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简述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简述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简述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简述汽车外形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因素

汽车车身形式的发展主要经历了马车型汽车、箱型汽车、甲壳虫型汽车、船型汽车、鱼型汽车和楔形汽车几个阶段。

马车型汽车时代
最早出现的汽车，其车身造型基本沿用了马车的形式，因此称为“无马的马车”，英文名“Sedan”就是指欧洲贵族乘用的一种豪华马车。1908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生产了著名的T型车，最初是一种带布篷的小客车，成为马车型汽车的代表。
汽车的马车型时代，由于汽车没有自己的造型风格，所以也可以说是汽车造型的史前时代。
箱型汽车
1986年，法国人本哈特和拉瓦索生产了世界上首辆封闭式汽车，也箱形汽车的开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1915年生产出一种不同于马车型的汽车，其外型特点很箱一只大箱子，并装有门和窗，因此被称为“箱型汽车”。箱型汽车重视了人体工程学，内部空间大，乘坐舒适，有活动房屋的美称。但是，空气阻力大，妨碍了汽车前进的速度，为汽车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甲壳虫型汽车
箱型汽车时代后期，人们开始认识到空气阻力的重要性。汽车的空气阻力除与迎风面积和车速有关外，还和汽车的纵部面形状有关，越呈流线型汽车的正面阻力和后面涡流越小，因此，促使人们致力于流线型车身的设计。1934年，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气流牌轿车首先采用流线型车身，是流线型汽车的先锋。1937年，的多设计天才费尔南德·保时捷开始设计类似甲壳虫外形的汽车。但甲壳虫形汽车也有缺点，一是乘员活动空间狭小，二是对横风的不稳定性。
船型汽车
船型汽车采用了使汽车车室置于两轴之间的设计方法，从外型上看，整车像一只小船，称为船形汽车。福特公司1949年制造的福特V8型汽车就是船形汽车的代表。船形汽车无论从外形上还是从性能上来看都优于甲壳虫型汽车，并且较好地解决了甲壳虫型汽车对横风不稳定的问题。但是由于车的尾部过长，形成了阶梯状，高速行驶时会产生较强的空气涡流，影响了车速的提高。
鱼型汽车
为了 克服船型汽车的尾部过分向后伸出，在汽车高速行驶时会产生较强的空气涡流作用这一缺陷，人们又开发出像鱼的脊背的鱼型汽车。1952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别克牌轿车开创了鱼型汽车的时代。它基本上保留了船型汽车的长处。但是它也并非完美无缺。汽车后窗倾斜大，面积大，降低了车身的强度，车内温度高。汽车高速行驶时易产生很大的升力，升力使汽车与地面附着力减小，使汽车行驶稳定性和操纵稳定性降低。
楔型汽车
经过大量的探求和实验后，设计师找到了一种新型车——楔形。这种车型就是将车身整体向前方倾斜，车身后部就像刀切一样平直，这种车型能有效克服升力。第一次按楔型设计的汽车是1963年的司蒂倍克·啊本提轿车。楔型造型主要在赛车上得到广泛应用。如20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法拉利跑车，就是典型的楔型造型。
汽车外型演变的每一个时期都在不断地开拓着汽车新的造型，除了使汽车性能得以提升，同时也是汽车美学的发展。我们相信汽车的外型将越来越向着高性能、美观方向发展。

