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隐瞒的真相 高岗事件真相_你知道高岗事件的内幕吗？

高岗事件真相_你知道高岗事件的内幕吗？  

你知道高岗事件的内幕吗？

        据说是为高岗平反了，还搞了诞辰纪念活动，称呼也加了同志二字。也就是说，高岗不再是反党集团头子了，又成革命同志了。以前买过一本盗版书，叫《死亡联盟：高饶事件真相》，就是讲高岗事件。虽然基本上是文学写法，但是资料也还是比较翔实的，有些事情写得很直接，比如ph同志对刘同志、周同志比较有意见，刘同志在建国初期提出的“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之类的事情，以前虽然有耳闻，但是并没有更详细的说法，这次看这个书，才基本上搞清楚了。

        刘同志确实非常非常天才，早在解放之初就能指出，新民主主义阶段还要搞很长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资本主义是必须要发展的，资本家也是要鼓励和提倡的，所以，要“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看来小平同志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号召资本家大力剥削，也是其来有自的，多少应该是受到了一些刘同志的理论的启发。小平同志后来讲，初级阶段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政策要一百年不变，其实都是刘同志的思想成果。他还天才地提出了就是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要紧，农民党员雇工也不要紧。这个理论就更伟大了，超越了50年的时空，实际上是手表理论的伟大先声。

        当然，毕竟是在天朝的土地上正式出版了的书，所以对高岗的描写显得很微妙，正面看是讲他有个人野心，在党中央到处伸手胡搞，生活作风也很成问题，甚至还说他的文化程度很低，连坦克的坦字都不认识。但是，另一方面，又插入了很多高岗在当时做过的事情，以及当时的政治地位。比如说他在东北的时候，一听说农村出现了富农党员，还有雇工，他就立场很明确，坚决反对，认为富农不能入党，雇工的党员要给予处分并责令改正，否则开除党籍。而且，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上也是出了大力的，彭同志从朝鲜回来后一度想要去搞农业，推荐的总参谋长的人选就是高岗同志。

        高岗进京后，担任的是中央计划委员会的主席，这个部门当时的地位非常高，有经济内阁之称。而且，按照当时的分工，计划委员会分管了政务院下属部门中的八个部门，小平同志作为副总理也分管了三个，而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部门，也就是外交部。按照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排序，dz年事已高，不太管事，所以实际上高岗实际上是排在md、刘、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所以，当时他到了北京以后跟别人搞串联，都不是他去找别人，而是他打电话，别人都跑到他家里来拜望他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周遇到信任危机，他当然是很有可能作为替补人选上场的。刘同志因为天津的讲话，对东北富农党员的批示，被md批评了，周也因为新税制的事情被搞得灰头土脸，所以高岗认为他的机会已经到了，这是毫不奇怪的。不过，他似乎过高地估计了md对刘、周当时的不信任程度，也过高地估计了md对他自己的信任程度。md提出党要设总书记，gjzx要让给别人，人大和部长联席会议主席都要分开来，意图是要搞分权制衡，集体领导，以避免某一派势力坐大。而高岗还是沿袭以前的思维，以为这就是md要准备用别人取代刘、周了，这完全是个误会。

        当然，当时刘同志的意见也很险恶，就是提出来要各部门联合办公，这样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对抗md的分权，还是搞集权。如果是这样，md退居二线以后，他就大权独揽了。在当时，他已经在四处用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了，高岗和张闻天关于富农党员的争议官司打到中央，就是他用中央的名义给做的批示。所以md知道这个事情后很生气，拍了桌子，说：“岂有此理!”后来还公开批评说，这个批示他不知道，这就等于公开说刘同志用中央名义批示是擅权了。

        高岗同志对md的意图理解不到位，他完全没有搞清楚，md要他发挥的只是制约刘、周的作用，而不是取代他们。所以在做法上就欠妥当，到处搞串联，做接刘同志的班的准备。结果，当md发现高岗已经在破坏他的意图了的时候，就对他不满意了。不过，他做人也不聪明。md在杭州，让他去找刘、周、邓谈话，做检讨，实际上仍然是在挽救高岗，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跟他们和解，继续朝md设想的分权体制走，结果他又误会了md的意图。

