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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的中心 內廷暗斗、武後危機,大唐670年—680年緊張政局如何形成?

火烧 2022-09-29 08:08:57 1056
內廷暗斗、武後危機,大唐670年—680年緊張政局如何形成? 一、唐高宗中後期 外部局勢緊張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空氣中似乎彌漫着一股躁動的味道,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內心中都多了一絲不安。這

內廷暗斗、武後危機,大唐670年—680年緊張政局如何形成?  

一、唐高宗中後期 外部局勢緊張

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空氣中似乎彌漫着一股躁動的味道,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內心中都多了一絲不安。

這一年,是武後參政的第十個年頭,也是「 ”二聖臨朝”的第六個年頭;不過,同樣是這一年,在二聖臨朝的統治之下,大唐國勢漸漸走向了下坡路:

這一年,久旱不雨,大唐四十余州都出現了災荒,就連高宗李治與武後都不得不率隊前往東都逐食,甚至明令百姓也可自由逐食。

這一年,吐蕃趁大唐旱災,攻陷西域十八州,大唐勢力不得不撤出安西四鎮;朝廷派薛仁貴出征吐蕃,但卻接連遭遇了「 ”烏海之敗”與「 ”大非川之敗”,史稱:

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余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

此役不僅令唐軍「 ”死傷略盡”,屬國吐谷渾也遭淪陷——這是大唐開國以來未曾有過的失敗!

大唐670年陷入頹勢

而在此後十余年,大唐邊境也陷入了長時間的戰爭局面,國力消耗嚴重;兵役頻繁,人民生活可謂是雪上加霜。

值此內憂外患之際,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國家需要一個穩定、團結、有力的領導班子,帶領帝國走出泥潭。可問題是,此後十年間,一系列的跡象表明,高層領導之間關系緊張,並且直接將政局也推向了緊張的局面……

二、唐高宗中後期 緊張的政局

唐高宗中後期,確切的說是公元670年到680年這十年間,朝廷高層之間出現了多道裂痕:

(一)兩任太子與武後關系緊張

先說前一任太子李弘。《新唐書·孝敬皇帝(李弘)傳》中就記載了太子李弘與武後的矛盾:

後將騁志,弘奏請數怫旨。

武後權力欲望強烈,但太子李弘卻數次「 ”怫旨”。具體「 ”怫旨”的例子,《新唐書》中也略有記載。比如廢太子李忠被武後派人陷害致死,但深受儒家「 ”孝悌”文化影響的太子李弘,卻不忍心讓廢太子李忠暴屍於外,於是奏請將他收葬;再比如義陽、宣城兩位公主因為母親是蕭妃,被武後「 ”幽掖廷,四十不嫁”,李弘看到之後,心有不忍,「 ”建請下降。”請求讓兩位姐姐出嫁。

《新唐書》認為,太子李弘「 ”由是失愛。”想想也是,我武後壓迫的人,你李弘偏要救濟,沒有矛盾才怪呢。當然,這些矛盾只是表面現象,更深層的原因後面會分析到。

太子李弘與武後關系緊張

再說繼任太子李賢,他與武後的矛盾就更加公開化了。武後所寵信的術士明崇儼曾公開對武後說:

「 ”太子(李賢)不堪承繼,英王(李顯)貌似太宗皇帝。”

問題不僅僅在於明崇儼的這句話上,問題更在於明崇儼說了這句略帶挑撥的話之後,並沒有遭到處罰,這就很值得玩味了。而在此之後,武後又命令「 ”北門學士”撰寫《少陽正范》以及《孝子傳》賜給太子,並數次寫信責備李賢。——這對李賢的刺激應該是相當之大的!

更大的矛盾還在後頭。調露元年(679年)明崇儼被人暗殺了,時人都認為是太子李賢所為。一年後,武後以太子李賢「 ”近聲色”而發難,最終認定李賢謀逆,並將其貶為庶人——這說明,太子李賢與武後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了!