简述西方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当欧洲笼罩于基督教的黑暗之时，以伊斯兰为特征的阿拉伯帝国文明光芒璀璨，成就斐然。对于这种文明的地位，权威的科学史学家的评价是，纵向来看，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希腊、罗马）启后（文艺复兴）的作用；横向来看，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了解一些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西方学者曾广泛使用阿拉伯文，或受益于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文化，许多科学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语撰写的，帝国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因此，前西德历史学家赫伯特·格特沙尔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一书中写到：“全世界都感谢阿拉伯语在传播中世纪高度发展的阿拉伯科学知识方面所带来的媒体作用……如果没有阿拉伯语这个媒介，得到这些知识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会了解得那么早。”
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恢复他们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
而作者Robert Briffault在《构建人性》中则更加明确地说：“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现代的欧洲文明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是极其可能的；绝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他们，欧洲便不会扮演那么一种超越所有先前进步阶段角色。” “正是在阿拉伯与摩尔人文化的感召下……真正的文艺复兴才得以发生。正是西班牙而非意大利，成为欧洲再生的摇篮……”
居斯塔夫·勒朋旗帜鲜明地指出：“十字军战争不是导致学术进入欧洲的主要原因，而是通过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
他在《阿拉伯文明》一书中写道：“阿拉伯人迅速地创立了一种与以往的许多文化有着很大差异的新兴文明。由于他们良好的政策，使许多民族接受了他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连具有古老文明的埃及人、印度人也不例外，他们情愿地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和建筑艺术……”
《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作者、英国人斯坦利·莱恩·普尔说：“西班牙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近8个世纪里，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光辉典范——当欧洲其它地方呈现萧条的时候，这个国度的艺术、文学与科学一片繁荣。来自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求学者聚集在这里，汲取这些流淌在摩尔人的城市里的知识的甘泉。”历史上，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与格拉纳达的高等学府里，云集着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与犹太学生，他们如饥似渴地向穆斯林学者学习科学，然后又把所学到的知识在欧洲播散。以下引用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写给西班牙哈里发希沙姆三世（公元1027~1031年在位）的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请求允许派遣王族成员前往科尔多瓦大学学习。
“乔治二世——英国、高卢、瑞典及挪威的国王，致西班牙穆斯林国王哈里发希沙姆三世陛下：
我们已经获悉，贵国之科学、知识、技术与制造业甚为发达，故，鉴于我们的国家在此类方面之匮乏，及全然处于愚昧无知，我们希望获得良机，以使我们的青年人受益于贵方之成就。
我们期盼这种良机可以让我们跟随你们的脚步前进，并以知识照亮我们的人民。鄙侄女杜邦特公主及一些英国贵族女子，希望受惠于你们的学术机构（科尔多瓦大学——笔者注）。对您特许给予我们机会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致以敬意。
年轻的公主将为陛下晋献一份礼物。您若能够收下我们将倍感荣幸。
落款：您顺从的仆人，乔治”
西班牙穆斯林创建的大学也是后来一些欧洲早期的大学的模范，例如阿方索八世于公元1208年建立的帕伦西亚大学与弗雷德里克二世于公元1224年建立那不勒斯大学。
尽管基督教世界翻译穆斯林的科学著作在诸如巴塞罗纳、里昂或图卢兹等地进行，但是占据首要位置的无疑是西班牙的托莱多。这座从公元8世纪初至11世纪的3~4百年之间由摩尔人穆斯林治理的城市，开始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其声望尤其是在翻译工作大规模开展的12世纪以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的穆斯林科学著作应该有几百部以上。事实上，欧洲也因此而涌现出诸杰拉德、普拉托、阿德拉尔德、罗杰·贝肯、罗伯特·切斯特，以及荷尔曼等著名的翻译家。他们云集于此，如饥似渴地从事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在那些翻译家来到托莱多之前，那里甚至还出现了后来成为罗马教皇的吉伯特（公元940～1003年）的身影。]。《全球通史》也提到这些翻译家，它写到：“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来到托莱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获取穆斯林的科学知识。
自公元12世纪阿拉伯帝国学者的著作（和希腊、罗马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被大批译成拉丁语及其它欧洲语言以来，欧洲各大学将它们作为教科书长达几个世纪。
科学史告诉我们，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承前启后，独步中古。如果将《构建人性》加以引申，人们就会明确无误地看到，彼时其科学技术与文化水平代表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阿拉伯帝国文明在科学上多有建树，而且正是通过广大科学家与学者的创造性劳动，古代印度、希腊、波斯与罗马的科学巨著得以矫正并保存。
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从阿拉伯语书写的这些古代希腊与罗马巨著开始，点燃了复兴的火炬。如果没有崇尚科学的穆斯林的辛勤劳动，今天就不会有人看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了；因为中世纪笼罩在欧洲的基督教的黑暗几乎摧毁了一切古代希腊与罗马的科学文化典籍，尽管衰败的拜占廷可能剩下典籍中的片言只语。不要轻视阿拉伯帝国科学的作用——当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几乎完全隔绝欧洲通向东方的道路之时，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经由当时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往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而奠定今日科学基础的文艺复兴，正是始于欧洲的这些地方。
对此，Arnold和Guillaume编撰的《伊斯兰的遗产》有所佐证。该书写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映射着希腊的光芒，当希腊科学的白昼流逝，伊斯兰（医学与）科学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夜晚……因为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指引或引导了那场伟大的运动（文艺复兴），所以我们有理由宣称这种文明依然与我们同在。”
流传下来阿拉伯帝国科学的历史文稿有时是很粗略的，这使得一些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它的科学只不过是对希腊科学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前的一种保存。出现这种错觉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科学著作几乎都是以阿拉伯语书写的，而今天的科学编年史学家真正精通这种科学语言的已经不多了。另外，一些被翻译成拉丁语或其它语言的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已然很难分辨它们的渊源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模糊”处理。
但是，一些史学家力图歪曲史实，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只不过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点余光。”其实，这种蓄意抹杀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地位与成就的鼓噪，不是处于无知，就是缘于偏见。而事实是足以胜过诡辩的。
诸如Otto Neugebauer与Delambre之类所谓的学者甚至走的更远。例如在他们的报告里，伊斯兰天文学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穆斯林也从来不曾凝视过星空，尽管那时的繁星也是像今天一样俯瞰着大地。而Pierre Duhem的态度则可谓是滑稽可笑了。按着他的逻辑，中世纪的穆斯林在天文学方面同时身兼两重身份――一是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的暴徒，二是毫无建树地模仿希腊科学的抄写员。可是，一个抄写员如何能够眷抄一部已经投进烈焰的书稿？这就好比让Duhem先生用自己的脚掌抽自己的嘴巴一样困难。此类荒唐的逻辑也不乏追随者，他们甚至企图使人类的天文学由托勒密直接蛙跳到哥白尼，而这一步蛙跳几乎有1500年的距离。先后担任国英国欧文学院与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陶特说：“看到还有人相信，一个人能够从伯里克利或奥古斯都时代一步蛙跳到美第奇和路易14时代，这实在令人痛心……从头开始固然好，但是我们根本不能随意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跳跃过数百年，然后重新开始。”
现在来戳穿一个关于穆斯林征服者焚毁亚力山大图书馆的寓言故事，以便使“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这样的故事就此止步，也为让Duhem之类的“伪术士”在天真的读者面前被彻底揭去伪装的面皮。
居斯塔夫·勒朋的《阿拉伯文明》有这样一段文字：“所谓的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这样荒蛮的行为并不符合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道德准则。人们会产生这样的质疑――那些杰出的学者们长久以来怎么会相信这样一种传说？这种传说遭到我们这个时代唾弃，根本没有再去讨论必要了。没有什么事情比证明在伊斯兰征服世界以前，是基督徒自己焚毁了异教徒的书籍更容易了。”
奇怪的是，那些穆斯林征服时代或稍晚一些的、人才济济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人留下对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事件的片言只语的记载，倒是到了13世纪突然冒出3个人讲起这个故事，其中尤以一个人叫Ibnul al’Ibri（意思是“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经不起推敲。按照这位“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那些被焚烧的70万册书被亚力山大的4000座浴室当作燃料连续燃烧了半年的时间。但是，这种说法却出现了简单的算数问题――如果把按此人所说的70万册书分送到4000座浴室，那么每个浴室只能分到175本，而要想让这175本书连续焚烧半年，则每本书至少需要持续燃烧1天以上。况且多达70万册这一数量本身就是令人无法相信的。由此听众便有理由怀疑这个“犹太人的儿子”讲述的“寓言”故事的真实性了。事实上亚力山大图书馆倒真是被放了两次大火，一次在公元前48年，放火的是大名鼎鼎的朱利斯·恺撒的舰队，另一次在公元391年，适值罗马帝国狄奥多西统治时期。莫非“犹太人的儿子”以那两次放火为蓝本，杜撰了一个寓言故事？
约翰·威廉·德雷珀在《欧洲知识发展》一书中仗义执言说道：“欧洲文献故意系统性地抹杀穆斯林的科学成就，对此我不得不表示悲愤。但是我肯定，他们再也不会继续被隐瞒下去了。建立在宗教敌视与民族自负基础上的偏见永远都不会长久。”
在乔治·萨顿的《科学史导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些荣耀的名字足以让人们想起，在西方是没有同时代的人物能够与这些名字相匹敌的……加长由这些名字组成的豪华的名单也并不是困难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中世纪的科学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就把这些名字读给他听，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取得辉煌成就的——公元750~1100年。”
让我们回味一下乔治·萨顿的一句话的含义吧——“一个自以为是和虚伪的哲学家不可能理解伊斯兰的智慧，同样也应受到谴责。”
前文引用的文献作者皆为研究科学史的著名学者。另外，也有一些“大众化”人物所言亦可稽考。但愿这些政治家或政客不是不学无术、胡说八道。
《自然辩证法》一书指出：“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大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科学史的评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中说：“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西方音乐界及作曲界则忌讳“9”，因为贝多芬创作了举世闻名的9大交响曲后辞世。此后舒伯特、德沃夏克、威廉斯等名作曲家也都在写完9首交响曲后与世长辞。
有趣的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在写完八首交响乐，并为之编号后有意继续写，但又想逃过“9”字，就写了一首不编号的交响曲，果然安然无恙，但后来他又创作了一首交响乐，将之编号为9，不幸在尚未编写十号交响乐前就死了。
在日本，忌讳“9”字，是“9”的发音与“苦”相近