        不过，总体上说，高岗还是很有才干的，只要他在中央工作，就能对刘起很大的制约作用，就能逐渐形成分权体制。可是他却不肯与刘、周和解，反而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很不值得，也很可惜。如果当时能够实现md设想的分权体制，后来的历史应该会是很不一样的。

                                           （摘自西北革命历史网理论园地）

高岗事件的真相，高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不好说 你知道的国家就这样 说多了反而给自己招灾 这是悲哀

关于高岗的一些历史事件？

高岗传

高岗，1905年生于陕西省横山县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出生于殷实的农民家庭。他自幼读书。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榆林陕北联合县立中学，与刘志丹同学。他接受**党员教师魏野畴、李子洲等的教育和影响，思想追求进步，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1925年他参加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学生爱国游行示威。后转至西安入师范学校就读。1926年冬加入中国***。他积极参加西安学生运动和反帝反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党组织派人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从事兵运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在官兵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1928年4月，他参加了渭华起义。1930年，他担任**陕西省委军委交通员，被派往甘肃南部，参与发动武装起义和兵变。1931年在**陕西省委工作（有材料称是省委委员），10月，他参与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1月被陕西省委派到陕甘边。2月，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指挥部成立，他担任**队委会书记兼第二大队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6月3日在游击队强袭临镇时，他临阵动摇带队撤离。同月底归队后被撤销领导职务，下队当战土。7月下旬，**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艮担任陕甘游击队政治委员后，他又被提为**队委会委员。

1933年春夏间，他参与发动王泰吉部骑兵团起义。7月28日，他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出席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主持的省委会议，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搜捕，袁与原省委书记杜衡当场被捕，不久即叛变。他与省委宣传部部长非秘书长贾拓夫乘机逃脱，陕西省委遭严重破坏。贾拓夫指派他回红二十六军主持游击战争，恢复陕甘边游击区工作。3月初，他到达照金根据地，担任由王泰吉骑兵团起义成立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党代表。8月14日，他以**陕西省委军事特派员身份在耀县陈篆坡主持召开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他担任政治委员。随后同正副总指挥王泰吉、刘志丹率红军和游击队机动作战，挫败国民党地方军的“进剿”，巩固发展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年11月在甘肃合水包家塞，他主持召开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决定把陕甘边与陕北两区游击战争协同起来，并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担任师政治委员。1934年1月，他因犯男女关系错误被撤销师政委职务。5月，继任人杨森在战斗中负重伤，他又被任命为师政委。7月23日，他又因犯错误被撤职，陕甘特委决定送他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他迟迟未走。同年冬由于谢子长病重，他被留下继续参加领导工作。

1935年2月5日，他出席在周家涧召开的**陕甘边、陕北两特委联席会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他为委员、常务委员。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他被推选为副主席，担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5月1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在安定县白庙岔会师，成立两军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他任政治委员。旋即同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进行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连战皆捷，缴枪3000余支，俘敌2000余人，攻占了延长、延川、安定、保安等6座县城，取得重大战果，使陕甘边与陕北两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中旬，他与刘志丹率部同长征到达延川的红二十五军会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

