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之后是谁继位 明穆宗朱载垕简介资料父亲是谁 明穆宗朱载垕是不是昏君

明穆宗朱载垕简介资料父亲是谁 明穆宗朱载垕是不是昏君  

明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二十三日清晨，世宗朱厚熜刚刚起身，一个小太监满脸喜气，急步穿进宫门跪在他脚下：“皇上大喜!杜康妃生下皇子!” 30岁的父亲为第三个儿子的降生而神采飞扬，兴冲冲地赶到后宫探望。当看到这个孩子白胖精神，讨人喜爱，便给他取名载垕。“载”是他的排行辈分，“垕”取皇天后土”为天下之主的意思，足见父亲的满怀期望。载垕周岁生日那天，世宗带着一大群后妃为之设宴庆贺。宴会上，父亲按照玩物试志的习俗，命人取来皇宫里的各种玩物让儿子挑选。这个周岁的胖小子竟然鬼使神差地一把先抓起了象征皇位的龙旗。世宗大喜过望，不禁抱起儿子左右端详。在后妃的一片恭贺声中，他心中暗想，这个孩子果真能履帝王之尊吗?

一晃29年过去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的一闪之念竟鬼使神差地变成现实： 载垕在世宗服丹中毒死后即位称帝，这就是明穆宗。穆宗朝的年号为隆庆。穆宗在位只有6年。

初临丹墀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二十六日午时，皇极殿钟鼓齐鸣，香烟缭绕。30岁的朱载垕衮冕加身坐在宝座上，锦衣卫鸣鞭，文武百官俯在脚下五拜三叩，登基大典确是极圣极隆。此情此景，不禁令载垕心中顿生波澜，伴随着“天命在我”的神圣感而来的，是即位之喜也压不住的无限感慨。

穆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成年即位者，他不是世宗册立的太子。世宗有过8个皇子，但有5个襁褓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二子载壑、三子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分别册封载壑为太子，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那时兄弟三人都年幼，也还无事。可自载壑嘉靖二十八年(1549)死后，太子属谁，就成了天下瞩目的大事。按照“长为嫡，幼为庶”的礼仪，当然是裕王应晋封太子。但事情并不顺利。虽然朝臣不断奏请再立太子，可迷信道教的世宗认为册立太子是不吉利的事，就把此事搁置起来。当时受宠的道士陶仲文提出 “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见不到父亲。太子地位没有确定，就不由裕王、景王不成为急切的竞争者。十二年间波澜迭起，裕王的地位动荡不安，载垕饱尝了其中辛酸。载圳依靠母亲受宠的条件，走动内宫，不甘为臣，他的夺嫡打算在宫中为人所共知。偏偏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对载垕也相当冷淡。裕王应得的岁赐，也被他拖了3年。载垕命运未卜，当然不敢向父亲提起，只得派手下人先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送上1000两银子，才得以补发。尽管如此卑躬屈节，可严嵩对载垕还是不很放心。

一天，严世蕃问裕王侍读讲官高拱、陈以勤： “听说裕王殿下对家大人有些不满意，是怎么一回事呀?”这对裕王及其侍从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 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世宗对严嵩言听计从的情况下，如果严嵩感到裕王的威胁，一切变化都可能发生。陈以勤急中生智，从容地辩解道：“国家的继承大计早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严阁老也格外看待殿下，殿下常说惟有严阁老才算得上社稷之臣。请问殿下不满之言从何而来呀?”这一席话，总算消除了严嵩的担心，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嘉靖四十年(1561)，世宗打发景王去封地居住，而把裕王留京，显示了传位的意图。可是，好事多磨。景王载圳离京后并没有停止夺嫡的运筹。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下台后，掌权的内阁大学士成为徐阶。有一天，世宗突然向徐阶议论起明成祖一度打算废太子，另立汉王继承大统的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亏得徐阶多方为裕王圆承，才化险为夷。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载圳病死于封地，载焴心中才一块石头落地——因为他已成为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了!

