。贺子珍由杨尚奎之妻水静陪同前往“美庐”别墅会见md。水静坐在“美庐”值班室等候贺子珍。

会见结束后，md的卫士小封小封把贺子珍扶进了值班室。md对水静说：“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庐山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1984年贺子珍病逝于上海，终年75岁。

1928年，md与贺子珍相识结婚，贺与毛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最终只有女儿李敏长大成人。

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md第二任妻子。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gcdzg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的家族情况

贺子珍一家都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曾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因为去寻找贺子珍留在苏区的儿子未果，在赣南因车祸身亡，其子女被贺子珍抚养长大。贺子珍的表妹是贺珠玑。

贺子珍和md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但只存活4个。其中3个孩子因红军转移被留在苏区不知音信。

只有李敏一人在苏联陪同贺子珍。李敏是贺子珍和md唯一在世的孩子，丈夫孔令华曾在国防科工委工作。

扩展资料：

贺子珍家人介绍：

1、贺敏学

贺敏学(1904—1988)， 江西永新人。1927年加入gcdzg。曾任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中共永新县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与胞妹贺子珍等随袁文才农民自卫军上井冈山，任自卫军中共支部书记。参加湘粤赣边区游击战争。

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先后在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和挺进纵队工作，后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参谋处长，联抗司令部参谋长，新四军第1师团长，苏浙军区第3纵队7支队支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师长，第3野战军27军副军长，指挥27军的渡江战役。1988年4月26日在福建逝世。

2、贺怡

贺怡（1911年—1949年），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人，md三弟毛泽覃之妻、贺子珍胞妹。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县妇女协会委员。与有文化的姑娘组成“十姐妹”演讲队，深入城乡，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妇女解放。

1948年冬，赴东北。次年，南下回到江西工作。9月，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49年11月21日贺怡乘车从赣南返回吉安，在距泰和县城七八里路、一个叫“丰塘桥”的地方突发车祸，不幸遇难，时年38岁。

3、mh

mh，男，汉族，是md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第五个孩子，小名毛毛。长征开始后，md夫妇把孩子交给毛泽覃和贺怡抚养，后毛泽覃牺牲，mh下落不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贺子珍

贺子珍的个人生活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md放弃攻打长沙，带兵走上了井冈山，由此引出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井冈之恋”。当贺子珍等人在指挥永新暴动的时候，md正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塘边村遇险后，贺子珍与md的感情迅速升华。md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就这样，“湖南佬”和“江西妹”他们俩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红色土匪”袁文才做了几个好菜，大家热闹一下，就算喝了喜酒。遵义会议后，md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从大革命年代的“井冈之恋”，到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夫妇”，贺子珍和md二人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在长征路上艰苦相依，却没想到会突然发生婚变，贺子珍在延安窑洞“神秘失踪”。从此，一对患难中的革命夫妻由于性格上的原因彼此分离。md撤离了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里，有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等32位女性。她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她们有男儿一样钢铁般的意志，也有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共同走过漫长的长征路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就问笑眯眯的md：“生了没有？”“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md一副高兴的表情回答说。战友们走进窑洞，看到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1947年娇娇从苏联回国，md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md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从长征时期，贺子珍就担任md的机要秘书，并照顾主席的起居生活。1937年在延安，她和md住着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有卧室和会客室，md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她常跟md吵架，有时吵得很凶，她生气时也常把负责警卫的同志找去诉说不平，为她评理。有一天，贺子珍和md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内中有一段曾志与md的对话，可印证史沫特莱和斯诺所叙述的故事。当曾志在延安问md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1937年，贺子珍同md怄气，伤病体弱的她到西安养病，又辗转随共产国际的代表从新疆去了苏联，没有理会md的召唤和中央的指示……母女俩和yh所生的两个儿子——my和mq真情相处，享受着异国的一份亲情欢乐。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生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那个男孩，只有俄文名字廖瓦，在十个月时染上肺炎夭折。当贺子珍悲痛欲绝地告诉岸英岸青哥俩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贺子珍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贺子珍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哥俩第一次向贺子珍喊出“妈妈”，这样的亲情悲情，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贺子珍正沉浸在相继失去了五个儿女的哀痛中，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md同qj结婚了。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此饮恨终生！得知婚变的情况非常偶然：1939年的一天晚上，八部的学员们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md的报道：“夜深了，我们告辞，md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全场包括贺子珍在内，都没有料到，大家久久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眼泪和悲诉。一段时间后，她才向其他红军中的女同志略略说了一些她的家庭生活——贺子珍就是这样默默咽下了苦水，去忍辱负重，保持自己苦涩的尊严。后来，到苏联来的ze同志给她带来了一箱书、一封信。1940年初冬，md送女儿娇娇（李敏）去苏联看望母亲，同去苏联的孩子还有dz的女儿朱敏以及罗亦农和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王继飞。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困苏十年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回归故国迁到了沈阳。在这里，贺子珍与分别了十三年之久到东北来疗养的妹妹贺怡重逢了。