团成立，他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任**陕甘晋省委委员。10月2日，参与领导军团取得劳山战斗胜利，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110师。几天后，他因“左”倾领导者开展错误的肃反运动被逮捕，与刘志丹、习仲勋等被关押监禁。10月下旬，**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中央和md、ze等的关怀下，他于11月初获释并彻底平反。此后他在地方从事党的领导工作。1936年6月，他担任**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书记，驻定边，以伊克昭盟为中心开展内蒙古党的工作。不久并任**中央定边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筹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他调任**陕北省委书记。1937年5月，陕北省委撤销，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委常务委员，担任新成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7月**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成立，他兼任书记。他是陕甘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仍任**陕甘宁边区委常务委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8月延安防空协会成立，他被选为主任。同年12月并任**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38年5月，他担任**陕甘宁边区委书记，仍兼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9月至11月，列席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他同林伯渠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正式选举成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他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并任**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1941年初，**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委扩大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他担任书记。5月，**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央西北局，他仍任书记。同年11月6日至21日，他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改选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继续当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1942年1月，他率领中央西北局考察团到绥德、米脂地区调查研究有关土地、三三制、文化教育等问题，为召开高干会议做准备，主持整理调查报告，出版《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4月中旬，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成立，他与任弼时同为负责人，领导边区系统党的整风运动，同时参加**中央高级学习组，为第一组副组长（组长md兼）。5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领导和指挥陕甘宁留守兵团与晋绥军区部队，他被任命为代理政治委员（政委关向应因病休养）。同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他主持召开了著名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他先后对陕甘宁党的历史问题讨论作结论，就统一领导问题作报告，并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报告。1944年5月起，他列席**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参与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文件草案。同年9月1日，**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他为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他出席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主席团委员，在大会上发言，介绍陕甘宁边区创立和发展的经验，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他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党的主要领导工作，对保卫、建设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参与领导干部整风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中央派到东北工作。同年11月，**中央北满分局成立，他为常务委员，并为东北局委员。不久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北满军区司令员。11月25日，他同陈云、张闻天联名致电**中央，建议东北我军主力分兵东满、西满、北满，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6年1月，**中央军委调整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建制，他仍任北满军区司令员，协助陈云领导建立北满根据地。5月12日，**中央决定由他代理东北民主联军第二政治委员（罗荣桓因病赴苏联治疗），主持军事行政和军队政治工作。6月16日，**中央决定调整东北局领导班子，他担任**中央东北局副书记。7月，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局扩大会议。此后由于彭真调回党中央，罗荣桓出国，陈云去南满分局，书记bl主要抓军事指挥作战，东北局日常工作实际由他主持。1947年5月下旬，**中央军委东北分会成立，他为委员。他参与领导东北自卫战争，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组织整党、建政、剿匪，动员人力物资支援前线，为建立、巩固、发展东北根据地，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他担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8月14日，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成立，他担任**中央东北局代理书记，兼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在后方哈尔滨主持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工作，动员组织大批人员物资支援辽沈战役和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1949年3月14日，**中央鉴于bl、罗荣桓等已率部准备南下，决定他接任**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7月间，他以东北商业代表团团长身份赴苏联莫斯科，商谈中苏贸易，签订了互相换货的协定。8月26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成立，他被推选为主席。他参与领导解放东北地区的斗争，组织领导东北解放区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加强人民政权建设和文化教育等建设，为争取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作为全国解放区的代表，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仍主持东北地区党政军工作。1951年11月，增补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3年1月，东北人民政府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他仍被任命为主席。他在东北工作期间，居功自傲，生活腐化，目无中央，闹独立王国。1953年调到中央工作后，他野心毕露，与饶漱石进行分裂党中央领导的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他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但他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于会后自杀，自绝于党。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他的党籍。

历史为什么 高岗事件的来龙去脉

高岗事件的来龙去脉（1）

从新中国建国到md逝世，一共发生过四次“路线斗争”，第一次路线斗争是高岗、饶漱石，主要是高岗；第二次是ph，第三次是lq，第四次是bl。文革后，这四次路线斗争中的ph和lq得到平反，而高岗与bl维持原判。

1955年3月，中共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给“高、饶事件”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阴谋集团”，并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文革后，“高饶事件”摘去了“路线斗争”的标签，但仍然称高、饶是“野心家”，罪名仍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另外，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前兆的突发事件，再加上高岗的自杀，更使高岗事件显得扑簌迷离。还有，因为高岗事件维持原判，所以现在能看到的关于高岗的史料很少，特别是一级史料极少，这就使研究高岗事件更加困难。

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正好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很多关于高岗事件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这些作品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编撰了不少并非史实的情节，使人对高岗事件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

现在能看到的关于高岗事件的一级史料，有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等，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香港出版的原高岗秘书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合著的《高岗在北京》，其中作者回忆了高岗的一些谈话，也可以视为“准一级”史料。此外，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专门提到“高饶事件”，可以视为官方对高饶事件的正式解释。