《香港电影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意义》

启蒙期(1896-1912)
香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入香港开始。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法国巴黎公映了《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这一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始」。
1896年初，路易．卢米埃尔的助手来了香港放映这些影片，而电影就是这样传入香港。自他离开后，香港电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动。当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派出一位电影摄影师到香港拍了一批纪录片：名为《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钖克炮兵团》。
这几部有新闻纪录的电影虽然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们称为「香港电影」。
从1896年到1903年，香港放映过一些很短的纪录片，每次放映十套以上。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有关报导是这样的：「现在中环街市对面，即同记办馆面前，准十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难》。
1907年，香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而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香港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烧鸭》，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在香港拍摄的一部默片谐剧。该片的导演梁少坡同为该片的主角，故事讲述一个小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烧鸭，却被警察捉住了。剧情十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烧鸭》虽在香港摄制，却并非香港电影公司的作品。该片出品人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香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因而催生了香港电影事业，而黎民伟更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征香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萌芽期(1913-1925)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香港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在1913年出产，编导是黎民伟、摄影师是罗永祥，主要演员是黎民伟和严珊珊。
黎民伟原为剧社的主持人，又怎样开始拍起电影来？原来他对电影一向很有兴趣，于是透过罗永祥的介绍，认识了路经香港的布拉斯基，他们商谈合作拍片成功，便由布拉斯基提供拍片所需的设备和基金，利用剧社的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和发行，拍成了《庄子试妻》一片。
　
《庄子试妻》改编自当时的粤剧《庄周蝴蝶梦》，取材于其中「扇坟」一段。剧情大意是：「庄子之妻，夫骨未寒，便有了新情人。为了讨好新欢，她不惜扰及死去不久的丈夫的坟墓。而这个新欢实则是庄子扮的，他只是诈死来考验他的妻子对他是否忠贞。」
《庄》片的主角是庄子之妻，由黎民伟反串演出。片中婢女一角由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饰演。严不仅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女演员，还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演员。
《庄》片利用阳光露天拍摄，香港实地取景，而片中人物都穿了民初的服装。本片更使用摄影特技，把庄子的鬼魂拍得忽隐忽现，加强戏剧效果。
这部电影创下不少香港电影纪录：
(一) 它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二) 第一部在外国公映的香港片；
(三) 第一部有电影女演员参演的香港电影；
(四) 也同时是第一部有特技摄影的香港电影。
黎民伟及其兄长海山、北海于1923年创办了香港第一间全由香港人投资创办的电影制片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他们并非为了名利，而是志在推动香港，以至中国的电影工业。
「民新」的成立为香港电影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在1923年出品了香港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又在1924年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培训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发掘有演戏潜质的人。
此外，「民新」还摄制了香港出产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于1924年，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军团警会操》以及1925年出产的《孙大总统东较场阅兵》等亦是「民新」的出品。
事实上，1924年至1925年，香港电影事业已渐渐成长，可惜受到25年6月的大罢工影响，刚萌芽的香港电影发展被迫中止了。 中止期(1925-1929)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理残杀中国人民，中国各地 追装展 、罢课，以示抗议。
同年6月，大陆的罢工热潮扩展到香港，香港电车工人及不少学生加入罢工、罢课的行列，而香港政府亦开始加以镇压。
当时香港人口不过六十多万人，但参加罢工的人数已高达廿五万，其中超过廿万更离开了香港到达广州。香港大罢工期间，每天都有商店倒闭，百业凋零，所有娱乐活动，包括电影放映一律停止。
受到工潮影响，「大汉」、「两仪」等电影公司被迫结业，「民新」、「光亚」分别迁往上海和广州。原本在香港工作的电影工业者，不少都到广州求发展，其中梁少坡（香港第一部正式电影《偷烧鸭》的主角）便在广州创设了「钻石影片公司」。这个现象令刚萌芽的香港电影事业夭折，却令广州的电影事业蓬勃一时。
1926年10月罢工结束，但香港电影事业仍然未能复苏起来，因为有实力的电影工作者都去了广州或上海发展。虽然期间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员，但这都是有名无实，直至1929年末，仍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生产过。
不过，大罢工期间，仍有人用「满天红银幕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及广州拍摄了29部新闻纪录短片。这些短片被剪辑成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命名为《香港时事画片》，并曾于香港的「九如坊新戏院」（位置约现时上环摩罗街附近）放映。
在这段香港电影业的中止期，唯一正式放映过的港产片是大罢工前出品的《从军梦》，而唯一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是「香港演员养成所」的成立，导师为香港电影的先躯者黎北海（黎民伟兄长）。
幸而，电影放映业到了1926年6月开始复苏起来。当时的电影院，除了以放映西片为主，亦放映过不少上海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公映的《薛平贵全集》。该片是第一部在美国摄制、由中国人主演的故事片。
1930年初，黎北海等创办了「香港影片公司」，制作出创业作《左慈戏曹》，香港才陆陆续续再有电影制片公司的成立，香港电影事业才见起色，得以复苏。 复苏、成长至被摧毁的香港电影(1930-1949)
1930年，香港的电影业随着黎北海（黎民伟兄长）创建「香港影片公司」而开始复苏。不过，真正令香港电影业站稳住脚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伟的上海「民新」与其他几间电影公司合并而成的「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可以说是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是战前中国最大的电影厂之一。
当全国一窝蜂地拍神怪武侠片时，它推出了一连串主题健康、风格清新的电影，包括第一部打进美国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人道》、第一部在外国得奖的中国电影《渔光曲》等等，不但改变了国外人士对中国电影的观感，更创造了中国电影的新浪潮。
为了培养人才，「联华」在1931年4月开办「演员养成所」，教授的课程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堪称一间「电影全科学校」。它培训了一批杰出的粤语片导演，如李铁、黄岱等，对香港电影贡献良多。
「联华」香港分厂一向都是拍默片，虽然当时有声电影兴起，创办人却不敢冒险。于是，第一部粤语有声片就由上海「天一电影厂」的汤晓丹执导拍成，这就是《白金龙》。
有声电影问世后，香港的电影公司纷纷拍摄有声片。1934年「联华」香港分厂解体，黎北海另创了香港第一家有声电影制片厂「中华」，并导演了一部局部有声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1934)。
与此同时，不少电影公司还依着传统，拍摄了不少默片，其中有「振业」出品的《呆佬拜寿》(1933)、「国联」出品的《落花飞絮》(1933，是在越南摄制的，字幕亦是越南文)。故此，1933年至1934年间，可说是默片与有声片共存的时期。
进入1935年，香港已没有默片生产，香港电影正式步进有声时代。
从1935年开始，香港的粤语片产量每年递增，从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过一倍。1935年，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香港生产了多部爱国电影，其中包括「大观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线》。该片由关文清执导，吴楚帆、李绮年主演，电影的主题鼓吹抗日救国。当时香港政府为怕开罪日本帝国主义，一切直接抗日的言论一概被禁。因此，《生命线》亦难逃被禁的命运，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禁映的电影。
1936年，社会教育片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这是由于中国政府当时正提倡「新生活运动」，及香港社会提倡的「反蓄婢运动」。邵醉翁执导的《广州－妇人》、《博爱》即属此类作品。
除了「社教片」之外，「爱国片」在同年增多了产量，包括关文清的《抵抗》、姜百合的《女间谍》等等。当然，故事片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也并未受过忽略。
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编导的《儿女债》一片，由林坤山、吴楚帆主演，影片以亲情为主题。
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的发生，香港抗日气氛高昂，因此电影工作者也纷纷开拍抗日爱国片，顿时间，「爱国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产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为「爱国片」，产量可谓惊人。