md和贺子珍为什么分手

　　md和贺子珍是怎样分手的？请看他们女儿李敏的新作——《我的父亲md》

　　我的爸爸（md）和妈妈（贺子珍）的后半生是在极度的孤独中度过的，他们从未停止对对方的思念，这种思念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强烈起来。

　　在爸爸、妈妈和qj的关系上，社会上一直传说很多，说法也很多，有些说法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持续了那么多年。

　　我理解爸爸，也理解妈妈。他们之间的情感上的悲剧其实只是因为性格，尤其是妈妈的性格所致。她失去爸爸就是从她出走延安开始的，随后，她为此付出了一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妈妈和爸爸结婚多年，她一直担任爸爸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放在了爸爸的工作和生活上。这时，她不愿意再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爸爸身边做点秘书工作。

　　妈妈迫切需要独立工作。

　　延安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干部，妈妈这时强烈地感觉到她需要工作，独立的工作。

　　妈妈生下我以后，虽然高兴，但也有自己的忧伤。因为对她而言工作比享受做母亲的快乐更重要。她觉得我生得不是时候，于是她把我送到了老乡家，去抗大学习去了。

　　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妈妈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抗大的学员是集体食宿。那时爸爸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爸爸妈妈间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这不是因为qj。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机。爸爸博学多才，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并从中了解情况，获得知识、信息。这样自然与妈妈的交流就少了。妈妈这时感到了孤独。本来她的文化程度就不如爸爸，思想交流就很困难，而现在这种交流就更少了。

　　本来他们间的一些误会，只要冷静下来，都可以解释清楚。但是妈妈太倔强了，她不表露这些，但心里却起了狂波巨浪。

　　妈妈决定离开延安，爸爸极力挽留。

　　那时，她想了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身上的弹片太多了，使她常常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她想到了动手术，把弹片取出，这样早日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

　　然而，这个手术在延安做不了，条件太差了。她决定到西安然后转赴上海，在那儿取出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此时她要走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爸爸看到妈妈要走，就极力地挽留她。爸爸自己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妈妈要走，肯定与自己有关。

　　他对妈妈真诚地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泪；三是我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爸爸的这番话，充满了情感。接着，他又说：“我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妈妈要走的念头。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涯，也磨炼了她坚强的性格。那年在中央苏区爸爸和妈妈大吵一架，事后爸爸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妈妈又拿出了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我托付给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

　　她走的时候，qj刚到延安两个月，正等待分配工作呢。

　　妈妈到了西安后，抗战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上海沦陷了，妈妈便住在了西安。

　　爸爸很着急，他托人捎口信，请妈妈回到延安去。他还给妈妈捎来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和解的愿望。但是妈妈只是用自己的津贴，给爸爸买了一床新被，可她仍留在西安。

　　妈妈决定在苏联学习两年。

　　她在西安一住就是几个月。当时共产国际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妈妈从中受到启发：上海不能去了，我可以去苏联，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又到了新疆，住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正在她等待飞机去苏联时，爸爸又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但是，妈妈仍然没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让她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妈妈还是没有回去，不久，她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到达莫斯科以后，已经是1938年10月了，妈妈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爸爸写了信，不久，爸爸发来了一封电报，内容仍然是让她回延安去。