高岗事件的核心，是高岗反对lq，试图扳倒lq。关于这点，高岗本人也承认。不过对于高岗试图将lq“取而代之”的说法，高岗本人并不承认。据《高岗在北京》记述，高岗本人是这样说的：

【高岗首先讲了他对lq的认识的变化过程，他说：“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对少奇，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1947年到1952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

“对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1947年。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

你知道高岗事件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吗？

       高岗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老乡，香港文汇报此前独家报道中央有关部门受中央主要领导人委托会见高岗夫人李力群老太太，明确说：“中央已经明确，从此称高岗同志”。今年是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且看笔者梳理高岗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高岗事件，或称高饶事件，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文革”中被列入党的十次路线斗争。

        从1952年8月起，md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陆续将dp、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五个大区的领导调至北京。“五马进京，一马当先”，md格外器重高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管“经济内阁”，可谓位高权重。孰料好景不长，1955年3月，gcdzg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该决议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至于高岗本人，已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高岗事件扑朔迷离。六十年后的今天，随着各种论著、回忆录的面世，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公之于众，民间和官方对他的评价，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片段一：md密令高岗调查lq。赵家梁（高岗秘书）和张晓霁（张明远之女）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披露：1953年春夏之交，md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lq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md交给高岗去办，不仅说明他对高岗很信任，也让后者意识到，md与lq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lq的革命品质产生了怀疑，很可能在考虑更换接班人的问题。后来高岗给md送交了一份报告，内容不得而知。无独有偶，“文化大革命”中，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lq罪行的审查报告》，其中的所谓罪行就包括1929年他在奉天被捕后的“大叛卖”，lq因此被扣上“叛徒”的帽子。

        片段二：高岗获得四个大区支持。1980年3月19日，dp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md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bl的支持，也得到了ph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bl，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ph同志。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md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

        片段三：bl仗义执言。1953年12月，md决定“保刘弃高”，派dp做ph的工作，又让陈云去南方，“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陈云奉命转告正在杭州休养的bl：“不要上高岗的当”。bl虽然同意不再支持高岗，但又表示：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候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见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

        片段四：lq与ph的心结。ph和高岗感情深厚。高岗自杀后，ph站在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含着泪，跺着脚说：“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见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1959年庐山会议，ph遭到批判，墙倒众人推，lq也在会上旧事重提：高岗事件前，（ph——笔者注）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962年1月27日，lq在七千人大会上说，长期以来ph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ph，而是ph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ph同志不能平反”。ph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杨尚昆说：“请转报主席和lq，郑重声明没有此事。”（见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

  片段五：“苏区党”与“白区党”。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张明远在《我的回忆》中写道，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bl在西山养病，高岗带着一些大区负责人去看望他。后来，张明远听一位同志（指王鹤寿）说：林总看问题尖锐深刻，他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md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经考验的……。这次见面结束后，md接见高岗和张明远，在谈话中他忽然提到：有个同志对我说，现在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白区党的司令部，另一个是苏区党的司令部，以我为首。我批评了这个同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只有一个gcdzg，一个司令部，就是党中央。张明远颇感惊讶。关于“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他过去没听说过，自然感到意外和不解。md为何主动提起此事，确实耐人寻味。

        进入新世纪以来，形势不断变化。2009年8月29日，高岗铜像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高岗故居前揭幕。据报道，这尊铜像由当地民间组织筹划，私人捐资铸造。2011年出版的《gcdzg历史》第二卷，在评论高岗事件时，不再强调高岗、饶漱石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而是指出：高、饶的阴谋活动，其实质是利用党内某些本属正常的不同意见或看法，挑拨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并故意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从而造成党的分裂。时移世易，高岗又成“同志”，公开平反大概并不遥远。其实高岗对md忠心耿耿，他反对的是lq等人，虽然有错误，却不能定性为反党。所谓“高饶反党联盟”，显然站不住脚。当年高岗跟习仲勋关系密切，也是一个看得见的有利因素。五六十年代的所谓反党集团、路线斗争，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客观地说，高岗既是政治斗争的参与者，又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时代在进步，总有一天，人们会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来源：中评网历史频道、西北革命历史网）

