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寄往台湾的16字密信

ze寄往台湾的16字密信  

1961年12月12日晚，ze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旧部袍泽及亲友出席的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在这次宴会上，ze回想起当年他在延安两次会晤张学良将军的往事，同时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席间，许多和张学良一起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旧部和中共重要人士，耳闻ze的讲演都无不泪水潸然。特别是张学铭和张学思，对他们阔别多年的兄长张学良的怀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席间响起一片哭声。面对此情此景，更让ze思念仍在台湾秘密幽禁的张学良。
宴会结束以后，ze回想起张学良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应该是1946年春天。当时，张学良手书的密信系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之命前往贵州息烽监狱探访张学良的时候，偷偷避开戴笠的耳目捎出来的。张学良在写给ze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弟良于四月十九日。”
接到张学良的密信后，ze曾多次利用公开场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早日释放张、杨的严正吁请。然而由于蒋介石心如铁坚的囚张政策，时至1961年，“西安事变”已然25个春秋，当年在延安和西安为抗日大计喋血共奋的张学良将军，却仍然幽居在天涯水陬，甚至与世隔绝。ze抚今追昔，一腔悲愤之情，无法控制。于是，ze总理决定亲笔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再写一封信。可是，1961年的海峡两岸虽然近在咫尺，给张学良捎信却比登天还难。这封重要的信由谁才能越过国民党军队密封禁锢的台湾海峡，安全送到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手中呢？
第一个送信的人选，是当时正在香港的郭增恺夫人。郭增恺先生是着名抗日将领杨虎城旧部，曾任西北军高级参议，思想要求进步，靠近gcdzg。“西安事变”前因爱国和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表过激愤之言，所以遭到戴笠军统特务的逮捕，又被蒋介石下令囚禁在南京军人监狱。
ze和郭增恺先生的结识，即为1936年冬天。那时张、杨两将军发动的兵谏已经打响，ze受张、杨两将军的电邀，专程从延安飞往西安。当时郭增恺已经出狱，由于宋美龄和宋子文要一起到西安来，所以想起被蒋介石和戴笠羁押在南京的郭增恺。在这种情况下，由宋美龄出面保释，郭增恺得以随行返回西安。也在这一时期，在西安的中共代表ze，结识了郭增恺的夫人。
现在ze忽然想起给张学良转送信件，必要一位身份合适的人才可胜任。而和ze熟稔又与张学良有交往的郭增恺夫人仍在香港，同时她又有去台湾探亲的便利条件。所以，中央有关部门便通过相关渠道准备和郭增恺夫人取得联系，以促成此信的安全送达。遗憾的是，当时的郭夫人不在香港，而远去英伦医病，所以ze希望请郭增恺夫人充任信件传递人的想法便不得不搁了下来。
但是，诸多史料均对郭增恺夫人充当周总理信使一事，有所记载。其中有人甚至还把郭增恺夫人代转ze密信的情节加以虚构，写成小说公开发表。虚构的故事颇具传奇性：郭增恺夫人在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委托以后，亲自来北京面见ze，并把ze的亲笔信悄悄从北京带回香港。为了顺利进入戒备森严的台湾，郭增恺夫人将ze总理的密信小心密藏在一支精致的口红盒内，然后她以探亲作为赴台的理由，搭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她到台北以后，了解到张学良和赵一荻已皈依基督教，每星期三必到士林地区的凯歌教堂听周联华牧师讲解《圣经》。所以，郭夫人就在一个下着霏霏细雨的上午，装扮成基督教友，从而混进了士林教堂。在那里，她故意和张学良、赵一荻同坐在一排椅子上。在彼此默然听讲《圣经》时，郭夫人把那支口红塞给了身边的赵一荻，从而把ze的密信顺利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毋庸讳言，ze的亲笔信确已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里，然而，郭增恺夫人既然不是这封信的真正传递人，那么，又是谁把ze这封重要密信送到张学良的手中呢？她就是朱湄筠女士。
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况，向ze作了汇报。ze遂同意中央负责台情工作的部门，直接派人去香港，设法与朱湄筠取得联系。
行前，朱启钤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朱湄筠的生父）已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的亲笔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当朱湄筠获悉ze总理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动念后，十分感动。她虽然身居香港，却对祖国大陆寄予深情，特别是父亲朱启钤晚年在京多受ze和政府的厚遇，尤让她感激不已。这时朱光沐（朱湄筠的丈夫）已经病故，但朱湄筠的许多亲友仍在台湾。所以她当即答应一定遵照周总理指示，亲自前往台湾转交密信。这时，ze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ze用毛笔在雪白信笺上只写下16个饱含深意的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经过ze反复思考推敲写下的16个字，其深切含意定会让幽禁中的张学良既感受到gcdzg和ze本人对他的关怀，同时也会鼓舞张学良在艰难环境中的斗志。
ze考虑到张氏家族在大陆的成员，数十年来也无时不思念在台羁押的张学良，尤其是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和虽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军副司令员张学思，也都对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哥日思夜想，于是决定张学铭和张学思也可给大哥各写信一封，一并通过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台湾。
朱湄筠接到这三封信以后，把它们小心密封在一只精致糖果盒的底层，然后正式向台湾方面申请赴台探亲。当时台湾当局对香港居民赴台探亲也同样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意在担心有少数“匪谍”潜入台岛。由于进岛的人数控制严格，申请探亲者至少要有两人以上作保，方可办理手续。尽管如此，朱湄筠仍在台湾亲友们的鼎力帮助下，于1962年4月，得以从香港飞入台岛。
她到台北后，才发现蒋介石那时尽管在名义上给张学良以“自由”，可是，如果想走进张学良在北投复兴岗70号的住宅，关卡重重，特务密布，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她发现张学良的自由十分有限，身边至少有一个连便衣担任“保护”。如果一位从香港到台的女客去面见张学良，事先必须得到台湾情治部门的批准才可放行。至于张学良每周必去台北士林教堂做礼拜的传闻，经朱湄筠到台后了解，确认乃是实情。但士林地区历来为蒋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凯歌教堂听《圣经》的，除蒋家人外便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像朱湄筠这样从香港来台探亲的人是决然不得随便进入士林地区的，更休想利用听经的机会，把信函转交给张氏本人。朱湄筠知道如果万一发生意外，必然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至会危及张学良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朱湄筠女士没有气馁，她决心在台北住下来，慢慢等待时机。
一直到当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继续在台湾久留，必然会引起台湾情治机关的注意。幸好当年10月10日张学良有一次公开活动，朱湄筠即通过从前在天津结识的黄仁霖（张学良挚友、宋美龄的大管家），把她从香港带至台北的一盒糖果，转交给当时住在董显光（张学良的基督老师，国民党前驻美国大使）家里的张学良夫妇。黄仁霖不知这盒高级糖果内的玄机，不费吹灰之力就安全送到董家。至此，ze总理和张学铭、张学思的三封信，才辗转送到张学良的手里。
ze自这三封信送至朱湄筠手中后，始终挂念转信的情况。当年年底，中央有关部门才把朱湄筠女士转信的具体情况上报，该文件这样写道：“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即朱湄筠）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这里指我方之意，亦即ze的信）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亦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至此，ze的心愿通过朱湄筠的努力得以实现了，为公为私，朱湄筠女士都功不可没。
晚年的朱湄筠从香港随子女移居加拿大，张学良1991年飞往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她才得以与张学良及夫人赵一荻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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