　　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妈妈捎来口信，让她回延安。

　　这时的妈妈和爸爸怄气的情绪都没有了，她想，自己既然来了，学习也开始了，怎能半途而废呢？说什么也要把这学期的课程全学完了才能回去。

　　妈妈提笔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在信上她重诉了这些想法。她在信中说：她要等两年后再回来，那时学业已成。

　　信的基调是和解的，心平气和的。

　　然而不久，爸爸和qj结婚的消息就传到了苏联，妈妈极度震惊。

　　她反复想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她万分痛心。自己这么草率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后果。

　　她永远失去了爸爸。

　　从此，她开始了自己特殊的生活。

　　从苏联到哈尔滨到沈阳到上海，妈妈永远地与爸爸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思念可以穿过时空。

　　这是一段不可修复的历史，悲剧不仅在于两位老人一生的痛苦，还在于qj不仅一直迫害着妈妈，还并未给爸爸以幸福，更重要的是qj的野心，她的凶恶为国家带来了那么久的灾难。

　　摘自2003年12月23日广州日报

　　[《我的父亲md》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贺子珍的婚姻

　　md和贺子珍究竟为何分手?

　　云汀 张素兰

　　另外的漂亮女人是两人争吵的导火线

　　想起往事，贺子珍一直觉得非常后悔

　　md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之间的感情纠葛是毛一生中少有人提到的，但同时也是不少人好奇的，究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最后分手，在这里，我们发表这篇专门文章，相信读者会从中找到答案。

　　杂在那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却产生了不和谐的音调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命东北军进攻瓦窑堡，gcdzg党中央和军委决定主动退出瓦窑堡以争取东北军。贺子珍随中央机关迁往保安。保安的住房十分简陋，md和贺子珍住在一座破旧的小窑洞里，警卫员盘了一个土炕，用三块砖支起水壶，就是一个简单的灶。几天后，贺子珍在这儿生下一个女孩，后取名“李敏”。四个月后，她把孩子托付给机关合作社的人照看，就进了延安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过起了紧张而军事化的学生生活。

　　和她相比，md博学多才，她常常因不能与md好好地交流而深感内疚，因此，她决心系统地学一点东西，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水平。进入抗大以后，贺子珍的身体依旧很糟糕，嵌入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有一次她竟然晕倒在厕所里。经医生检查，她患了严重的贫血症，不得不退学回家休息。

　　当时，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md很喜欢和他们交流。这个时候常常使贺子珍备感孤独，她插不上话，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思想。她忽然发现md的天地广阔得很，自己和md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她不能理解md，更不能容忍自己，她认为自己思想浅薄、知识缺乏，她渴望学习、工作，可是不争气的身体又使她失望……这使她落进了痛苦的深渊，于是，她对md也发生了误解。

　　一次最激烈的争吵起因为跳舞

　　史沫特莱是引火人，女翻译也是导火线

　　关于他们夫妻两人一次最激烈的争吵的原因，《史沫特莱传》曾转引了斯诺著《md的离婚》日文版。关于发生在贺子珍和md之间这次重大争吵的起因与过程，是史沫特莱亲自告诉斯诺的。一九三七年二月，md、dz、ze等人鼓励史沫特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史沫特莱明白这些长征的幸存者需要学会松驰和娱乐。她还想到跳舞有助于打破受领导干部的妻子们影响而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礼仪。不知她从哪里找到一个旧留声机和一些西方的唱片。

　　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音译，女翻译）晚上就在那座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到这里参加舞会的红军丈夫一般不带妻子前来，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来延安为统一战线和革命效力的青年男女也来参加。舞会在延安的窑洞里引起了爆炸性的不满。史沫特莱和她漂亮的伙伴、翻译吴莉莉越来越受到延安女同志们的尖锐批评。

　　一九三七年六月，局面以一种最意外的形式发展到极点。

　　斯诺在史去世后，用日文在《md的离婚》一书中复述了这一故事：毛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俩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麽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

　　史沫特莱把西方舞引入延安，使一些人忍无可忍，她激起了妻子们的公开反对。…….