为什么打倒高岗

高岗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编造”、煽动毛刘矛盾，而在于向外“散发”了md的真实意图。对此，《党史第二卷》在叙述中特意加上了注释，不再提高、饶“反党联盟”，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有谁对中国近现代史比较清楚的，能告诉我高岗这个人的来历啊。

高岗之死的真相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暗中反对lq的活动,md已有所觉察,他曾明确说过,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ze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曾正式传达md的话说:“不能把华北几个同志(按指薄一波等)说成宗派。”财经会议结束后,md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又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他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陈云7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看到高岗在会里会外违反组织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显然是针对lq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lq。9月初,lq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他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lq出于善意,于11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也对某些问题作了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lq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少奇同志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所谈的缺点、错误属个别性质;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却傲慢地一声不吭,表明他的本意并不在这些问题,而是另有图谋。

后来,有的同志向陈云反映说,高岗反对lq的这些作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他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这次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自己了。

高饶“天机”泄露

高岗以为lq找他谈话并向他作自我批评,是他的一个“胜利”。在南下活动回到北京后,他以为推倒lq更有把握了。因此,又利用ph与他联系工作之机,妄图拉彭反刘。ph后来揭发说,中央准备在1953年12月里召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一次中央讨论为会议准备的报告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md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随后,彭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岗,高却指着桌子上摆的lq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延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等记录稿,问彭看过这些文件没有。彭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处,又向彭提起lq。高说:“lq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md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安在华北,×××安在华东,×××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md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md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md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驳斥说:“少奇对md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ph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因当时还未认识到高岗的不良居心,也就没有再作争论。

接着,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dp摊牌,妄图争取他俩的支持。

陈云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md提出自己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lq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lq的目的。于是,他向md作了汇报。

事隔多年以后,dp谈到此事时说:md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bl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bl,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lq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lq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lq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md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岗在党中央正式会议上站出来公开反对lq,是1953年12月。当时md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md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lq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刘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坐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意见理所当然地被否决。

这时,许多听过高岗散布流言蜚语的同志也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md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了情况。他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风趣地谈到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的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md笑谈“秦灭楚”

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md不指名地点了高岗的问题。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md后来说,他对高、饶问题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当时,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的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做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紧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话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 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总之,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是1953年秋冬才逐步发现的。

关于高岗问题的性质,md继“两个司令部”一说之后,还曾说高岗是反他的。

1954年1月3日,md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md与他们谈话中,暗示了中国党内将发生大的问题,并说问题的性质是,党内有人要打倒他。据当年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md对他们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md又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md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但是,即便md这样说,他决定对高岗、饶漱石仍坚持团结的方针。

就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md提议中央起草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得到政治局同志的同意,并委托lq主持起草。会议决定,由于md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lq代理md主持中央工作。当晚,md偕田家英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2月29日,lq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随即派人送往杭州,请md审定。在md主持下,由跟他一起到杭州的同志参加,又对决定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据当年跟随md到杭州的胡乔木后来回忆:“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md花很大力量修改,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但代表当时的思想。特别是md加了一段,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个人野心家要分裂党。认为高岗是贝利亚第二。有人看到这个修改马上报告高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高岗乱了方寸

就在陈云、dp向md报告了高岗正在搞的非组织活动后,ze受md的委托,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了解高岗背着党中央搞的种种不正当活动。当12月24日md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点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后,高岗开始警觉起来,到处设法打听中央的消息。他听说ze找某人谈过话后,当即打电话将某同志找去问与周谈了些什么。某同志希望高岗能就此回头,因此将与ze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他,规劝高岗,只要现在决心改,还来得及,不要一错再错。建议高岗找lq谈谈,诚恳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或向md写一封信,检讨承认错误。高岗得知他的地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他表示不能与lq谈,谈也谈不清,但想给md写一封信。

