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航海家 中国古代有哪些航海家

中国古代有哪些航海家  

中国古代航海家有：郑和，杨氏三代，郑芝龙，王直等。

中国曾经有过很多航海家，中国古代先进的造船技术、海图和大量的古代贸易记录都可以作为证据。

但是，唯一永垂史册的航海家就是郑和，郑和成为了中国古代航海的标志。

其他的大量航海家，都没有被历史所记住，这些伟大的名字连同中国的航海文明被传统文化、黄土文化、农耕文化所扼杀、所掩盖。

中国古代从事航海事业的，无非是三类人：外交使节、海商和海盗。

其中海商是航海的主力，他们才具有真正永不枯竭的动力去进行航海事业，去探索海洋，提升航海技术。

遗憾的是，这些海商的名字和事迹几乎没有被记录和留存下来，当时也没有“福布斯”排行榜，我们只能通过政府的关税和贸易记录去想象这些人的富裕。

中国一定有过很多富可敌国的海商，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宋元时期出现的“中国大航海时代”。

在宋代，政府对于航海贸易的鼓励，和现在地方政府搞招商引资的劲头不相上下。

到了元代，政府更派出使节前往海外，进行招诱贸易的活动，颇有现在商务代表团的意味。

在当时，海上贸易属于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仅修造可以进行远洋航行的海船一项，对于普通商户就无法承受，这个问题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办法，最后竟是被骑马打天下的元朝人解决了，他们设计出一种“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官本船”制度。

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七分，所易人得其三。”现在看来这种政策都是十分先进的，政府不仅出船还出钱，承担了主要的经营风险，然后收取利润的七成。

在这样的优惠政策下，中国为数不多被历史记录的海商家族“杨氏三代”出现了。

祖父杨发曾任南宋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等职，元灭宋后，杨发降元，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这件事在《元史》中有记载。

杨发的儿子杨梓开始亦官亦商的生涯，有点儿像后世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真正将生意做大的是杨梓的次子杨枢，杨枢19岁便成为了官本船的代理人，主要前往波斯湾一带从事贸易活动，当时波斯属于伊利汗国的范围。

元朝至元年间，伊利汗国第四代王因王后病故，特向元朝皇帝忽必烈请求补选一位王妃，忽必烈遂选阔阔真公主跟随杨枢的“官本船”前往伊利汗国，后来伊利汗国派往元朝答谢的使节，也是搭载杨枢的船。

元帝国和周边的四大汗国基本都是一家人，这一层关系使得元朝政府在对外交往上比较宽容，反正就是自己家人。

从现在的记录来看，杨枢不仅承担过运送外交使节的任务，自己也帮助政府做过很多外交的工作。

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和杨枢作为一个海商关系不大，但是对于他被历史记录下来，却关系巨大，若不是他祖父曾经做过官，若不是他和元朝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杨枢也会像他所积累的那些巨额财富一样，早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不是宗教信仰强烈的民族，中国人的信仰是历史，中国人相信，那些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帝王将相、孝子烈妇可以永垂不朽，除去政治人物之外，能够享受到这一待遇的，只剩下文学家。

杨枢的事业之所以现在能了解得比较清楚，是因为元代的文学家黄溍曾为杨枢写过一篇墓志铭，其全文收入《四库全书》。

这篇墓志铭成为我们了解元代航海家的重要文献，可惜的是里面主要记载了杨枢和政府的亲密关系，而不是他的航海事业。

在元代，中国海商的远洋帆影已经出现在波斯湾、红海和东部非洲，他们为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做好了一切航海技术上的准备。

航海最重要的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这些航海经验都是靠着一代一代的航海家用生命换取的，钱多和船多对于航海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郑和踩着元代这些远洋巨人的肩膀完成了一项伟业。

但是，巨人被忘掉了。

郑和是一条分界线，郑和之前航海家的主体是海商；郑和之后航海家的主体变成了“海盗”，这些海盗又和“倭寇”这个词纠结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

中国历史上出过两个最有势力的海盗：王直和郑芝龙。

这两个人有非常多相似之处，都是发迹于日本，都曾经控制过大面积的海域，最后都被政府诱骗然后招安，两人先后相隔100年，却连结局也十分类似。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初，王直派人传话给明政府，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并协助剿除其他海盗，只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当时负责剿灭王直的浙江总督胡宗宪故意制造出一种双方议和的气氛，将王直诱捕，并于三年后将其处死。

将近100年后的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降清的明臣洪承畴向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提出招降郑芝龙的建议。

六月，郑芝龙得到贝勒的书信，决意降清。

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月初三日，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11人被清廷杀于北京柴市。

中国的文化无法记住那些真正的航海家，被禁锢在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也无法真正走向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