　　在一封信里，史沫特莱有趣地写道：“毛说因为妇女不会跳舞，她们全都反对跳舞。”还写道：“我还没有用跳舞腐蚀毛，不过很快就能成功。他想学跳舞、唱歌以备有机会出国，因而他必须学会最新的狐步舞。”吴莉莉是晚间“举行”交际舞的明星。她也是延安“现代剧”剧团的主要演员。她的特长是扮演西方戏剧中的女主角，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象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媲美。

　　红军正在享受几个月战争间歇的和平，春意融融。嫩禾染绿了红色的土地，海棠花竞相开放。终于摆脱了连年战争的md，开始阅读大量书籍，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鲜为人知的是md还写了大量的诗以指导吴丽丽。

　　太阳一落山，毛再开始工作，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米酒或茶边聊天。他对外国表现了极大兴趣。毛和史同年，他详细询问了她的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爱情。史沫特莱谈到了她和自己丈夫查托的婚姻，他们作为情人和同志如何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真正爱情。

　　接着，毛想确切地知道，“爱情”对她意味着什麽，她和查托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表达爱情，如果他们的婚姻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为什麽俩人争吵以致最终分手？史沫特莱后来对我（指斯诺）说：“他（md）孩子般的好奇使我惊讶。”还有，“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麽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

　　md心里向往的是吴莉莉

　　他们两人在心灵深处彼此知道

　　吴莉莉好象在他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致的感情及青春的热望。她（吴莉莉）总是在毛和史谈话中充当中间人，而我们可以假定毛向史提出某些问题是直接对着吴丽丽的，吴丽丽是那麽生气勃勃、敏感、优雅，每当史与毛谈论罗漫蒂克的爱情时，她感到对话全部是说给吴莉莉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莉莉当然比史更能欣赏毛的诗。莉莉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解放后新社会中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进入了md以旧诗词形式写的诗篇。

　　有一个晚上，史已经睡下，窑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声音。她听到md轻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的莉莉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史沫特莱听到敲门声，门打开又关上。她刚想重新入睡，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上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撞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混蛋！你想欺骗我，溜到这个资产阶级舞女家里来。”

　　史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毛的妻子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

　　毛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麽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只是聊聊天。你做为一个党员，正在毁掉自己，你干的事情你应该觉得可耻。趁别的党员还不知道，赶快回去吧。”毛的妻子突然转向吴莉莉。

　　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贺骂道：“舞厅的臭婊子！你大概和什麽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莉莉的头上流下来。吴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

　　毛的妻子又转向史：“帝国主义分子！”她叫道：“都是你闹出来的，回你自己的窑洞去。”接着她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负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声喊道：“你算什麽丈夫？还算是男人吗？你是共产党吗？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打，你一声也不吭。”毛责备妻子道：“她没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利，是你羞辱了我们，你的行为简直就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贺不甘罢休，不肯起来，毛不得不叫来另外两、三个警卫员，最终使歇斯底里的贺离开了。

　　他们下山时，毛默默无语地跟在后面，许多人从自己的窑洞里向外惊奇地望着他们走下山去……

　　贺子珍那时常常大吵大闹

　　md后来就搬到另外一窑洞居住

　　据几个目睹这个事件全过程的老同志回忆，史沫特莱来延安同md见面，相互拥抱献花，这在西方很平常，但贺子珍难于接受。她把送花、拥抱当成“爱的表示”，把送苹果之类的举动看成是“感情的表示，”，因此对md产生了很深的误解。

　　其实，观念的差异不只是贺子珍一个人的危机，当时，经过长征幸存下来的少数妇女干部在相对和平的延安，都有这种危机。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贺子珍告诉杨尚昆的夫人水静同志，她当年为什麽离开md。她说：“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岗山、瑞金的那个md不一样了，于是就经常和他吵。”