(二)宰相團與武後關系緊張

武後與宰相團的沖突也十分激烈,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武後創造出了「 ”北門學士”。

當武後的心腹宰相李勣、許敬宗先後衰老凋零之後,武後開始啟用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等資淺文學之士,號「 ”北門學士。”按說以這些人當時的官位和職責,他們是不能參與政事的,但武後卻以要他們入內編書為名,密令他們參與朝廷奏議。後來,「 ”北門學士”便成了隱形的「 ”權力新中樞”。對此,《資治通鑒》看的通透:

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可見,「 ”北門學士”的目的就是分宰相之權,雙方的矛盾也不言而喻。

北門學士

當然,宰相團也對武後進行了反擊。太子李弘死後的第二年,也就是上元三年(676年),高宗李治的身體每況愈下,於是便想下詔讓武後攝理國政。這一想法立刻遭到了宰相團的反對。

中書令兼太子賓客郝處俊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用詞十分之刁鑽。他是這么說的: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有私於後。

郝處俊是在勸李治將天下托付給子孫,不能托付給武後啊,而且他還指出,不這么做的話,就會「 ”上則謫見於天,下則禍成於人。”那意思是說,你李治要當心天譴,釀成大禍!

此時另一宰相,新任同三品中書侍郎李義琰也附議,認為皇帝應該聽從郝處俊的建議。見兩位宰相都明確反對,李治才打消了讓武後攝理國政的打算。——可以說,宰相團直接阻止了武後的上升之路。

通過以上的總結,我們看到武後與太子之間,武後與宰相團之間關系異常緊張。而在緊張的表象之下,一定隱藏着某些深層次的矛盾。那這些矛盾是什么呢?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這是我們重點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們理解唐高宗晚年政局的關鍵!

三、原因之一:武後參政與太子提前監國 權力沖突由此產生

一切都得從高宗李治的病情說起,在李治的《大帝遺詔》中,他曾經記述過自己的病情,叫做「 ”久嬰風瘵,疾與年侵。”所謂「 ”瘵”,一般指的是肺病。而正是他身上的這種病,給身邊人創造了機會:

(一)武後得以參政

李治第一次犯病,獲益的是守在他身邊的武後。

顯慶五年,李治從武後家鄉並州回到東都的四個月後,突然「 ”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由於此時太子李弘年齡太小,不堪托付,於是李治決定百官奏事,「 ”使皇後決之”。此時 ,宰相團中,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等人皆為武後的心腹,武後也因此威望日隆。這段時間,史書上稱之為:

委以政事,(武後)權與人主侔矣。

而在殺害上官儀之後,李治每次上朝,武後都垂簾於後,政事不分大小皆參與討論,天下大權收歸中宮,中外稱李治、武後為「 ”二聖”。後來,到了咸亨五年(674年),武後更進一步,成為「 ”天後”。

武後參政

(二)太子得以提前監國 權力開始分化

李治生病,獲益的還有太子。

顯慶四年,八歲的太子李弘便開始了人生首次監國。翻閱史料,前前後後太子李弘以及李賢、李顯監國次數高達11次。或許前幾次監國,因為太子年齡太小,武後感受不到威脅,但隨着太子年齡的增長,情況一定出現了變化。

那么太子李弘是個什么樣的人呢?首先一個關鍵詞就是「 ”仁”。《新唐書》中記載了李弘體恤百姓的事,比如災荒之時,他會給百姓放糧等等。第二個關鍵詞則是「 ”諍”。李弘死後,李治親自撰寫了《孝敬皇帝睿德記》,在這篇文章里,李治說他的兒子李弘是個「 ”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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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李治)所惡者,(李弘)有片善而必揚;朕所好者,無纖維而不舉。

由此可見,李弘是一個敢於諍諫的人。這種性格特質,自然會如史書中所說的那樣,數次「 ”怫旨”於武後了。

「 ”諍”與「 ”仁”的太子

至於繼任太子李賢的表現,則不遜於其兄李弘。李治曾降手敕表揚他:

「 ”賢自監國以來,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查。”

「 ”既盡於哀矜,務存於審查”,這說明李賢不僅能力強,而且為政很有自己的主見,如此表現,自然會與權力欲極強的武後產生摩擦,甚至關系緊張。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能看出來:李治生病,造成了武後參政與太子提前監國的局面。正所謂:「 ”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如此一來,李治晚年朝局怎能不緊張?