芸芸「爱国片」之中，由香港电影工作者集体编导、演出的《最后关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影片描述中国一班大学生对「国难当头」的觉醒。当时参与影片制作的全是义拍，可见电影工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团体合作的精神。
1938年，「爱国片」继续盛行，得奖的《血溅宝山城》是其中一个例子。同年香港第一部彩色电影《广州一妇人续集》、第一部功夫片《方世玉打擂台》及第一部国语片《貂蝉》亦相继出现了。随着《貂蝉》的出现，香港进入了粤语片与国语片并存的时期，国语片的产量渐多。
同年亦有九部粤剧电影出品，《女儿香》是南海十三郎自编自导之作，而马师曾的首本戏《贼王子》亦是当时重要的粤剧电影之一。
1939年秋，受到欧洲国家的战争所影响，1940年的港产片产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电影业陷入低潮。「大观电影厂」及其他电影设施被炸，大量的香港电影拷贝和底片也被烧毁或遗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残留至今。到1946年初，香港电影业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在这期间，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几部由日本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问世。由于战争期间造成的交通困难，当时大部份戏院放映的都是战前制作的粤语片。
战后初期，电影制片厂的数目较战前为少，「大中华」是其中一个较有规模的，因为它拥有李丽华、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导演朱石麟和吴祖光。1946年至1949年，「大中华」生产了34部国语片和8部粤语片，可惜到了1949年，产量却愈来愈少，被迫关门。
总括来说，日本入侵对香港电影业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香港电影经历了四年的停产，才在1946年上映了战后首部港产片《情陷》。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电影界很多左派人士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或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纷纷定居香港。故此，香港的国语电影业便愈来愈蓬勃，到了七十代初更达至高峰。
国粤语并存的成熟期(1950-1969)
香港电影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复兴，而在1949年以后渐趋蓬勃，不无原因。1949年后大批中国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经济理由纷纷南下，在香港设电影厂，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摄国、粤语片，使香港成为南中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电影中心。再加上五十年代中期，星、马电影势力过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欧电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遂令香港电影迈向成熟的雏型。
五、六十年代是国、粤语片起飞的时期，其中由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更是粤语片的盛产期。这段黄金时期粤语片有以下几个主流：
1、戏剧戏曲片
据估计，在五十年代每年就有200部 剧戏曲片问世，差不多每三部粤语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粤剧片，而在1958年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160部电影中，粤剧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粤剧片基本上制作费不高，电影技巧也不特别考究，因为大部份都沿用粤剧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节，其馀的排场做手都不严格。因此，这类戏曲大多被揶揄为「五日鲜」、「七日鲜」。当然其中也不乏制作认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经典，如《帝女花》(1959)、《紫钗记》(1959)、《李后主》(1968)等。而戏曲片的演员亦有不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薛觉先、林家声和 艳芬等等。
至于戏剧戏曲片为何会在五十年代大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战后粤剧发展蓬勃，进棚看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享受。至于一般市民只好听电台话剧或听粤曲，有见及此，电影公司便把大量经典戏剧拍成电影，让戏迷可以以低廉的戏票欣赏传统的戏剧戏曲。
2、文艺片
这时期的文艺片背景多为民国或当代，讲求戏剧结构，又或改编自中外文学、流行小说，或袭取荷里活通俗剧的故事模式。而提到这类环绕家庭伦理、男女之爱的文艺片，就不得不提粤语片电影公司中的佼佼者 : 联合电影有限公司「中联」。
「中联」创建于1952年，共生产了44部电影，出品了不少粤语片中的经典，如李铁的《危楼春晓》(1953)、《天长地久》(1955)、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传户晓的作品。
「中联」的21位精英，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导演李铁、吴回和十三位着名演员: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等等。
「中联」电影每每针对香港社会种种问题，批判上流大亨的伪善丑恶，带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层次。大概是因为过份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中联」渐渐跟时代脱节。到1967年，它也随着粤语片的息微而关闭，但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
3、古装武侠片
五十年代的古装武侠片大多以民间熟悉的侠义神怪故事为骨干，但武打场面并不讲求真实感，发展至后期(六十年代初、中期)日渐注重动作场面设计，大量加进了特技花款(如怪兽、怪人装扮和模型特技)、曹达华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这类古装武侠片，如《如来神掌》系列。
4、喜闹剧
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如新马师曾、邓寄尘主演的「两傻」系列。
以上各类型的粤语片虽然在电影美学角度上来说，艺术感略嫌粗糙，但论到能否带给观众共鸣，则可谓绰绰有馀，难怪这段时期，粤语片的产量可观，令粤剧片达至高峰期。
事实上，从1967至1969年，粤语片的产量仍高于国语片，只是到了69至70年，情况才开始扭转。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捩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制作大量高质电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不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鲜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国语片的热潮不独使国内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带到香港并使之流行起来，更创作了新派武侠片，包括改编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1959)。单在1963年，武侠片的产量已高达61部，而武侠片之中的代表作则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1966)及张彻的《独臂刀》(1967)。狄龙和王羽这些武打明星的出现，亦可视为七十年代李小龙冒起的前奏。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国、粤语片的确并存，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相容的。可是，随着国语片从1970年迅速发展，加上粤语片青黄不接，于70－71年间，国语片的产量多达116部，而粤语片只有22部；于71-72年间，国语片数量依然上升，反观粤语片却只剩一部，那是由邓丽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后的数年，国语片一直领导着香港电影市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六十年代末期，粤语片面对着国语片雄霸市场的威胁，但仍力求在戏种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顺势兴起，并造就了两位当时得令的年青人偶像- 舴挤己统 宝珠，电影界追捧偶像的热潮可说是由她们而起。
香港电影的求变期(1970-1979)
七十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捩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
承接六十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李翰祥、张彻及刘家良等等。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1970年的《龙虎门》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六十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七十年代初叱吒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运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中硫底柱。
由于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 :《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演员方面，成龙，洪金宝等也摆脱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贪玩的形象来亲近观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种，提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导演李翰祥从台湾返回香港东山再起，大拍风月绰头及骗术奇观电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骗术奇谭》，不但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新的一页，也象征着七十年代香港电影意识的转变-金钱至上、绰头化的风格抬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不过，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却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

