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 "灭人欲"的明朝为什么会让“和谐”文学大行其道？

"灭人欲"的明朝为什么会让“和谐”文学大行其道？  

在中国的历史中，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在那个朝代里，有好些本是相对立的东西，却都能平安地裹在一个叫做明朝的大袍子里相安共容。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么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在这样的朝代里，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文艺自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超然于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艺，是弘扬着理学精义的文艺。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在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现在还能看到，创作、刻印、流行于明朝的色情小说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十二三种。这些作品中，不论创作的主旨如何，但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戏。除此之外，那些较为隐晦但仍以描写男女之情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是多得难以计数。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著）。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色情，自然是宣扬情欲的，而情欲则又实在是人之大欲也。明朝主流文化的台面上高唱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而它的背后流行的却是宣扬欲望的色情文学。虽然也时有遭受焚书毁版的查禁，可一部又一部的色情小说还是不断出现和流行。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着与理论上如此相悖的事情，岂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么？

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严刑酷法的时代，自从朱元璋坐上龙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将天下的大权紧紧地攥在手里，有着无上的权威。明朝开国时是设有宰相一职的，但设了几年，朱元璋觉得一人之下还有一个万人之上的人，心里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便设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宰相一个个都杀掉了，并从此立下规矩，朱氏天下永不再设宰相一职，后来这话便成为家规国训，永远也没有人敢提议恢复。

万历年间，张居正虽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名。所以，在整个明朝期间，虽不断有太监弄权、阉人擅政，把个朝代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无人敢提议复设宰相，帮助皇帝管理一个偌大的帝国。明朝中叶出了一个过继皇帝，因为他要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们群起而反对，这位皇帝便一气之下再也不上朝与他的大臣们见面，时间达十二年之久，用柏杨的话说，大明王朝那时成了一个无头朝代。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帝国的朝臣们也无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见那时儒臣们的中规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白痴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

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宋朝的时候，书生们挤不上入朝为官的独木桥，还可以做做学问，弄一弄什么道学之类，有了自己的创见便可以发表出来的，但在明朝，理学已成为皇家钦定的真理，用不着书生们再去动脑子，搞什么理论创新了，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学问这时便做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