　　“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干脆就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

　　“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他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确实，贺子珍敏感、好强、患得患失。她希望md同普通人的丈夫一样陪她生活，甚至陪她吵架，她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她想动手术把身体内的弹片取出来。

　　可是，延安动不了这种手术。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去做手术。就在这时，她突然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更坚定她要走的决心。她生孩子生怕了，想同md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md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接着，他又动情地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麽多的苦了。”

　　但是，贺子珍去意已决，将李敏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装，于一九三七年底匆匆离开延安，打算去上海治病。

　　贺子珍拒绝了md的再三挽留

　　坚决要一个人出走

　　贺子珍到达西安时，上海已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去不成了，怎麽办呢？她又不愿回去。当时，贺子珍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md托人捎来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但是，贺子珍没有回去。她在西安住了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

　　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中共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md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贺子珍没有接受这个召唤。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子珍没有回去。她最终把返回延安的机会错过了。

　　她在新疆呆了几个月，终于去了苏联。

　　回首往事，贺子珍充满悔恨

　　承认事情不是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

　　至今，人们谈到这段往事，都为贺子珍感到惋惜。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眼神变得呆滞，她说：“我不怨md，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麽简单。”

　　一九四零年，贺子珍的好朋友曾志来到延安学习。她去拜见md。畅谈一番后，md留她吃晚饭。面对故友，md忍不住吐出心里话。

　　曾志回忆说－－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md竟主动地说起了她。

　　md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

　　“那为什麽要离开呢？”

　　“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决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

　　“这封决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沉默片刻，md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四岁，没想到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

　　md谈起贺子珍，谈到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我从未在md身上发现过，看到的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

　　他还告诉我，他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麽理他，不去照顾她，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

　　md说：“我当时就那麽想读书吧！坚持真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想去多读书！”

　　我相信md讲的都是心里话。在毛与贺的分离上，人们总是指责毛，连我也认为md未免太负心。今天听了他的一席肺腑之言，我这才感觉到他有着难言的苦衷。

贺子珍的第一个孩子叫什么

一共6个。

md与贺子珍子女情况：

1929年3月（长女）：杨月花（原名毛金花），贺子珍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时所生，后寄养在老百姓家里。1973年被找到，并确定身份。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第二个孩子，取名mh，小名毛毛。长征开始后，md夫妇把孩子交给毛泽覃和贺怡抚养，后毛泽覃牺牲，mh下落不明。

1933年，贺子珍由于生育过密，加上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三子先天不足夭折了。

1935年2月下旬，贺子珍在贵州又生下一个女孩，这是md的第七个孩子，婴儿被送给当地的老乡，后下落不明。

1936年冬，md的第八个孩子在陕北保安出世，他亲自为孩子起名毛姣姣。1947年姣姣从苏联回国，在md身边上学，md给她起名为李敏。姓李，是因为md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取自《论语》中的“而敏于行”。

1938年10月贺子珍到达苏联莫斯科不久，又生下一个男孩。这是md的第九个孩子，这个孩子在十个月时，由于患肺炎不幸夭折。

贺子珍是怎么死的

　　贺子珍是病逝的！

　　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女，原名桂圆，又名子珍，江西省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人，md同志第三任妻子；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gcdzg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病重病逝：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接到中办的电话：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听到这消息，知道母亲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了，马上对丈夫说：“母亲病重了，我们马上去上海！”

　　孔令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这时接他们去机场的汽车已经来了。孔令华搀扶着李敏上了汽车。

　　李敏早几年就患了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此时也正在病中，听到妈妈病重的消息更是紧张，上了飞机，心仍咚咚咚地跳着，脸色苍白，她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孔令华马上给她服了治心脏病的药，安慰她不要过于担心，女儿东梅懂事地说：“我姥姥会好起来的。”

　　飞机到达上海后，一部小汽车已经等候在机场，他们被直接送到了华东医院。

　　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母亲的病情，直奔病床前。这时，贺子珍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非常虚弱，眼睛微微闭着。

