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湖南人怎么样 内藤湖南和钱穆对宋代历史地位认识的异同

内藤湖南和钱穆对宋代历史地位认识的异同  

相同点：都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宋代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

内藤湖南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

政治上隋唐贵族制衰废，宋朝君主独裁制兴起，经济上唐宋之际，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

文化上，由贵族文化转向平民文化 。

不同点

钱穆的“唐宋变革”论又有新发展，集中地体现在其《理学与艺术》一文中。

其要点有三：一是突出宋代在我国古代史上的路标意义。

他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

宋以后，乃为后代社会。”二是将宋代社会称为“平民社会”。

[17]如果说《国史大纲·引论》将“中唐以来之社会”视为“平铺散漫之社会”，[18]那么此文进一步指出：“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

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

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

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其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社会及门第传统之遗存。”三是强调“唐宋变革”涉及到社会诸多方面。

他说：“就宋代而言，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学术思想亦如艺术，亦均随时代而变。”[19]他在《理学与艺术》中还剖析了由唐至宋，学术思想由禅学到理学即新儒学，书法由以隶体为主的碑书到以行草为主的帖书，特别是绘画上由宗教政治画到山水花鸟画、由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演变。

从时间上说，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早于钱穆。

他上世纪初期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就指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至于宫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乃师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则在上世纪30、40年代，大约与钱穆同时。

钱穆的“近代”说与内藤的“近世”论究竟有何关联？钱婉约在《内藤湖南研究》一书中指出：“钱穆也把唐宋时代截而为二，把宋元明清作为未命名却相近于近世的时期，并指出它是文学、艺术的隆盛时代。

这与内藤近世说的时代划分与所论近世特色不谋而合。”她强调：“并没有发现钱穆直接或间接受到过内藤湖南的影响。”[20]

钱穆的“唐宋变革”论究竟受到谁的影响？从目前已知的某些迹象看，可能有两个两个来源。

一是其前辈学者夏曾佑。

钱穆对夏曾佑很崇敬，其《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他反复精研熟读的著作。

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道：“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

余对此书得益亦甚大。”“此后余至北平教人治史，每常举夏氏书为言。”后来又“细读夏氏书”，订正其“疏失，凡一百七十余条。”[21]二是其恩师吕思勉。

吕思勉是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的历史、地理两课老师，钱穆当时对老师就“争相推敬”，以后又长期保持联系，或通信或登门请益。

吕思勉还是其《国史大纲》初版的审订者，对钱穆有“特加赏识之恩”。

[22]据虞云国考察，吕思勉就是一位“唐宋变革”论者。

他指出：“对唐宋之际一系列重大变化，吕思勉表现了充分的关注，给出了自己的解释。”[23]总之，钱穆的“唐宋变革”论有可能渊源于我国学者夏曾佑、吕思勉的潜移默化。

关于“唐宋变革”的分水岭，有以安史之乱、两税法的实施、唐末农民起义、北宋的建立、“庆历更革”[52]乃至南宋的建立为标志等多种说法。

对此，有三点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