今天，群臣“万岁”之声不绝于耳，17年的梦想变成现实，载垕怎能不为之欣喜!可这欣喜的得来使他伤透了心。他看穿了宫廷政治中的倾轧相残，要当中兴之主的理想早已破灭。坐在皇帝宝座上，载垕拿定了及时享乐，无为而治的主意。

载垕在王府多年，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才能卓著的有识之士，如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这些人为载垕讲解古今，纵论天下，培养他的政治见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载垕对嘉靖末年的弊政了然于心。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世宗死后，载垕立即批准了自己的亲信张居正与内阁首辅徐阶草拟的世宗“遗诏”，假父亲之名将其引起朝野怨声不止的弊政大部分废止。登基后，他又在即位诏书中肯定了 “遗诏” 中关于将蛊惑世宗炼丹求仙的道士逮捕下狱，付法司治罪;所有斋醮活动和造庙观、建宫殿的工程一律停罢;采买香蜡、珠宝、绸缎等例外采买全部停止; 并起用嘉靖年间因上疏言事被罢撤、拘囚的官员; 同时又免除全国百姓隆庆元年 (1567) 的一半田赋和拖欠的嘉靖四十三年(1564) 以前的赋税。诏书一出，群臣号啕感激，百姓竞相称颂，一时大得民心。穆宗还特意命令释放因痛斥世宗之弊被下狱的海瑞。在圣旨传达之前，掌狱的官员知道世宗死后，海瑞一定会被重新起用，于是，设下酒宴予以款待。此时，海瑞还不知道狱外改元换代之事。看着满桌的美酒佳肴，他以为自己死期已至，将赴刑场，这是一顿 “催命酒”，索性放开肚皮吃喝，落个一醉方休。狱吏们见海瑞埋头吃喝的一付憨态，忍不住好笑，悄悄地附在他耳边说道： “老皇上乘龙宾天了，您有出头之日啦!”原来满心讨个欢喜，谁知这位死心眼的海瑞顿时为老皇上痛哭失声，将所有吃食呕吐殆尽，直至哭昏倒地。狱吏们傻了眼，又是揉又是拤，七手八脚将其救醒。当夜，海瑞又哭了整整一夜。一时间， 穆宗宽容体䘏， 海瑞忠君尽诚， 传遍京城， 成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话题。

权臣相倾

穆宗登基之后，他的治国之道是无为而治，赋行政于大臣。他和历代皇帝一样，选择忠诚干练的大臣分担政务，为自己巩固江山社稷。他将亲信的大臣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留任内阁，又将身居裕王府时的心腹张居正、陈以勤授予内阁大学士的要职，参与内阁机要大事; 在宫内，他把亲信的太监黄锦、王本、冯保、曹宪、李芳等人都安置在要害部位。经过这一番布置，穆宗以为自己的朝廷坐稳，可以安居宫内，静享富贵了。于是，他把日常朝政都推给内阁，连对大臣的操纵、协调的责任也放弃了。谁知事与愿违，在他对朝政大撒手的同时，内阁大臣们的倾轧就开始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闹得他在位6年，经常心绪不宁。

第一场内阁风波，发生在内阁中最重要的两位大学士徐阶和高拱之间。徐高之争渊源于嘉靖末年。徐阶是多年的内阁元老，一位老练圆滑的政治家。高拱本是裕王的侍从讲官，素有大志，和张居正一起当过国立大学 (国子监) 的正副校长。徐阶为联络裕王，也是为日后的朝廷更替预做铺垫，于嘉靖四十四年 (1565) 把高拱和郭朴一起举荐为内阁大学士。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徐阶作为高拱、郭朴政治上的恩人，是有师生之谊的，理应受到尊敬。可是徐阶忽略了高拱机敏练达的卓越能力，以及位居高官后要求平等处事的自尊心，依然把高拱和郭朴当作后生晚辈对待，种下了纷争的种子。

世宗末年，内阁大学士们的办公室随同皇帝迁到西苑。高拱为了回家方便，把家搬到西苑附近。他50多岁了，没有儿子，一是不放心家事，二是希望与妻妾团聚，于是经常偷空回家。世宗病危之时，一天高拱听到传言，说是皇上不行了，没来得及核实就把办公室里的器具搬回家去。这件事被吏科给事中胡应嘉知道了，作为失职大不敬提出弹劾。世宗处在昏迷中，对这类奏折当然不问。因此，胡应嘉的弹劾并没达到目的，对高拱来说是“有惊无险”。高拱是个恩仇必报的政治家。他认为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一定受了徐阶指使，事态便扩大了。偏偏徐阶在草拟世宗遗诏这样的大事上，不与内阁的高拱、郭朴等同僚商议，却越过他们与裕王府的张居正策划。受了冷落的高拱一腔怨恨，对郭朴说： “徐公是借遗诏诽谤先帝呀!”他在等待机会报复徐阶。

