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马尔罕在今天的哪里 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都说了什么

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都说了什么  

[摘要]撒马尔罕——粟特古国的都城，即中国古籍中所言的“康国”。葛乐耐曾说，我虽然生在法国，但我更应该 被称为康国人，因为我的青春和热血都洒在了撒马尔罕的土地上。

本文摘自《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法）葛乐耐（Frantz Grenet） 著，毛铭译 译，漓江出版社，2016年11月

四 波斯新年与夏至

如果我们想把大使厅西墙的政治意味精确解读出来，必须更多关注时间上的切入点和空间上的切入点。

很快我们就察觉到了接待使臣的时间是一个炎热的季节，因为所有来宾都腰悬着手帕，还有一位突厥武士正迎向高丽人和吐谷浑人，他嫌热，把丝绸袍子脱下来，挂在腰带上。在7世纪，波斯也好，粟特也好，波斯新年纳乌鲁兹总是在六月；而粟特的拜火教历法，总是比波斯本土的大使厅西墙壁画底部：突厥武士，吐谷浑人，新罗人

节日晚五天。在马尔夏克注意到大使厅南墙的画面是表现粟特拜火教徒的祭祖丧葬出行图之前，意大利女考古学家希尔维-安东尼尼（Chiara Silvi Antonini）已经提出一个很有远见的观点：把大使厅的四面墙都看成是波斯新年纳乌鲁兹的庆贺场面。接下来，此项研究中很重要的一步阿史那贺鲁简介，是意大利的康马泰和克里斯托弗莱提出的：他俩寻找出了南墙粟特墙和北墙唐朝墙画面之间潜在的关联，以及二者在天文历法日期上的同步。接下来一段时间，学界没有对新年有进一步的诠释。对于拜火教祭司的工作和传统，在精确的修复线描图基础上，我们可以像专业的天文历法学家那样，精确计算出一千四百年前那个夏至日。

在此笔者要从康马泰他们的历法表说起，以得出我的结论。总体上和康马泰所说相似，但是细节上微有调整。魏义天认为我们必须纠正他们的夏至说和端午节说——这个节日在中国是龙舟节。我们会按照儒略历的日期，把所有细节纳入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系统里。

第一个跃入我的脑海，是作出这个诠释所需的基础：历史上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夏至日是落在粟特的新年六天里的，那就是公元641和663年之间。这段时间，粟特王拂呼缦恰好在位。在《旧唐书》和《新唐书》里，该王在650年到655年之间首次出现。在这个语境下，我们需要注意两件事。第一，波斯或者粟特国王的加冕，通常是在新年纳乌鲁兹的第一天；第二，各种语言的史料——尤其详细的记载来自阿拉伯学者比鲁尼（Biruni）表明，每次到了新年纳乌鲁兹节的时候，国王必须扮演伊玛——波斯文化圈里的英雄，特别受到波斯皇家的推崇。比鲁尼写道：

在新年纳乌鲁兹的第一天，当阳光照着伊玛，人们仰望着他，向他谦恭敬礼，欢歌醉舞，度过这年的第一天。在新年第六天，当英雄前去和魔鬼大战。最后伊玛胜利回到人间，就像太阳那样冉冉升起，人们瞪大了眼睛，看到天空升起了两个太阳，原来的朽木在瞬间发出了嫩芽，长出了绿叶。

自然而然地，波斯新年和中国夏至日期吻合的历史现象，对于刚刚被唐朝加封为粟特九姓之王的拂呼缦而言，无疑是个王权祥瑞的兆头。从上述转引的句子中可以看到，在整个漫长的拜火教传统里，伊玛是原初的太阳神，几千年来神格不变。还有，比鲁尼也坚持说，夏至日，就是波斯新年纳乌鲁兹的元旦日。在这点上，我们知道他是不对的：在拜火教历法创始之初，薛西斯在公元前486—465年创制的历法是以春分日为元旦的;只是因为岁月流逝，在7世纪初，波斯新年往前挪动了九个月，夏至日才变为元旦。不过比鲁尼的记载可能回应了拜火教精英圈子中的一个特别传统：纳乌鲁兹与夏至日的重合，是拜火教徒祭拜伊玛亡灵归来的日子。最后，还是根据比鲁尼的记载，夏至日的发明，来自古希腊天文学家，而古希腊天文学家恰好在大使厅东墙上出现，他拿着天球仪，正在给印度人传授星象知识。这也是一种巧合或者暗喻。

