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议程设置理论在西方学术语境中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在西方学术语境中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  

最早对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所注意是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其《公众舆论》一书被认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之作。

李普曼认为，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主要是靠大众传媒来建构的，而舆论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应，而是针对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

伯纳德·科恩(BemardCohen)对此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媒体在告诉读者怎样想这一点上大都不怎么成功，但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 最终标志着议程设置作为崭新的传播学理论的诞生，是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对1968年美国大选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展开的实证调查研究，即著名的查普希尔研究。

通过对媒介报道议题的内容分析和对公众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在公众的议程和媒介的议程中，议题的排序有很强的相关性，即媒介突出强调的议题会直接影响受众对议题重要性的认知和排序，麦考姆斯和肖将这种媒介议程的显著度向公众议程的显著度的转移命名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作用。

麦考姆斯和肖的这项研究不但验证了前人对议程设置假说的猜想，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传播学研究方向，而且发起了一种造福后人的研究传统：把对大众传媒的内容分析与对公众的民意调查结合起来。

议程设置理论提出后，得到了许多规模更大、涉及问题更多的验证。

议程建构是议程设置理论的重要补充，由兰和兰(Lang,G.E and K. Lang)在1983年提出，他们在研究“水门事件”时期的报纸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媒介、公众与政府在议程设置过程上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一过程被他们称为议程建构(agenda building)。

罗杰斯与迪灵基于(Everett M. Rogers and James W. Dearing)媒介议程(mediaagenda)、公众议程(publicagenda)、政策议程(policyagenda)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议程设置过程”(agenda setting process)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议程设置过程是不同议程的倡导者为获取媒体专业人员、公众和政策制定精英的关注而不断展开的竞争。

在互联网登上历史舞台、传播环境开始产生变化之时，麦库姆斯、唐纳德·肖、戴维·韦弗、布拉德利·哈姆等在1999年首次提出“议题融合论”。