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史学思想 历史记忆，傅斯年：北京大学的史学大家，铁血校长

历史记忆，傅斯年：北京大学的史学大家，铁血校长  

傅斯年所主张的从哲学与实证科学角度解释历史，以及从人论述史事的观点与史事发生过程二重视角理解历史，为后人推进史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傅斯年，字孟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与胡适一样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1918年与罗家伦、毛子水等20余人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白话文，反对中国传统的以「教条」为社会道德标准的思想倾向。然而他当时的立场又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全盘西化」那样激进，相反他主张从客观持平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在〈破坏〉一文中他提醒人们注意三点：「(1)长期的破坏，不见建设的事业，要渐渐丧失信用的。」「(2)若把长期破坏的精神，留几分在建设上，成就总比长期破坏多。」「(3)发表破坏的议论，自然免不了攻击别人：但是必须照着『哀矜勿喜』的心理。」所以他重视的是如何具批判精神之余又能避免因偏颇与片面认知而引致恶果。

他于1916年考进北京大学国文学科，期间曾受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清代朴学治学方法影响。但后来当胡适来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他就受到胡适将西学引入中学的观点影响，加入「文学革命」的行列，其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国粹派」未能重新检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诸问题。于〈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当然，此观点与他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观点有关。

将科学精神引入史学

作为历史学家，他留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与「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名句。他一生接受的思想来源可谓非常多，如果要归纳起来，可以说他不是只专长于一门知识的学人，而是广泛地吸收西方思想的成果，究其是重视实证科学的部分，作为他治学的基本方法与态度。然而，我们不要误解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一句，以为他只着重清代考据学家的治学方法，只从事于琐碎的考证工作，完全不理整体的社会事实。

其实他还提出一句「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出自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认为中国的史学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理解方式（包括「正统」史书只记载帝王将相事迹的历史，他尤其攻击根据道德立场着史的方法），应广泛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历史学、语言学的治学方法，从分科治学的角度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因此，他受西方19世纪的史学泰斗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实证史学影响，从来自同一的史事但源于不同史料所透露的讯息中进行比较，观察历史上实际上发生的物理与人类语言方面的事件，照顾史料所呈现的「史实」的复杂性，才能得出比较可信的史实。史学以可信的史料为基础，同时利用其他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工具，从其他学科中得到从未想过的新观点，正是傅斯年比前人超前的地方。

性如烈火的文人

这位当过北京大学与台湾大学校长的知识分子，其个性耿直刚烈（之前我们也有在【百年新儒学】这个系列中交代过他的事件。）1940年代向国家政府的皇亲国戚孔祥熙与宋子文开火，揭发孔氏的贪污舞弊案。1949年4月6日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当时军队闯入校园，不经法律程序逮捕师生，他向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证据该抓就抓，若无证据就不能随便进学校抓学生！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其后于台大又开自由讲学、研究的风气。

岳南于《傅斯年与陈寅恪》一书中曾如此形容他的性格：「具梁山好汉的相貌与血性」，「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待人接物具有泰山压顶般磅薄气势」，故他爱恨分明，对不认同其行为的人就绝不姑息。比如在1945年，他曾与著名的文学家周作人闹过不和，甚至主导了一场开除其北大教席的事件。由于周作人于日本入侵时期曾留在北大任教，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而傅斯年由于民族主义的立场，对他曾向日人屈服非常反感，故反对当时采取较温和立场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国民政府将西南联大的学者尽快调至北大，并取消周作人的教席。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次年5月解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周作人在狱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傅斯年向国民党政权献媚之事。

姑且搁置此事的对错不论，1949年傅斯年随国民政府迁台，成为台大校长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是首任院长），在治学方面一直维持严谨学风。他生平除了着有〈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夷夏东西说〉、又在史学方法、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方面有等身的著作，如《战国子家叙论》、《史学方法导论》与《性命古训辩证》。他所主张的从哲学与实证科学角度解释历史，以及从人论述史事的观点与史事发生过程二重视角理解历史，为后人推进史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