伊玛也是死亡之神，这一概念在拜火教文学中留下痕迹，更在粟特图像中频繁出现。如果真的如拜火教经典中所说的，那么伊玛就是守护地狱之门的。最后，伊玛还是人类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宇宙大同，天地澄明——的王。在《阿维斯陀》（Avesta）经典里，伊玛被描绘成手持地球的七部分的形象。11世纪的阿拉伯史料中记载，伊玛经常携带长生药草，那些灵物让人类远离死亡、悲惨和战争。在粟特王拂呼缦统治的动荡岁月里，刚刚被大食亡国的萨珊波斯王朝，激发起波斯文化圈民众对强大波斯皇权的渴望。南墙上去往神庙祭祖的葬礼出行和各国使臣朝贺的场面，恰逢其时地成为了大使厅壁画的题材。

我们还可以更精确地进一步去探究。大家知道，伊玛战胜魔王后凯旋的日子是新年的第六天。比鲁尼把这一天称为“纳乌鲁兹的吉日”。一首中古波斯文写成的诗歌，就是专门歌颂这个日子的。这一天，所有拜火教的吉祥生物都被创造出来，世界和平幸福，波斯王的传奇也是发生在这一天。在复活的日子里，太阳将高高挂在天穹，并不落下，一直照耀九天。这个美好预言，自然是和波斯新年第六天与夏至日重合这一现象有关。夏至日确实是一年之中白昼最长、太阳久久不落的日子。要感谢《隋书》和《新唐书》中的《西域传》中有关石国和撒马尔罕风俗的记载，让我们知道第六天是粟特人祭拜祖先的日子，随带着还有其他粟特歌舞和仪式。这一天与夏至日重合，历史上有四年：660—663年。如果我们把大使厅北墙的唐朝端午节图像也考虑进去的话，这四年里，有两年更是上上之选：在660年，纳乌鲁兹的第六天，唐朝的夏至和端午节，在天文历法上发生在同一天；在663年，端午节发生在纳乌鲁兹的第四天，而第六天的祭祖吉日和夏至日重合。当然这个天文历法上的重合不必如此精确；事实上，宫廷天文官不必向国王提供如此精确吻合的历法日期，他们需要给出一些黄道吉日的概念，在综合天文演算和当时国王对中亚政治格局的渴求的基础上。

大使厅创作之际，正是中亚历史上几大政治力量微妙消长的时期。最后一个真正掌控粟特的突厥可汗是咄禄可汗，他于642年继位，但是突厥内乱，九部很快分崩离析。之后史国国王维旭匹尔统一了撒马尔罕地区，第一次给自己加上了皇家头衔“伊吉希德”，当时撒马尔罕的铜钱上都铸有“麦里克”字样，意为国王。这一举动，明显是表明粟特地区已经从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中摆脱出来。拂呼缦是维旭匹尔的第二位继承者。658年，唐朝彻底击败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将粟特九姓国并入大唐版图，称为“康居都督府”。在这件事情上，西突厥汗国戏剧性地成为了大唐帝国扩张的引路人。两个唐朝使臣被派遣来粟特：一个是董继升，658年由唐高宗派遣，前来加封撒马尔罕城主拂呼缦为粟特九姓之王；还有一位是王名远，在662年把唐帝国的旨意传到粟特以南的大夏地区。史书没有清晰记载王名远在粟特逗留情况，但是他去大夏路过粟特，是很自然的事。当时突厥十部落的使团分别为两个可汗跑腿：一个是投靠唐朝的东突厥可汗迷设，一个是西突厥的可汗普珍。第二个来访粟特的突厥使团，则全部听命于普珍可汗。德国学者莫德提出一个很吸引人的推测：西墙突厥墙的右侧有十一个长矛，很可能暗示了突厥的十个部落，中间那把长矛则象征着突厥可汗本人。经过如此观察，我可以自信地指出，其中一位突厥人是来自唐朝西域的焉耆，因为有一行详细的题记写在他的腰上。648年，焉耆绿洲国臣服于唐朝，662年处于焉耆北面的突厥部落孙尼设，叛离普珍可汗，唐朝兵力介入，让他重新归顺。所以这位来自于焉耆或其附近的突厥使臣，此刻在西墙上陪伴唐朝来使，这种场景直接诠释了当时的突厥局势。

总而言之，660年或者663年，是大使厅创作年份的最佳答案。影山悦子在研究唐朝新城公主墓壁画时，发现其唐朝贵族女子所穿的服装，与大使厅壁画上的使臣所穿非常接近。新城公主死于663年阿史那贺鲁简介，她是唐高宗的妹妹;而唐高宗被画在大使厅的北墙上，正在上林苑猎豹。