高岗拟好给md的信以后,心里很不踏实,半夜将他的秘书班子找去,要他们帮助修改。信的中心意思是想到杭州找md当面谈一次话。秘书们帮他在文字上作些斟酌,主要是把检讨的语气略加重些,同时建议高将此信先送lq,由刘转毛。高认为不可,于是又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要杨着专人送杭州呈毛。希望md出面,帮他在党内转圜。

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哪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四中全会的方针

1954年1月7日,md在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给lq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bl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md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md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md提议,报告请lq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说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md明确指出,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他在信末专门交代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1月8日晨3时,毛又另写一封信给lq个人,内称: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的建议,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lq接到md交杨尚昆带回的信后,于1月12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md的建议,商议召开四中全会的有关问题,决定将经md在杭州修改后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讨论。lq于15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16日,lq致电md,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1月20日可送交主席。

就在此时,md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对此,md1月22日致电lq,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代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谈的问题。”毛还专门交代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md在1月7日给lq并书记处写信建议召开四中全会的同日,又另给lq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也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毛交代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根据md的意见,lq在准备向四中全会作工作报告的同时,对自己在全会上要作的自我批评也进行认真准备。1月16日,他在给md的电报中除说明四中全会的开会通知已经发出外,对这两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专门向毛作了报告,内称: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1月20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上的检讨送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鉴于md确定的四中全会主要是正面强调党的团结,欢迎犯错误的同志作自我批评,而不开展批评的方针,以及md交代与高岗谈话的任务,lq约ze、dp一起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3日,又约ze、dz、陈云、dp一起,找饶漱石谈了话。向高、饶二人阐明md确定的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希望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向全会作彻底交代和深刻检讨。

在此期间,lq再次对四中全会的各项文件进行修改,于1月下旬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程赴杭州送md定夺。1月27日,md对四中全会有关各项事宜最后拍板。他在当日写给lq及书记处的信中说:关于文件修改及我的一些意见,请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1月29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md召开四中全会的意见,以及对lq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这样,召开全会的各项准备全部就绪。中央书记处决定四中全会于2月6日举行。

七届四中全会经过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md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lq受中央政治局和md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他用阶级斗争观点和党的历史经验论证说: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他提出,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以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lq指出: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也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lq最后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dz、ze、陈云、dp等44人在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政治野心作了揭露,希望他们悬崖勒马。

dz批驳了高岗散布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

ze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更是开门见山。他说:我们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zg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zg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这里的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lq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的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会上,dp特别针对高岗攻击lq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lq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议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少奇同志都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作用的。当时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所以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左”防“左”,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有些流言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dp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lq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露,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生产的问题上。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在党内形成共识。

揭发高、饶的座谈会

就在md1月22日明确回绝高岗来杭州谈话的要求后,高岗无奈于25日分别向lq、ze、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虽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仍企图应付过关。因此,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

2月15日至25日,举行了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ze主持。15日首先由高岗作了检讨。16日,ze在会上转达了lq对高岗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会上有43人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使高岗甚为惊恐。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7日),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17日晚,lq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ze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ze提出的各项办法。

2月25日,ze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

ze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做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领导。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md的旗帜,伪造md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按指lq、ze),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按指陈云、dp),同时提出自己做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一切阴谋的本质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另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ze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发觉和坚决有力地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ze的这个发言,是经过md审阅并修改过的。毛在2月28日给lq并书记处的信中说:ze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实际上,毛还亲自作了一些修改,如“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一段,就是毛亲笔加上的。

中央政治局于3月1日批准了ze的这个发言。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ze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的材料。

高岗是什么时候自杀的

为什么不利用高岗打倒lq呢

高岗那是在分裂党，暴露md的核心机密，当然要先打到他啦！而lq不是想分裂党，而是想把中国并入苏联，虽然险恶但并不急切，当然要后打倒。记得lq有一句著名语录，这也许是他最终被抛弃的原因吧。他说：gcdzg是苏联共产党的分部。

她是怎样为高岗挣得“同志”称谓的？

        这个“她”，是高岗的夫人李力群。李力群，1920年生，现年95岁，依然健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身革命，1938年在延安入党，1940年与高岗结婚。

