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眼光看王安石变法 好好的王安石变法，为何被扣上了“祸国殃民”的帽子？

好好的王安石变法，为何被扣上了“祸国殃民”的帽子？  

作者：霍小山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颗粒无收。

一个叫郑侠的忧国忧民的小官员，眼见一些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便找人画了幅《流民图》秘密呈送宋神宗。图中所描绘的老百姓质妻卖儿、流离逃散、斩桑伐枣的悲惨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动。

这说明，古人早就知道了图像比文字更有冲击力和感染力。

郑侠还附送了一篇《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中心思想就是——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也就是说，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让天下大乱，民怨沸腾，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郑侠斩钉截铁的说，“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宋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看了《流民图》中老百姓吃草啃树皮的画面，也大受刺激，跑到神宗面前悲号恸哭，说王安石变法搞得天怒人怨。

▲《流民图》

宋神宗的变法决心崩塌了，想想也是，王安石自诩“天变不足畏“，可他不是天子啊。自己作为天子，天降大灾，自己岂能视而不见。况且，皇帝作为农业社会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他必须要站在农民的一边——虽然这天灾跟王安石变法没什么关系。

一夜未眠之后，宋神宗终于想通了，他第二天便宣布废除新法，并下令开仓放粮赈济流民。说来也巧，三天后，十个月都没下一滴雨的天空突然大雨瓢泼，看来郑侠也用不着被斩首了。至于王安石，他被神宗安排回老家出任知江宁府去了。

01 宋神宗的选择

北宋中叶以来，国势日渐衰落。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经总结北宋朝廷所面临的巨大困局，就是“三冗”问题，即冗兵、冗官、冗费。

这“三冗”掏空了国库，榨干了朝廷。如果北宋政府再不改弦更张，而是一切照旧，那么政府就有可能面临关停乃至崩溃的风险，比如军队因为工资长期拖欠很可能要哗变、官员因为工资拖欠可能要加大贪腐力度从而引发民变等等。

公元1067年，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继位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宋神宗当时才20岁，如果放在现在，也就是大二的学生。年轻人甫一上位，就想有所作为，改变目前财政赤字的严峻形势。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

当时摆在宋神宗面前的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元老重臣富弼建议神宗“布德行惠”，二十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这话就像是成功学大师告诉你要想致富就必须努力奋斗一样，完全是正确的废话。

第二个是王安石的变法主张，通过一整套富国强兵的措施，来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第三个是司马光反对变法的主张。他认为一国财富的总量是固定的，这些财富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分配，此消彼长。如果国库占的份额增长，则百姓所占份额必然下降。

王安石反驳司马光，我制定的变法方案，要有多科学就有多科学，即使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也能让国库塞得满满当当。

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文彦博、韩琦、范纯仁等人还想再反驳，王安石大手一挥——这个问题不需要商量，都听我的。

▲王安石

最终，还是王安石大刀阔斧的方案、斩钉截铁的态度符合气血方刚的皇帝的胃口。于是，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当然，我们更习惯叫它王安石变法。

熙宁变法内容相当广泛，涉及经济，军事和科举三大领域。王安石先后颁布过十三部变法法令，计有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太学三舍法，贡举法。

在这诸多的变法条例中，执行时间最长，为祸最大的法令就是青苗法。青苗法同时也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手里最有利的武器，并最终用这把利器扳倒了王安石。

02 青苗法的先天缺陷

根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说的直白些，原本在民间，就存在有一些借贷机构，在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靠收放贷款牟利。当然，这种私人贷款的利息都很高，不亚于现在的某些网贷平台。由于利率非常高，一旦农民收成不好，无法按时偿还，那么利滚利起来，就能让农民倾家荡产。

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就是由官府来承担此项贷款业务，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利率百分之二十，等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

按理说，政府的贷款利息比富人定得低，这样既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人，一举两得，王安石曾经自信满满的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但是，王安石的良法美意，最终却变成了祸国殃民。

王安石不是康有为那种毫无从政经验的知识分子，在推行改革时会异想天开。事实上，王安石是政坛老手，而且他在他任鄞县地方官时就试行过这一法律，效果很好。

此后，为了慎重起见，在正式实施这项法律前，王安石又特意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再进行试点，效果都还不错。试验田的成功之后，王安石才正式将青苗法推向全国。

但是，王安石忽略了一点，并不是每一个地方官都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和高尚人格。正如黄仁宇所言，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官员，以道德指导行政，但是并不懂如何处理具体的技术问题。

王安石的青苗法是一项金融活动，这需要现代化的金融知识。现代的金融从业者，都必须在高等院校系统学习经济学、金融学、商学等课程，并且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借助大数据和计算机等设备。

即使这样，现代很多银行每年也会有大量的坏账，以欧洲为例，2018年10月，欧洲银行系统坏账已达8130亿欧元，某些银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巨额银行坏账将拖累欧元区的银行系统。

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时，既没有设立专门的放贷机构，也没有设立统管全国放贷业务的中央银行——这个名词虽然很现代化，但是我也找不出其他合适的古代词汇来代替它。

他把放贷的任务交给了地方官，且不说只懂圣贤之道和诗词韵律的地方官们有没有那个能力来负责这项金融活动。就算他们有那个能力，他们估计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认真负责这项业务，毕竟他们除了要负责地方行政事务，还需要负责地方的民事刑事案件。

还有一点，民间的贷款之所以利率高，是因为放贷的风险太高。古代社会，农民的收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风调雨顺，如果遇到干旱，没有人工降雨，如果遇到洪涝，没有抽水机械。当农民颗粒无收，没法还贷时，民间的放贷者就只能找个墙角去哭了。如果你敢去暴力催收，地方官们肯定会拿你是问。

▲宋神宗赵顼

所以，王安石让地方政府给农民放贷，其实就是将民间放贷者的风险转嫁到了政府的头上。当然，地方官们可以强迫颗粒无收的农民还贷，农民在走投无路之下，要么选择逃亡他乡，要么选择聚众造反，要么就只能交出最后一口口粮，然后活活饿死。

总之，这些后果都不是宋神宗乐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