科举制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1000字

中国的科举制度，大约滥觞于隋代，历经唐宋、元各朝发展，乃成为国家取士用人的正途。 到了明代，制度愈形缜密，并创出一套以羁糜牢笼儒生的八股制义文体，清代又因袭前明遗规，办理更为严苛。到了明代，制度愈形缜密，并创出一套以羁糜牢笼儒生的八股制义文体，清代又因袭前明遗规，办理更为严苛。 有人形容科举是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的人间炼狱，一点也不为过。有人形容科举是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的人间炼狱，一点也不为过。 清朝末年，海运大开，西洋文化随之而来，所谓「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辞，已经不合时宜，清廷就在光绪三十一年颁布了开办学堂、停止科举的诏令，于是上一年的「甲辰正科」，就成为科举制度的绝响了。清朝末年，海运大开，西洋文化随之而来，所谓「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辞，已经不合时宜，清廷就在光绪三十一年颁布了开办学堂、停止科举的诏令，于是上一年的「甲辰正科」，就成为科举制度的绝响了。

停止科举考试，迄今将近百年，当年曾身历其境的儒生，早已凋零殆尽，但社会上一些与科举有关的名词，仍常挂在人们的嘴边，甚至习俗上也会受到若干影响。停止科举考试，迄今将近百年，当年曾身历其境的儒生，早已凋零殆尽，但社会上一些与科举有关的名词，仍常挂在人们的嘴边，甚至习俗上也会受到若干影响。 当然时代在变，科举考试的一些弊病，无可否认的，在现代社会中仍改头换面，形成受人诟病的「新科举」，然而在没有更公平的方法之前，即使是几乎可与古代科举划上等号的各项考试，还会是许多人的梦魇。当然时代在变，科举考试的一些弊病，无可否认的，在现代社会中仍改头换面，形成受人诟病的「新科举」，然而在没有更公平的方法之前，即使是几乎可与古代科举划上等号的各项考试，还会是许多人的梦魇。

清代各府县儒学生员，俗称秀才，为科举制度上最基本的功名，有了秀才资格，才能参加省级的举人考试（乡试）。清代各府县儒学生员，俗称秀才，为科举制度上最基本的功名，有了秀才资格，才能参加省级的举人考试（乡试）。 秀才考试又称小试或童子试，每三年举行二次。秀才考试又称小试或童子试，每三年举行二次。 逢辰、戌、丑、未年，称为岁试，文武童生并考，逢寅、申、己、亥年，称为科试，只考文童生。逢辰、戌、丑、未年，称为岁试，文武童生并考，逢寅、申、己、亥年，称为科试，只考文童生。 每次的考试，都必须经过县试、府试、院试（学政）三个阶段，考生无论年纪多大，通称为「童生」，但考试时则分「已冠」（十六岁以上）、「未冠」（十五岁以下）两个层级出题。每次的考试，都必须经过县试、府试、院试（学政）三个阶段，考生无论年纪多大，通称为「童生」，但考试时则分「已冠」（十六岁以上）、「未冠」（十五岁以下）两个层级出题。 县试共考六场，俗称一考五覆，县试第一名称「县案首」，有一不成文规定，将来院试必取进为秀才。县试共考六场，俗称一考五复，县试第一名称「县案首」，有一不成文规定，将来院试必取进为秀才。

初进学的秀才，称为附生，附生升廪生，廪生升岁贡生（含恩贡生），都必须经过岁试，依次递补。初进学的秀才，称为附生，附生升廪生，廪生升岁贡生（含恩贡生），都必须经过岁试，依次递补。 廪生出贡，有一定年限，例如清初台湾府学是每年一贡，台湾、凤山、诸罗县学每二年一贡，彰化初设时四年一贡，到乾隆末才改二年一贡。廪生出贡，有一定年限，例如清初台湾府学是每年一贡，台湾、凤山、诸罗县学每二年一贡，彰化初设时四年一贡，到乾隆末才改二年一贡。 这些依序出贡的贡生，便称为「岁贡」，假如出贡的年份，朝廷恰有重大庆典或喜事，则这年的岁贡，便称「恩贡」，恩贡有一项岁贡所无的特权，即非有重罪，学政不能呈请革去科名。这些依序出贡的贡生，便称为「岁贡」，假如出贡的年份，朝廷恰有重大庆典或喜事，则这年的岁贡，便称「恩贡」，恩贡有一项岁贡所无的特权，即非有重罪，学政不能呈请革去科名。 正途出身的贡生，另有「拔贡」、「优贡」、「副贡」三种。正途出身的贡生，另有「拔贡」、「优贡」、「副贡」三种。 拔贡逢酉一选，也就是十二年考一次，优选者以小京官用，次选以教谕用。拔贡逢酉一选，也就是十二年考一次，优选者以小京官用，次选以教谕用。 至于优贡，则是由地方教官保举品学兼优生员，专案呈送学政会同巡抚考试，非常难得。至于优贡，则是由地方教官保举品学兼优生员，专案呈送学政会同巡抚考试，非常难得。 副贡是由乡试卷中，选取文极佳却因额满见遗，或极好卷中稍有瑕疵的落第者，称为副贡。副贡是由乡试卷中，选取文极佳却因额满见遗，或极好卷中稍有瑕疵的落第者，称为副贡。 正途五贡之外，又有「准贡」、「廪贡」、「增贡」、「附贡」、「例贡」等名目，都由捐纳而来，视其身分，而名目也不相同。正途五贡之外，又有「准贡」、「廪贡」、「增贡」、「附贡」、「例贡」等名目，都由捐纳而来，视其身分，而名目也不相同。

从前的举人考试，三年一科，正式的名称叫「乡试」，也雅称为「乙科」，考上的就是举人了。从前的举人考试，三年一科，正式的名称叫「乡试」，也雅称为「乙科」，考上的就是举人了。 乡试都在各省省会举行(每年秋八月)。乡试都在各省省会举行(每年秋八月)。 乡试的考场，称为「贡院」，每次须考三场，日各一场，共三日考完。乡试的考场，称为「贡院」，每次须考三场，日各一场，共三日考完。

通过了乡试的举人，紧接着就是明年二月在京师举行的会试。通过了乡试的举人，紧接着就是明年二月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会试和乡试相同，都是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为会试之年。会试和乡试相同，都是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为会试之年。 会试考试仍是三场，赴试的举子，都享受公费待遇，，公家应车船，称为「公车」。会试考试仍是三场，赴试的举子，都享受公费待遇，，公家应车船，称为「公车」。 中式会试，称为「贡士」，贡士第一名为「会元」，前十名为「元魁」，十一至二十名为「会魁」。中式会试，称为「贡士」，贡士第一名为「会元」，前十名为「元魁」，十一至二十名为「会魁」。 贡士要经过保和殿覆试，且列等，才有资格参加殿试。贡士要经过保和殿复试，且列等，才有资格参加殿试。 覆试的等第，将来作为进士甲第的依据。复试的等第，将来作为进士甲第的依据。 殿试也叫廷试，例于四月二十二日举行，地点仍是保和殿，殿试试卷写法有一定的格式，每份试卷，都须经八位读卷官阅过，最后拟定前十名进呈御览，钦定名次，一甲共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其他七名列入二甲。殿试也叫廷试，例于四月二十二日举行，地点仍是保和殿，殿试试卷写法有一定的格式，每份试卷，都须经八位读卷官阅过，最后拟定前十名进呈御览，钦定名次，一甲共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其他七名列入二甲。 新进士受职前，又须经过朝考，朝考分三等，一等第一名称「朝元」，之后核计覆试、殿设、朝考三者的等第授职，优者授翰林院庶吉士或庶吉士，俗称「馆选」。新进士受职前，又须经过朝考，朝考分三等，一等第一名称「朝元」，之后核计复试、殿设、朝考三者的等第授职，优者授翰林院庶吉士或庶吉士，俗称「馆选」。
武科考试武科考试