机会很快来到了。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朝考察中央机关五品以下官员的例行制度朱载后简介，每6年举行一次。杨博这次考察官员，雷厉风行地降黜了不少官员，其中也有通常惹不起的御史和给事中之类的言官。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杨博的山西同乡却没有一个受处分的。这引起了负有弹劾责任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们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胡应嘉弹赅杨博挟私愤，庇同乡。这话倒是不错，可是胡应嘉忘记了自己的身分。作为吏科给事中，在吏部办理京察时理应参加。事前不提出异议，事后又提出弹劾，宽厚的穆宗对这种出尔反尔的言行十分不满，知道其中另有奥妙，于是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胡应嘉。高拱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高拱让郭朴在内阁会议上首先发言： “皇上刚刚即位，胡应嘉出尔反尔朱载后简介，欺君罔上，应该革职。”高拱马上响应。满心想保护胡应嘉的徐阶一看这阵势，也无可奈何地表示了同意。这下可惹翻了言官们的马蜂窝，他们倾巢出动，一起向高拱开火。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先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再劾高拱“无宰辅器”，“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穆宗对高拱有多年的了解，当然不会被几个言官所打动。他安慰高拱不要在意，继续安心从政。可朝廷中一派气势汹汹，确实让高拱的脸面没处搁，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辞呈。穆宗不愿失去一个干练的辅佐，又再三下旨挽留。受了穆宗保护的鼓舞，高拱要求徐阶代拟一道圣旨，给提出弹劾的言官一次廷杖。在嘉靖年间，言官弹劾大学士以后，通常是要挨廷杖的，说不定还要罢官呢! 高拱的要求有据可循，但徐阶并不愿为高拱而得罪言官，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激起了高拱的怒火。他指使自己手下的言官齐康弹劾徐阶，揭发徐阶的弟弟和三个儿子都是横行乡里的大恶霸，有凭有据。这下子更激怒了受徐阶保护的言官们，他们集合起来，把齐康痛痛快快臭骂了一顿，接着将矛头一齐对准高拱。弹劾一次接着一次，逼得高拱实在招架不住，只好于隆庆元年 (1567) 五月辞官回乡了。高拱去后，言官们对郭朴还是不断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辞职不干了。

这一次内阁风潮，徐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这却大坏了穆宗的心情。穆宗对于言官们的肆无忌惮，兴风作浪，深感厌倦。他指示徐阶惩戒他们一次。可徐阶怎么会惩戒自己的门徒呢?他只是让言官们自身省改，以后注意罢了。穆宗被搪塞过去。一次风潮平息了。

这次风潮虽然得以平息，却给隆庆朝政治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此后的5年中，由于穆宗对大臣们关系调处无方，又过分容忍言官们攻击弹劾大臣，缺乏果断的处置，导致朝廷中权臣倾轧的浪潮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成为当时政治的顽疾。隆庆二年(1568)七月，年过七旬的徐阶退休还乡。不久，高拱东山再起，重返内阁，成为内阁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高拱是一个见解深刻，行政能力卓著的政治家，但肚量不大。他主持朝政期间，处事果断有力，颇有政绩。他执政的基本方针就是处处与徐阶作对，反其道而行之。徐阶、张居正起草的世宗“遗诏”被作为诽谤先帝的罪证，竭力予以否定;徐阶起用的官员尽量贬斥; 徐阶要严办的道士们从轻发落; 徐阶的三个做恶乡间的儿子充军发配。这一番发落，整得徐阶灰溜溜的，也引起其他内阁大臣对徐阶的同情。高拱主政往往容不得不同意见，内阁中几位个性强的大学士如赵贞吉、殷士儋、张居正等先后与高拱发生争斗。赵贞吉、殷士儋甚至与高拱闹到指着鼻子对骂，挽起袖子打架的地步。张居正当时忍气吞声，没大发做，但在穆宗死后立即参与了推翻高拱的策划。几位平时甘当和事佬的内阁大学士如李春芳、陈以勤地位难处，只好退出漩涡，回家养老。在大臣们无休止的互相攻击和辩论中，穆宗无可奈何地容忍着，安抚罢这个，再安抚那个，始终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协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