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求贤三令”，来分析曹魏政权人才观的变化

从曹操“求贤三令”，来分析曹魏政权人才观的变化  

东汉末年，统治黑暗，吏治腐败，门阀大族垄断“察举制”，有才华的人入仕无门，需要人才的雄主却求才不得。在赤壁之战后，曹操分别于建安十五年 (公元210年) 、十九年 (公元214年) 、二十二年 (公元217年)颁发了《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建铜雀台以引天下凤凰来栖，史称“求贤三令”。“求贤三令”只有一个主题——唯才是举，甚至不重视仁孝和道德品行。但并不是说曹操不在乎道德品行，曹操一生对忠义之士十分敬重，从他对关羽的做法就可以看出来。“求贤三令”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下面我们就分析下曹魏政权人才观的变化。

曹操求才“有才不必有德，凡有治国用兵之术，不仁不孝仍以重用”为后人所诟病，但这不是说曹操不重视“德”，而是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其祖曹腾是汉桓帝期间的大宦官，这种出身为当时士子所不齿。皆因为东汉末期，汉灵帝倚信张让等“十常侍”，任其专恣蠹政，造成朝纲混乱。士族大夫不满宦官乱政，团结起来与宦官集团斗争，这些人被称为“党人”，但“党人”们受到宦官集团的残酷镇压，士族受损惨重。

曹操祖上虽然名声不错，但仍不被士族接受，纵使他通过举孝廉为官后，刚直不阿，杖毙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在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划诛杀宦官，却被宦官所害时，他又积极上书，慷慨陈词。但即使这样，因为出身原因，他仍不为士人阶层所接受。

陈琳在写讨曹檄文的时候甚至称其为“赘阉遗丑”，可见出身的烙印已经深深的刻在当时士人的印象中，这也注定了他选人用人不会太注重人的品德。

曹操少年时，不钻研学习，喜欢溜鹰逗狗，太过于自我放纵，导致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因此他叔叔经常向其父曹嵩告状。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少机警, 有权术, 而任侠放荡, 不治行业, 故世人未之奇也。

《曹瞒传》：少好飞鹰走狗, 游荡无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都是依据儒家的道德标准对他进行评价。但曹操绝非是泛泛之辈，这从他入仕之后，设五色棒杖毙蹇图，使“京师敛迹，无敢犯者”，宦官集团权势滔天，仍敢为窦武、陈蕃进言就可以看得出来。曹操是不畏权贵、仗义执言的人，这是当时在朝为官的“名士”都做不到。

再联系“求贤三令”，曹操心中的道德标准，不是儒家认为的那种道德。因此有“负俗之讥”的郭嘉仍被曹操所信任与重用，并“欲以后事属之”。

《论吏士行能令》：治平尚德行, 有事赏功能。

明确指出，在太平盛世需要有品德的人，在乱世中，要对有功劳、能力大的人加以重赏。

《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有行之士, 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 未必能有行也。

在这里，曹操的意图很明显，德才兼备固然很好。但当“有行”和“进取”只能选一个的时候，在乱世中，还是“进取”为先，因为“有行”而不“进取”无法安定天下。这从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荆州刺史刘表、豫州刺史孔伷等身上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在当时风评很高，能称的上是“有行”之人。结果呢？韩馥因怯弱把兵多将广的冀州让给了袁绍；刘岱不听劝阻贸然出击黄巾军，兵败被杀；刘表坐观曹袁之争，意图偏安一隅。

而且韩馥、孔伷、刘岱等人还是当初讨伐董卓的诸侯之一，却坐拥十多万大军，整天饮酒高谈，不仅没有击败董卓，最后还发生了内讧。曹操对这些“有行”之人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哪敢用这些人？因而“求贤三令”不断强调“勿拘品行”“唯才是举”也就不难理解了。

赤壁之战前， 曹操用人有“用人无疑, 唯才所宜, 不间远近”的优点，汇集了大量的人才为他所用，在与袁绍争霸中，程昱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赤壁战败后，曹操发出了：“郭奉孝在, 不使孤至此”的感慨，诚然，赤壁之战的失败是多方面造成的，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曹操对人才理念的追求。

于是，在建安十四年 (公元209年)曹仁江陵战败而不得不退守襄樊时，曹操于次年颁布《求贤令》，其中有“今天下尚未定, 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可见曹操在危急时刻求贤若渴的心情；建安十八年 (公元213年) 、十九年 (公元214年)曹操两征孙权失败，在建安十九年曹操颁布《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明确提出虽然有的人才有缺点，但不能放置不用；建安二十一年 (公元216年) 曹操再次征伐东吴，虽有小胜，但仍不能打破与东吴对峙的局面，再加上瘟疫横行，只能答应孙权的求和。

时年曹操已经63岁，自感时日无多，在立曹丕为世子前作《举贤勿拘品行令》，再次明确用人不要拘与人品，为大破三国鼎立之势做最后的努力。可见“求贤三令”的发布，与当时的局势是密切相关的，不重视人品道德，实则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

汉代采取“察举制”来选拔人才，察举制虽然有诸多优点，打破了贵族对官场的垄断。把选举人才的权利收归中央、皇帝、地方高官之手，但也造成了被举荐者对察举人的感恩戴德，使本应为国效力的人才，却为世家大族所用。这种人才选举所造成的后果，使世家大族发展壮大。东汉初年，刘秀在位时，要勘测田地，因为世家大族势力过于强大，没有人敢认真执行刘秀的政策，最后不了了之。东汉末年，更是形成了如“四世三公”的累世公卿的庞大士族，他们能量巨大，通过影响“清议”来使家族子弟和门生宾客利用“察举”来步入仕途，进而使士族势力更加壮大。

“察举制”实质上已经论文世家大族步入官场的工具，寒门子弟很难通过察举来为国效力。而曹操因为宦官家庭出身，也不被士族所容，虽然在与士族代表袁绍的争斗中最终以曹操胜利告终，但曹操仍改变不了他的出身。

因此他对士族阶层又拉又打，拉是为了巩固统治，维护局势的客观需要。士族除了在官场有影响力，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也很巨大。

《魏书》记载:自刘备叛后, 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 夔为城父令, 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 其后吏民稍定。

陈群、何夔皆是名门望族出身，曹操也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稳定局势。但曹操对他们也进行打压，推行屯田、实施盐铁专卖、颁布《抑兼并令》等措施，不断的削弱和抑制世家大族。

“求贤三令”选拔人才与士族门阀和名士清议可谓针锋相对，使寒门子弟有了上升的渠道。

结语：

曹操为曹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但可惜的是，曹丕上位后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重家世，简而言之又回到了当初以家庭背景为标准进行人才选拔，这与“求贤三令”的精神相悖，最后“九品中正制”又沦为了被世家大族操控朝政的工具，为司马家篡权铺平了道路。曹操艰难创业，好不容易打破了士族的垄断，但曹氏政权却又葬送在士族的手中，真乃时也，命也！

参考：

《曹操集》

《三国志》

《后汉书》

《魏晋南北朝史》

《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