其次，附带略谈清代的武科考试，武科的应试阶段与科名，大抵与文科相同。其次，附带略谈清代的武科考试，武科的应试阶段与科名，大抵与文科相同。 如通过院试为武生员，武生员通过乡试为武举人，武举人通过会试、殿试为武进士，一甲的三鼎甲，也分别称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其他一切仪注，也都与文科无异。如通过院试为武生员，武生员通过乡试为武举人，武举人通过会试、殿试为武进士，一甲的三鼎甲，也分别称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其他一切仪注，也都与文科无异。 文武之间的差异，最主要在于武科没有廪生、贡生阶段，另外武举人直接应殿试，也忽略了贡士阶段，当然更没有翰林这项荣衔了。文武之间的差异，最主要在于武科没有廪生、贡生阶段，另外武举人直接应殿试，也忽略了贡士阶段，当然更没有翰林这项荣衔了。 武试，所考项目以武技为主，童试分内外场共三场，先考外场，第一场考马射，第二场先考步射，通过这后，再试硬弓，次试刀、石（技勇）。武试，所考项目以武技为主，童试分内外场共三场，先考外场，第一场考马射，第二场先考步射，通过这后，再试硬弓，次试刀、石（技勇）。 外场之后，接着考第三场，默写武经，但实际上考生多不识字，终至流于形式，或干脆请人代写，形同虚设。外场之后，接着考第三场，默写武经，但实际上考生多不识字，终至流于形式，或干脆请人代写，形同虚设。 武乡试、武会试、殿试，仍不出马步射、硬弓、刀、石范围，只是过程更为严苛而已。武乡试、武会试、殿试，仍不出马步射、硬弓、刀、石范围，只是过程更为严苛而已。

世界文化的发展历程

1、文学的繁荣
（1）浪漫主义文学：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启蒙思想家设想的“理性王国”深感失望，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社会情绪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在政治上反对封建制度，不再刻意突出人的理性，而是深入发掘人类的感情世界，通过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特点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创造风格上，以想象力丰富的构思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为主要特征。在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典型地表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歌颂了人世间的美、善和光明，鞭挞了丑、恶与黑暗。在英国，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鼓励人们为争取自由和理想而斗争。在德意志，诗人海涅在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里，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2）现实主义文学：19世纪30年代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现实主义文学兴起，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它关注社会问题，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深入剖析社会生活的本质，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罪恶。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展现了19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资本主义的“社会百科全书”。英国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等，通过对社会下层生活的描述，真实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在俄国，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等，都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名著。在北欧，丹麦安徒生在他的作品中同情弱者，嘲弄权贵；挪威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揭露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批判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现象，痛斥了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丑恶本质。
（3）20世纪的世界文学：20世纪早期，现实主义作家创造了大量优秀作品，如英国萧伯纳的《苹果车》、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深刻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表现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现代主义成为文学主流。现代主义文学强调集中表现自我；手法比较怪诞，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没有明显的理由；故事背景模糊不清，因果关系不明，语言风格悖离传统。美国作家海明威在继续进行现实主义创作的同时，也奉献了大量现代主义作品，代表作是《老人与海》。法国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现代主义文学荒诞派的典型。20世纪上半期，苏联文学高度繁荣。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具有很大的世界影响。20世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反映了反帝反殖和爱国主义精神。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鲁迅、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尼日利亚的索卡因等都有很大的世界影响。
二、美术的辉煌
（1）从新古典主义美术到浪漫主义美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处于大革命前后的剧烈动荡中。在资产阶级对古代希腊罗马英雄主义精神的追求中，新古典主义美术诞生了。它强调理性，往往以古代历史和现实重大事件为题材。在表现形式上，它突出理性，注重画面的严整与和谐。法国画家大卫是杰出的新古典主义美术画家。他的代表作有《马拉之死》《拿破仑加冕》等。它们表现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生动再现了这一时期法国重要的历史画面。法国画家安格尔的作品《泉》，充分展现了人体美与古典美的完满结合。人们对“理性王国”感到失望，寻求新的精神寄托。这种情绪反映在美术创作领域中，就产生了浪漫主义美术。它注重表现人的感情，运用鲜明色彩和奔放笔法，强调画面整体的完整和统一，但不拘泥于局部和细节的过分描绘和刻画。浪漫主义美术特别强调色彩的作用，使画面丰富多彩，辉煌瑰丽。19世纪前期，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代表作《自由引导人民》，典型表现了这一画派的风格特征。
（2）现实主义美术和印象画派：19世纪中期，兴起了注重表现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美术，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米勒和俄国的列宾等。米勒的代表作有《播种者》《拾穗者》等。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代表作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19世纪后半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批青年画家以“不关心主题思想”为宗旨，反抗保守陈腐的主题思想。他们借助当时光学领域的新成就，醉心于光和色的研究，强调捕捉光和色之下世界万物的“瞬间印象”，表现微妙的色彩变化。印象派因法国画家莫奈的作品《日出•印象》而得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象画派进一步发展，强烈主张个性的抒发。作品大多线条粗犷、形式夸张、色彩明快，富于装饰韵味。荷兰的凡高是这一时期印象画派的著名代表。凡高被称为“扑向太阳的画家”。他的作品《向日葵》让人感受到灼热阳光下的灿烂。法国画家塞尚擅长画静物，色彩反差强烈，立体感强，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
（3）现代主义美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巨大创伤；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快节奏加剧了人们的紧张感；科技的发展拓宽了艺术家认识世界的视野。美术家们开创的形形色色与传统美术迥然不同的新流派，统称为现代主义美术。它的主要特征是反传统和反理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自我感受”和“自我表现”，流露出艺术家愤怒、消极、悲观、失望等各式各样的复杂心理。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是最有影响的现代主义美术大师之一。他的作品《格尔尼卡》通过一系列变形的图案组合，控诉了法西斯德国空军轰炸西班牙城市格尔尼卡的罪行。二次大战后，现代主义美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当代欧美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人们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形式，会感到一时的新奇和刺激，也对到底什么是艺术产生了长久的迷惘。
3、音乐与影视艺术
（1）19世纪的音乐流派与杰作：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在欧洲兴起。它注重抒情性、自传性和个人心理刻画的形式，突出个人感受。到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音乐走向鼎盛时期。德意志音乐家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是连接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的桥梁。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还有奥地利的约翰•施特劳斯。他被誉为“圆舞曲之王”，作品旋律优美，节奏轻快，以《蓝色的多瑙河》最为著名。19世纪，欧洲的歌剧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意大利音乐家威尔第创作了歌剧《茶花女》等，他的作品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意识。法国歌剧家比才的作品《卡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浪漫主义色彩。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弘扬本民族特性的民族乐派。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民族乐派音乐兴起。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等是世界闻名的杰作。
（2）20世纪世界音乐的发展变化：20世纪，现代主义音乐兴起，轻松活泼，通俗易懂，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爵士乐，在一次大战后受到空前欢迎。二次大战后，以摇滚、蓝调和爵士等为代表的音乐更加通俗化，吸引了无数听众。新时代大众心理的变化，特别是青少年反叛精神的增长，使摇滚乐成为流行音乐的主流。20世纪50年代初，摇滚乐《围着时钟摇吧》对美国青少年造成巨大震撼。20世纪60年代，摇滚乐在美国更加火暴，出现了《时代在改变》等作品。英国的披头士乐队在西方也有很大影响。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和交通的日益便捷，日益繁荣的流行音乐活动改变着人类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各国间的音乐交流和交融日益增强，加深了对不同民族音乐的理解和尊重，推动着世界音乐的繁荣。
（3）影视艺术的产生与发展：19世纪晚期，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为电影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和物质基础。19世纪末．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制成兼有拍摄和放映功能的活动电影机。1895年底，他们首次向公众放映自已拍摄的电影短片，这标志着电影的诞生。20世纪初，美国人格里菲斯拍摄和导演了集故事性和艺术性于一身的电影作品，如《一个国家的诞生》等。但是最初的电影是黑白无声片，称为“默片”。这一时期，苏联电影事业迅速发展，拍摄了《波将金号战舰》等影片。1927年，美国首次拍摄成功有声音、有对白、有音乐和歌唱的有声影片，电影进入有声片时期。1935年，世界上第一部彩色电影《浮华世家》拍摄成功。二次大战后，宽银幕和立体声电影等相继问世。电影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广为流行的娱乐形式。有人称之为继诗歌、音乐、舞蹈、美术、建筑和戏剧之后人类创造的“第七艺术”。20世纪20年代中期，电视机出现。1929年，英国伦敦首次播送了电视节目；30年代播出世界上第一部电视剧。首次开办每天两小时的电视广播。30年代末，英国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已达两万户。40年代初，美国开始试播彩色电视节目。二次大战后，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电视进人大规模的普及运用阶段：电视节目从直播发展到实况录像转播，从多路传播发展到卫星传播。电视节日的内容极为丰富，电视传播覆盖范围十分广泛。有人把电视艺术称为艺术大家庭的“第八艺术”。影视艺术既反映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又直接敏锐地回应、影响文明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变化，满足人们各式各样的审美需要和精神追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刻和广泛。