       1954年七届二中全会后，高岗和饶漱石被定性为“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并且牵连了一批党内高级干部。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dp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大会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随后召开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个决议。既然被开除出党，“同志”的称谓就不再属于高岗了，他就以“野心家、阴谋家”定格在历史。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留下李力群孤儿寡母。尽管迫于压力，李力群不敢对中央关于高岗的定性有任何疑义，但她了解高岗，从来不认为高岗会做出分裂党、反对md的事情。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在1978年hyb主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后，李力群就高岗问题的定性向中央反映，希望高岗获得平反。李力群回忆说：

        大约是1978年，hyb同志任中组部部长时，有一天我去灯市口富强胡同hyb家里看望他。见面后刚坐下，还未等我说明来意时，耀邦同志就对我说：“高岗是党内问题，不是反党，反md，有错误，犯了自由主义，不应该将md个别对他（指高岗）讲的话又在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还在别的老同志面前议论少奇的长与短。你与孩子不要背包袱，孩子考大学时，总理特别给有的大学（指报考大学）打招呼对组织部也讲了，成绩达标，优先录取，不要牵扯高岗问题。高岗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我已要中组部成立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平反。过去在东北工作的同志如陈伯村同志，也对我谈过，也给组织部写过信，说明高岗在东北工作情况，高岗没有反党反md，对党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在西北、东北的工作，历史可证明他是有功的。过去md对他的工作成绩多次在书面、电报和口头表扬过，让大家向他学习。”（李力群：《难忘的回忆》，载《忆高岗同志》，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286-287页）但是，由于各种原因，hyb的努力被束之高阁。

        但是，李力群并不气馁。此后，每一届中央领导上任，她都要写信申述高岗问题。20多年来，她写下了不少信，唯一的愿望就是“要求能从历史看高岗，能实事求是地给高岗做个结论，回到历史的本来面貌”。李力群锲而不舍的努力，也慢慢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回应。李力群回忆：2002年曾庆红同志要中组部副部长李铁林和审干局局长赵恩洲以及中组部老干部局处长吴卫新（女同志）来我家谈话，我心里很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面说一面流泪，我说高岗没有反－党、反md，他对md无限忠诚，他一生为党为人民，作了许多贡献，他一生出生入死，为党为人民流血流汗忘我工作。……他最后怎么落个这样下场当成敌人处理呢？我一直想不通。他冤枉。我也永远忘不了高岗死后md、周总理对我几个孩子的关怀照顾的恩情，我请求党中央能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实事求是给他做个公正的结论。我今年84岁了，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看到这个结论。李铁林同志听完我的情况说：“请你耐心等待，此事要调查研究写个报告给党中央。我留个电话，你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可找他们（《忆高岗同志》，286页）。在李力群申诉的漫长时间里，这大概是第一次得到中央的回应，所以她激动的“一面说一面流泪”。

        2003年9月14日，李力群在给“曾庆红同志并ht同志及常委各同志”的信中说：“我曾数次给党中央写信，也给曾－庆－红写过信。现在我再一次将自己亲身经历如实写出。向党组织报告。”信中还说：“我今年已经84岁了，来日不多，恳求党中央能在我一息尚存之时，对高岗问题进行审查，公正对待历史，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结论。”（信见《忆高岗同志》，263页）大概因为李力群这封信，有了这样的结果。李力群回忆说：2004年6月，中组部的赵洪祝同志和中纪委的同志代表中央找我谈话，告诉我：中央对高岗问题很重视，组织了人力，用了三年的时间，查阅了五百多份档案。高岗同志对西北、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及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确实做了很多贡献，我们很受感动。但是高岗的问题是1955年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还不宜作出平反，当然这个事件发生在现在是不会那样处理的（《忆高岗同志》， 290页）。