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读一下比鲁尼对于纳乌鲁兹的记载，这一记载真是百看不厌、历久弥新——纳乌鲁兹的风俗是萨珊波斯王定国定节日，他将与国同庆，获得上苍的护佑。第二天，国王大宴王公贵族和名门耆老，估计第二天也是国王接待各国使臣的日子。第三天国王接见牧马人和拜火教大祭司。魏义天指出，夏至日是突厥部落贮备马匹结营的日子。眼下突厥部落已经依附唐朝结为盟友，那么粟特王可以名正言顺地召唤突厥人前来，作为粟特王的“牧马人”。当时突厥汗国一夜崩溃，十大部落各自为政，粟特王经常让突厥人以部落为单位来担当粟特的军事任务。西墙的中部和下部出现了大量突厥武士是没错，但并不是说当时的突厥地位崇高到会出现在西墙的上部，这个位置是留给主神和重要国王的。最亲近粟特王的还是他自己的王公大臣，就像南墙上跟随他出巡的那些粟特人。总之，我把西墙的画面归结为波斯新年前三天的综合场面，包含了四个场景：粟特王的加冕，粟特王扮演伊玛，第二天粟特王接待各国使臣，以及第三天粟特王接待武士们和牧马人。

在此，史料的证据和考古图像的证据相互支持，把当年场景复原得很好。13世纪的阿拉伯博物学家喀兹维尼（Qazwini）在他的《宇宙宝典》也谈到了波斯新年，但他把比鲁尼的新年六天的节目压缩到了一天。不过，他补充了一些有价值的细节：在新年这天，国王举办听政大会，王公大臣趋奉而前，各携宝物、以悦圣心。结合大使厅西墙的画面来看，各携宝物，一一展示王座前的，不光是粟特本国的王公大臣，各国来使也在其中。12世纪的伊本·巴尔基（Ibn餷-Balkhi）在《法斯纳玛》（Faysnama）长诗中写到两个相互矛盾的国王听政大会场面：一方面，说在国王面前没有人敢坐下； 另一方面，说王公大臣根据官衔高低，一排排坐在国王面前，井然有序。还有一本史书是《王冠之书》，编译人是阿拉伯学者伊本·穆卡法（Ibnal Muqaffa,724-759），他揭示出，纳乌鲁兹风俗是萨珊波斯王库思老·阿努希尔宛（Khosrow Anoshiravan）创立的，在那一天波斯“王中之王”举办听政大会，准备了礼物和锦袍。宴会的桌子安排好了，届时满朝公卿按爵位高低而坐，锦袍的服色也把他们的官衔高下一一区分。

……

作品简介

《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法）葛乐耐（Frantz Grenet） 著，毛铭译 译，漓江出版社，2016，11

撒马尔罕——粟特古国的都城，即中国古籍中所言的“康国”。葛乐耐曾说，我虽然生在法国，但我更应该 被称为康国人，因为我的青春和热血都洒在了撒马尔罕的土地上。葛乐耐教授自青年时代开始研究波斯语言和拜火教历史，1989年起，他投身于撒马尔罕古城遗址的发掘，带领各国博士们挥汗如雨度过27个夏日考古季，并获得丰厚成果。《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即是葛乐耐多年研究和考察的成就集结。在本书中，葛乐耐教授从撒马尔罕的艺术作品与粟特商旅之间的关系及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的解读说起，梳理了撒马尔罕文明的发展历程，并从考古学、钱币学、文献学和星相学多角度切入，综合考证了粟特本土的各方神祇，同时对拜火教徒的纳骨瓮文化进行了深入解读，对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中考证出的最新关于唐太宗、武则天以及佛教内容进行分析研究，给研究北朝的学者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为“丝路译丛”的一种。1999年到2007年间，联合国考古队在中亚五国和印度北部“玄奘之路”上收获重大发掘成果：数百尊佛造像，两万平米壁画，足以再造一个敦煌；同样的八年，中国北方陆续出土中亚来华粟特人在北朝的墓葬文物，其数量与精美度百年不遇，且和“玄奘之路”海外成果遥相呼应；近年丝绸之路国际会议上，欧亚各国学者纷纷把上述两批文物糅合分析，取得里程碑式的学术突破。这些在中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重要考古发现，对于丝绸之路历史和文明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