简述自动化的发展历程。

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自动化技术形成、局部自动化和综合自动化三个时期。
社会的需要是自动化技术发展的动力。自动化技术是紧密围绕着生产、军事设备的控制以及航空航天工业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788年，J.瓦特为了解决工业生产中提出的蒸汽机的速度控制问题，把离心式调速器与蒸汽机的阀门连接起来，构成蒸汽机转速调节系统，使蒸汽机变为既安全又实用的动力装置。瓦特的这项发明开创了自动调节装置的研究和应用。在解决随之出现的自动调节装置的稳定性的过程中，数学家提出了判定系统稳定性的判据，积累了设计和使用自动调节器的经验。
20世纪40年代是自动化技术和理论形成的关键时期，一批科学家为了解决军事上提出的火炮控制、鱼雷导航、飞机导航等技术问题，逐步形成了以分析和设计单变量控制系统为主要内容的经典控制理论与方法。机械、电气和电子技术的发展为生产自动化提供了技术手段。1946年，美国福特公司的机械工程师D.S.哈德首先提出用自动化一词来描述生产过程的自动操作。1947年建立第一个生产自动化研究部门。1952年J.迪博尔德第一本以自动化命名的《自动化》一书出版,他认为“自动化是分析、组织和控制生产过程的手段“。实际上,自动化是将自动控制用于生产过程的结果。50年代以后，自动控制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一种重要手段开始推广应用。它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形成了机械制造自动化；在石油、化工、冶金等连续生产过程中应用，对大规模的生产设备进行控制和管理，形成了过程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的推广和应用，使自动控制与信息处理相结合，出现了业务管理自动化。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大量的工程实践，尤其是航天技术的发展，涉及大量的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的最优控制问题，用经典的控制理论已难于解决，于是产生了以极大值原理、动态规划和状态空间法等为核心的现代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提供了满足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控制手段，保证了其后的若干空间计划（如导弹的制导、航天器的控制）的实施。控制工作者从过去那种只依据传递函数来考虑控制系统的输入输出关系，过渡到用状态空间法来考虑系统内部结构，是控制工作者对控制系统规律认识的一个飞跃。
6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控制理论在自动化中的应用，特别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产生一些新的控制方法和结构,如自适应和随机控制、系统辨识、微分对策、分布参数系统等。与此同时，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也发展起来，出现了智能机器人和专家系统。现代控制理论和电子计算机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使生产过程控制和管理向综合最优化发展。
70年代中期，自动化的应用开始面向大规模、复杂的系统，如大型电力系统、交通运输系统、钢铁联合企业、国民经济系统等，它不仅要求对现有系统进行最优控制和管理，而且还要对未来系统进行最优筹划和设计，运用现代控制理论方法已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于是出现了大系统理论与方法。8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管理自动化取得较大进步，出现了管理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决策支持系统。与此同时，人类开始综合利用传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系统控制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新方法来解决所面临的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医疗自动化、农业自动化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研制出柔性制造系统、决策支持系统、智能机器人和专家系统等高级自动化系统。
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历史是一部人类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延伸和扩展器官功能的历史，自动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结晶，它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的综合作用。