　　李敏俯下身子，刚想叫声“妈妈”时，贺子珍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女儿和孩子们都来了时，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你们来了。”

　　李敏俯身靠近母亲，轻轻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看着女儿深深地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贺子珍自从偏瘫后，说话就不太清楚，正在高烧中，没有力气，说话更轻。李敏听不清楚妈妈说什么，但她明白她的意思，这是母亲在向她介绍给自己治病的医生，告诉她：自己生病住院了，医生们在照顾。李敏向医生说了声“谢谢”后，问母亲：

　　“妈妈，您哪里不舒服？”

　　“我肚子痛。”贺子珍的神智非常清楚，只是衰弱得很。

　　这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他们接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儿贺小平打来的电话，知道贺子珍病重，怕有什么不测，也马上赶来。贺敏学一来，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李敏这才放下心来，离开病房让母亲休息。

　　在以后两天，贺敏学一家和李敏一家天天去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清楚了，她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儿东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谁知这是回光返照。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没有显示了。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终于去了，享年75岁。

　　不同寻常的遗体告别仪式

　　贺子珍逝世后，对于她的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中共上海市委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中办，中办也有些为难，又请示了dp。

　　dp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dp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1984年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

　　贺子珍的遗体安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gcdzg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贺子珍的亲属生前好友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缓缓地绕遗体一周，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

　　1984年4月25日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到北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的骨灰被运到八宝山后，一些未能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大姐，都自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些当年曾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命子弟，以及认识贺子珍的一些人，和不少不认识的人也来了，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了最后的敬意。

　　安放仪式非常简单。李敏把捧着的骨灰盒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大家围着鞠躬，致敬，然后由李敏把它送进了一室。

　　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及全国各大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贺子珍逝世的电讯，并刊登了她的照片，介绍了她的革命简历，最后做了历史公正的评价：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gcdzg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贺子珍，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这位最早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终于走完了她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含着微笑离开了人世。她的一生中有慷慨激昂、英勇悲壮的战斗岁月，有遭受磨难与不幸的艰难时光，更多的是心里流着血、眼里流着泪的沉默的悲苦日子。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她，因为她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她——一位平凡的女性，为中国革命几乎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是她，伴随md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她，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大局默默忍受个人的悲苦，过着孤寂的生活。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却镌刻着一个不朽的名字：她就是——贺子珍!

参考：贺子珍百度百科

求贺子珍的简历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1909年9月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领袖md同志最可爱的妻子！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gcdzg。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md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md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与md生三子三女 ，李敏是贺子珍和md惟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md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丈夫孔令华现在国防科工委工作。

她是叱咤风云的巾帼。她是敦厚善良的贤妻良母。她是璀璨夺目的星星。她是湮没太久而不为人知的明珠。

1935年3月里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到达了贵州盘县的某地。正在战士们席地而坐、说说笑笑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阵嗡嗡的响声，只见一架小型飞机钻过山谷。连长、指导员忙着转移几个老战士和伤员；贺子珍也当机立断，吩咐大家分散隐蔽。

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它从云缝里钻出乌鸦似的翅膀向着红军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一阵疯狂的机关枪扫射，紧接着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把高坎炸得土崩泥溅，弥漫开来的烟尘火光把贺子珍吞没了。

贺子珍没有被炸伤。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发现一个担架暴露在梯田中央，一个担架员已炸死，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正在呻吟着，挣扎着想从担架上爬起来。这个伤员是一位红军的师政委。

这师政委是一方面军的一员猛将。在攻打娄山关时，他身先士卒，立了功勋。在后来攻打遵义城时，他断了一条腿。贺子珍目睹这位战斗英雄生命岌岌可危，奋不顾身地朝担架冲去。她用手巾利索地包扎好他的伤口，然后把他扶在担架上躺好。就在这时，炸红了眼的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贺子珍一下子扑到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替战友做了一道掩蔽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战士们看见贺子珍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着跨了几步，又跌倒在地。她遍休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