           2005年11月16日，李力群在“写给刘力贞、张光同志的信”中，把赵洪祝代表中央的这次谈话，作为“一个欣慰的消息”告诉老朋友，可以补充上面的回忆。李力群信中说：2004年6月初，中央派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同志和中纪委副书记张惠新代表组织来看我，赵洪祝副部长说：“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重新审阅高岗的问题很重视，组织力量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查阅了各个历史时期500余份档案资料，对高岗同志的一生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高岗同志为党为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许多重要贡献，我们看了很受教育和鼓舞”。他还告诉我：今后提到高岗，一律改称“同志”。不再提“反党联盟”……之事。他们还说到：1955年的决议还不宜纠正。因为现在党内还有不同意见，时机还未到，请我耐心等待。我听过之后，心里很激动，话都说不出来，我流着泪对他们说：感谢中央能够实事求是的审议高岗同志的问题，我一定耐心等待那一天。（信见《忆高岗同志》，302页）这次中央安排人与李力群谈话的人，一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一是中纪委副书记，与2002年那次相比，规格显然高了不少。在李力群看来，这当然也表明中央对她申诉的问题的重视。因此，为高岗挣得了“同志”的称谓，李力群和家人非常兴奋。

         李力群说：赵洪祝副部长称“高岗同志”，使我和子女惊喜不已，为两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勇于纠正前人错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感到极大的慰藉和鼓舞。赵副部长提到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不宜公开平反，我从大局出发也表示理解。【李力群2011年2月22日致中央常委的信，见《高岗事件考辨》（增订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107页】。可是，高岗的“同志”称谓，要在历史的结论中得到体现，并不那么容易。2011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gcdzg历史》（第二卷）出版，内容中关于高岗的叙述，虽然仍然沿用了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但书中阐明高饶问题的实质，着眼于指出其“分裂党”的危害，而有意淡化“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定性。尽管官方史书书写者在高岗和饶漱石问题上费了一番苦心，但是，在李力群看来，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叙事方式，并没有对高岗的定性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更何况，她和家人引以为豪的“同志”称谓没有得到任何体现。

        为此，2011年2月22日，91岁高龄的李力群，再次给中央写信，阐述自己的看法。她说：这部书关于“高饶事件”的内容，“没有吸收近六十年来我们党对党内，特别是中央内部政治生活进行理性审视和历史反思的正面成果；没有对党内长期广泛地要求重新认识‘高饶事件’的必然性给予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主政期间，于2004年结束的历史三年之久、中央组织部对高岗事件及他个人历史的重新审查和新的结论精神，采取了回避与背离的态度”。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在历史纠错问题上迟滞与倒退”（《高岗事件考辨》（增订本）, 107页），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忆高岗同志》。

     官方对高岗没有采用“同志”的称谓，但民间，尤其是高岗的家乡陕西省横山县的有关领导，则把“同志”的称谓看作了对高岗定性“新的结论精神”。在家乡开始了一系列弘扬高岗的活动。2005年10月，高岗诞辰100周年，高岗的家乡横山县举行了纪念活动。

       2008年10月，高岗旧居纪念室开展；2009年8月29日，高岗铜像揭幕；同年，《开国元勋高岗》历史纪录片举行了隆重的首映式。2010年，由“陕西省横山县高岗与中国革命研究会编”的《忆高岗同志》，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特用“高岗同志”，当然是有所指；这也是大陆正式出版物中第一次出现高岗“同志”的称谓。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习仲勋》中，与习仲勋同属中共陕北干部一脉的高岗首次在片中以正面形象出现。

       2015年10月25日，纪念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李力群及小儿子高燕生应邀出席会议，并第一排显要位置就座。李力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关于高岗的申诉，“我写过很多材料，都交给组织了，希望中央能正视高岗的贡献与过失，给予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

          2015年10月25日上午，黄土情联谊会主办的《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座谈会》，在北京万寿庄宾馆大礼堂举行。黄土情联谊会在京的部分领导和会员、专程从西安等地赶到北京参会的有关人员，以及高岗同志的部分亲属等150多人出席会议。与会者认真观看了由黄土情联谊会投资制作的《高岗同志纪录片》。该片系统地展示了高岗同志传奇的革命人生，与会者一起缅怀了开国元勋高岗同志的革命事迹。这应该是高岗在1955年被定性后，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高岗同志的座谈会。尽管看起来是由民间性质的“黄土情联谊会”举办，但所透露出的信息足以让一些人有所期待。（本文摘自西北革命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