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早在20世纪80年代，企业文化就在国有企业界火了一阵子，虽然国有企业界对企业文化关注较多，但很多企业领导与员工对企业文化的概念仍然十分模糊。许多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停留在低水平的封闭型企业文化阶段，其“企业文化”常被单纯地认为是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或者将企业职工的文体活动代替“企业文化”。也有的国有企业把“企业文化”仅仅表现在一些大同小异的口号和标语上面，或规章制度及企业标志上面，没有真正体现出企业员工所追求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等深厚内涵，没有真正发掘出企业员工中蕴藏的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力量。
国有企业文化的真正内涵是一种经济文化
国有企业文化从形式上讲，它属于思想范畴的概念；从内容上讲，它反映了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的价值理念，是企业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在人的价值理念上的反映；从性质上讲，它不只是一般信奉或者倡导的价值理念，而是企业必须要执行的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从属性上看，它是企业的价值理念，也就是企业的灵魂；从作用上看，它注重解决企业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作为包装企业的价值理念存在，它不是宣传企业的价值理念，而是要解决企业问题的价值理念。国有企业文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它文化形态的内容，国有企业文化是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学的内容，其真正内涵是一种经济文化。纵观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方法，规范分析多于实证分析，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文化缺乏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根据。但是，企业文化建设是市场经济运行，企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企业文化是影响和决定企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力，正如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贾春峰所说：“我们常说企业文化是一种力，那么这个力有多大？这个力表现在哪些方面？从国内外一些企业文化搞得好的企业来看，企业文化力，首先是凝聚力，第二是激励力，第三是约束力，第四是导向力，第五是纽带力，第六是辐射力。”可见，企业文化不仅是一种经济文化，而且是一种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
新时期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要与时俱进，才能不断提高和增强竞争力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文化，与其它群体文化迥然不同，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且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机结合的一种最为积极活跃的群体文化。可以这样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谋求生存发展，而推出的“以人为本”的凸显人文关怀的经济管理模式，既是对传统的“以物为本”的管理经济理念的变革，也是对单纯地以经济为手段管理经济的超越。为此，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要与时俱进，才能不断提高和增加竞争力。
首先，国有企业文化建设要科学地确定企业文化的内容。国有企业文化的内容既不是简单的“企业”+“文化”，也不是复杂到“企业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国有企业文化内容往往具有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如不同企业的价值理念绝不会完全相同。同一企业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企业文化也不尽相同，可见企业文化的内容不能简单的“复制”与“克隆”，所以，国有企业要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正确把握企业文化的共性与特殊性，科学的确定企业文化内容。
其次，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文化的渐进性，结合国有企业的目标和任务考虑国有企业文化的模式。世界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企业文化是一种动态的经济文化，尤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必须是潜移默化，长久不断充实发展和在认同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建设。只有这样，国有企业才能最终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文化。
建设企业文化首先就要冲出陈旧观念，习惯及制度的束缚。企业文化要保持先进性，只有把握其本质，与时俱进。国有企业进行企业文化的建设主要任务就是培育创新型的企业文化。这就是说国有企业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文化的渐进性，结合企业的未来目标和任务考虑企业文化的模式。
第三，根据国有企业的内部现实条件和外部客观环境，形成国有企业的共性文化与个性文化。企业文化的建设具有共性，即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给企业提供实现其目标的土壤，企业文化建设主要侧重在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行为方式等方面。同时，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中，企业文化的特征又不相同。国有企业要博采众长，因企而宜，其中尤其要重视企业文化的个性发展，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风格。
国有企业要有战略观念，持之以恒建设国有企业文化
在激烈变化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中，国有企业为谋求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要不断强化以下发展战略观念：
①市场观念。市场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必须树立起现代市场观念，坚持一切为了客户的思想，敏锐地把握市场脉搏，以富有独创性的生产经营占领市场。
②效益观念。市场经济是一种要求企业自负盈亏的经济形态，国有企业的投入和产出都必须经过经济核算，这要求协调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并维护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源消耗，创造最佳效益。同时，不仅单纯追求最低的创造成本，更要力求使产品制造成本与使用成本之和达到最优化。
③竞争观念。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普遍的自然法则，也是市场的竞争规律。在日趋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国有企业必须树立起公平竞争，合法竞争的竞争观念。在21世纪，传统的质量竞争、价格竞争也越来越多地被崭新的人才竞争、速度竞争、时间竞争等竞争形式所取代。因此，国有企业必须在竞争观念的指导下，率领全体员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发展。
④信息观念。信息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之一，具有传播性、反馈性和时效性等特点。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信息业也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激烈竞争的焦点，只有那些对信息具有敏锐洞察力，迅速应变力的国有企业才能担负起在现代竞争和未来竞争中获胜的历史使命。
⑤人才观念。人力资源是国有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如何获取、保留优秀人才，做到以人为本是国有企业战略发展中必须思考和重视的重要问题。
⑥信誉观念。信誉是国有企业在社会上所享有的声望，具体包括产品信誉和社会信誉。信誉至上，是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国有企业战略观念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⑦服务观念。国有企业必须树立“大经济”的全面服务观念，包括售前服务、售中服务、售后服务在内的完整的、全面的超值服务观念。
国有企业不仅要积极强化以上发展战略观念，还要从以下方面积极探索，持之以恒地不断建设和创新国有企业文化：
第一，突出重点，塑造灵魂。企业文化其理论博大精深，其内容丰富多彩，但其最深奥、最具魅力的内容是企业理念和企业精神，它们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因此，要精心提炼出最适合本企业发展、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企业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并加以确立和塑造。
第二，广泛宣传，形成共识。国有企业要着眼企业发展战略，让企业文化的价值理念被企业全体员工所共享，就必须在本企业范围内广泛宣传倡导，形成共识，贯彻落实。
第三，领导带头，身体力行。国有企业领导者是国有企业文化的龙头，要塑造和维护国有企业的共同价值观，领导本身就得成为这种价值观的化身，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全体成员灌输这种价值观。领导者要充分发挥倡导作用、典范作用、推动作用、创新作用，既要注重对国有企业文化的总结塑造、宣传倡导。也要表率示范，在每一项具体工作中都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并不断创新。
第四，完善制度，体制保证。企业文化是一种软硬结合的“管理技巧”。在建设国有企业文化时应软硬兼施，相辅相成。在培育企业员工整体价值观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完善必要的规章制度，使员工既有价值观的导向，又有制度化的规范。同时，在建设国有企业文化时，要调整好企业内部的组织机构，建立和形成文化建设所要求的组织体系，并去实践不断变革、完善。
第五，树立榜样，典型引导。发挥榜样的作用是建设国有企业文化的一种重要有效的方法。把那些最能体现价值观念的个人和集体树为典型，大张旗鼓进行宣传、表彰，并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激励方法，将有利于优秀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第六，加强培训，提高素质。要对企业文化进行系统性探讨研究，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和思想熏陶，始终把企业精神的塑造和弘扬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企业员工基本素质，是建设国有企业文化的基础保证。
第七，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新时期国有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保持企业文化的先进性，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文化体系。人类已跨入一个全球整合的时代，即全球一体，全球沟通和全球竞争的时代。这给新时期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要求：
一是精心设计国有企业文化内容，充分认识国有企业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作用，不断实现企业文化提升。这要求国有企业对每个发展时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价值观进行整合，从正确、全面理解把握和不断创新企业文化的角度出发，精心提炼出适合本企业发展的企业精神、企业宗旨、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经营战略等价值理念，并迅速转变成企业全体员工的共识，化为企业员工的自觉行为，贯彻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中去，大力抓好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才能不断提升国有企业文化竞争力，最终推动国有企业价值与员工个人价值的共同实现。
二是建立学习型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文化发展后劲。在知识经济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要想在当今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就要不断学习，及时了解全球各方面的新信息，学习层出不穷的新知识。建立学习型国有企业，培养整个企业的学习气氛，才能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思维能力，建立起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横向网络式的、符合人情的、能持续创新发展的国有企业文化。
三是国有企业要重视中外企业文化冲突，建设“合金”企业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外企业文化相互融合，优势互补，成就一种“合金”企业文化已是企业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国有企业为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要自觉地借鉴中外优秀的企业文化，因企制宜，为我所用，不断创新，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建设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有企业个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文化。

闽南文化的发展历程

介绍个闽南文化网
里面各类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