贺子珍的肉体中镶嵌了十七块弹片。每到寒风凛烈的冬天，或是阴霾沉沉的晚秋，总要受到常人所没有的痛苦。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她必须先要剜去自己身上的隐患。1937年10月，贺子珍与邓颖超结伴去西安，准备然后再去上海治疗。贺子珍匆忙间向还在”呀呀”学语的娇娇（也就是李敏）告别，眼角挂上了盈盈的泪水。

上海早已在日寇的铁蹄下蹂躏得不象样了，其它各地形势也颇紧张。要是不碰上刘英同志，贺子珍准会一筹莫展。刘英染上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行的还有在战争中丢了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瞅准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偕他们同往。

在延安的md接到子珍的信时，心怀忐忑。异国的民情，异国的语言，异国的饮食，异国的气候，她这个怀孕的弱女子能抗得住吗？在作了深思熟虑后，md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给西安办事处拍了电报，同意在第一批赴苏联治病的行列里，添上贺子珍的名字；另方面，他又接连给有关同志通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苦口婆心，费尽心机，最终辜负了md的嘱托–没能拉住贺子珍的后腿。

1937年11月从西安动身，辗转北上，直到1938年1月，贺子珍才抵达莫斯科。

md与贺子珍何时结婚？

　　1930年11月14日，md妻子yh在湖南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0岁。

　　1936年，md与贺子珍在陕北

　　虽然关于md与贺子珍结婚的日子的各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说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袁文才跟贺敏学、贺子珍有着亲切的友谊，又跟md建立了战斗友情，何况他是当地人，自然，由他出面请客，为md、贺子珍贺喜，是最合适不过了。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中，却有这么一段毛、贺之间“爱情描写”：

　　md道：“谢谢你的一片心。”

　　“难道说一个谢字就能表达了的吗？”

　　“你让我怎么样？”

　　“我让你看看我的心，有多爱你。”子珍终于鼓起勇气将“爱”字说出了口。

　　md沉思良久说：“我知道你的心，我也知道你是位好同志，好姑娘，我也很爱你，因为……”

　　“因为什么？”贺子珍追问。

　　“因为我……”

　　接着他说出自己的身世：“我已结婚，妻子还在家乡，路途遥远，杳无音信，再说那里是白区，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说着，md眼圈发红，低下了头。

　　“你不要难过。天会晴的。”

　　接着他们谈理想，谈明天的希望，越谈两个人的心越近，越谈越觉得志同道合。

　　事隔不久，从家乡传来yh英勇就义，被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这一消息着实震惊了md……

　　井冈山的天黑得早。

　　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傍晚，大家围坐在一起，清茶一杯，袁文才夫妇又烧了几个菜，以水当酒，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简单的婚礼，孕育着革命必胜的哲理。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五页。

　　这本《贺氏三姐妹》把md和贺子珍的婚礼写成是在md得知yh英勇就义之后举行的。这完全违背了起码的事实：md与贺子珍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当时yh带着长子my正被军阀何键关押在长沙狱中。yh是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被军阀何键枪决于长沙，年仅二十九岁。这时，md与贺子珍结婚已经两年半！

　　其实，历史毕竟是历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贺氏三姐妹》一书为md粉饰，大可不必。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md年谱》写道：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md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

　　同书第三百二十五页写道：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yh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

　　与md结婚后，贺子珍担任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秘书，在书记md身边工作。

　　在md和贺子珍结婚之前，一九二八年春，dz和二十五岁的伍若兰在湘南结婚。伍若兰是湖南耒阳县城南金兰村人，曾就读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gcdzg。一九二六年任耒阳县妇联会主席。她参加湘南起义，跟dz相识、相爱，结合在一起。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她跟dz部队一起来到井冈山。

　　部分摘编自《历史选择了md》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当年贺子珍为什么远走苏联

这俩人是比较新青年的知识青年自由女性，跟贺子珍这类农村女性思想格格不入，脾气太爆，在延安的时候md喜欢跟史沫特莱以及她的翻译吴莉莉谈笑风生，贺子珍很吃醋还因为这些打过md和吴莉莉，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