當然,這還只是第一對矛盾,殊不知,同時間第二對矛盾也顯現了出來。

四、原因之二:宰相團的收權與武後的分權 權力沖突擴大

(一)宰相團的收權

李勣和許敬宗先後死去,逐漸讓武後對宰相團失去了控制,也是從這時候開始,宰相團開始倒向了太子一邊。

依照制度,太子監國理政之時,由東宮一府二坊的重要宮僚來輔佐。而李弘監國之時,東宮宮僚多由宰相兼任,宰相們既有從政經驗,又各有背景,與武後無太多聯系,自然不受武後控制。

倒向太子的宰相團

更嚴重的是,太子監國期間,這些宰相團的權力似乎又有所增加。咸亨元年(770年),太子李弘的身體出現了狀況,他上書說自己「 ”風虛更積”,於是高宗李治下旨不許他重勞,令其修養。就這樣,太子監國之時,出現了一個奇怪的局面,《舊唐書·孝敬皇帝傳》是這樣描述的:

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太子屬官)……太子多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

這意思是說,由於太子多病,太子代行的君權又交給了戴至德、張文瓘、李敬玄、劉仁軌等宰相團,由他們處理政務。這些宰相備受皇帝和太子信任,並且他們也多為守正之人,效忠的是李治和代行君權的太子。

而當前任太子李弘死後,這種局面依然沒有改變,戴至德、張文瓘等宰相依然兼任太子宮僚,繼續掌握朝政大權。

可以想象,這種局面下,武後的內心該有多焦慮了!

(二)武後的分權

武後雖然以「 ”二聖”身份臨朝多年,但需要指出的是,她參政的權力必須依靠夫君李治來行使,如果李治生病不朝,她不能單獨臨朝聽政。當太子監國之時,當權力下放到宰相團之時,武後自然無法跳到前台與對手展開權力爭奪。

那面對着權力的焦慮,武後該怎么辦呢?沒錯,她創造了「 ”北門學士”,利用他們沖到前台,以分相權,進而形成了新的權力集團。這些小動作,自然讓宰相團感到緊張,於是才有了上元三年(676年)宰相團反對李治令武後攝理國政。雙方你來我往,至此,矛盾已經公開化了。

武後與「 ”北門學士”

綜合以上內容,我們看到,太子和他的宮僚兼宰相團,與武後和她的北門學士之間,已經處於權力競爭狀態,多方的權力競爭讓政局出現了緊張局面。

五、根本原因:皇權下放與分割的必然結果

好了,至此我們終於弄明白了唐高宗李治晚年政局緊張是怎么形成的了。簡單來說,首先是兩任太子與武後之間存在着權力競爭;其次,宰相團與武後之間也存在着權力競爭。競爭之下,各方都產生了權力焦慮,權力焦慮又演變成了權力爭奪。

然而分析到這里,還是不夠的,有必要追問一句:唐高宗晚年政局,為什么會形成權力競爭的局面?

沒錯,李治是脫不開干系的,或者說是,李治代表的皇權是脫不開干系的,盡管這一切看起來並不是故意為之!

我們看到,李治在生病之後,進行了一定的皇權下放:首先他讓武後參政,然後他又讓太子提前監國;而太子監國的過程中又出現了一個意外,因為太子李弘身體不好,所以太子代行的皇權,一定程度上下放給了宰相團。

看到了吧,在皇權下放的過程中,代行皇權的機構有:中宮、太子府、宰相團。代行皇權者過多,就會讓皇權出現分割,而皇權一旦出現分割,就會出現權力的競爭,進而使政局走向緊張。

這才是唐高宗晚年政局緊張的根本原因!


不過,緊張的政局終於還是出現了變化。大唐調露二年(680年),武後認定太子李賢犯了謀逆之罪,將其貶為庶人,不敢輕易挑戰武後權威的李顯成為了下一任太子。而就在三年後,高宗李治駕崩,一個嶄新的局面出現在了武後面前……

參考資料:《舊唐書》

《新唐書》

《資治通鑒》

本文作者:腦洞闡史觀

作者簡介: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媒體人,有數十篇文章流傳網絡,期待你的關注與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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